伊利.曼佐的新片要上市了,翻出舊文再複習五色人生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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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店具備疏離與集散的性質,在現實上提供客舟旅人暫歇的所在,也在文學上使異鄉與家鄉交錯成為永世為居的母題。李白在春夜華宴中感嘆「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春夜宴桃李園序》);杜甫透過旅店窗帷窺望人生際遇、文學事業與大塊浮沉,而沉吟出:「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旅夜書懷〉),俱是旅店孵育的詩情,也應看做旅店對文學以及人類文明的恩賜。
旅店人來人往,音訊互通,傳說紛紜,也使它早早就成為一個百態併陳的絕佳舞台、觀照人生的頂好包廂。有關旅店的書寫,千姿百態,直如三教九流寄宿者之多樣。其中有一類是以旅店做為故事的集散地。喬叟的《坎特伯里故事》由旅店主人訂下說故事比賽的規則,要求旅客講演往返路上有關騎士、寓言、聖徒、商人、男女啟示等等的故事,結果一發不可收拾,幾十幅揭示俗世底層的現世景觀,成為旅店文學的集大成,也成為英國文學史的發端之一。
藉由旅店的疏離與集散力量,讀者觀照文學史時,當會發現有一道以旅店做為存放現實與夢幻、反抗某種中心意識的線索。例如《坎特伯里故事》中本來離散的故事,集合起來看就成了一股衝撞教條聖規的力量;又如雨果的《悲慘世界》,學生從酒館開始起義搞革命;莫泊桑的《脂肪球》嚴諷羈留諾曼地旅店的流亡者欺負弱女的「愛國主義」。卡夫卡的《城堡》從一面看是城堡的壓迫與旅店的順從兩者之間的拉拒關係,而旅店無疑又是土地測量員K探索真相的入口,K也正是與旅店女接待員弗麗達,在櫃台後頭點燃這場艱苦戰役的火種。換句話說,旅店顯然擁有一種制高點的優勢,視野寬闊的優秀作家都難免受它磁吸,並以它起造對抗現實的根據地。
更靠近一些。定居法國的當代摩洛哥作家達哈?班?哲倫的《窮人客棧》,深入流離移民的城市角落,寫一位原住馬拉卡什的疲憊教授在前往那波里尋愛及寫作過程中,偶遇住在客棧地下室改宗回教的猶太老婦人,親見老婦人和她蒐集的顱骨張口述說繁繁複複故事,呈現出非洲與歐洲文化交織難解的命運與現實。經由這些有時燦麗、有時萎凋,如玫瑰般繁複的故事,作者將「客棧」比喻為「象徵事實真相的古蹟」,一處供心靈的流放者擱淺與下載故事,並在其中找到愛的夢想與真理的港口。
薩拉馬戈的《里卡多?雷伊斯死亡之年》(The Year of the Death of Ricardo Reis)述說逃離獨裁政權迫害,流放巴西多年的詩人醫生雷伊斯,因報上刊載葡萄牙詩人佩索亞的死訊,而返回里斯本探尋城市的變遷與恐怖歷史的記憶。在寄寓的旅店內外,故鄉與異鄉之間形成一種奇特的鏡像關係,雷伊斯與佩索亞的鬼魂幾度相逢,交換關於生的喟嘆與死的智慧,同時也發展了一段讓他在依賴旅店女侍莉迪雅和迷戀一位旅店常客之女瑪芊妲之間,矛盾且終歸虛無的黃昏之戀。
英國作家D. M. Thomas的小說《白色旅店》敷演佛洛伊德與患有精神官能症的女病人安娜女士─麗莎─的互動,並藉分析「白色旅店」的相關文本與敘述,探討夢境與變形、記憶與創傷、盲昧的死亡本能與愛欲本能的關連。安娜在莫札特歌劇《唐?喬凡尼》的樂譜上筆記了一長串自己的詩歌,甚至發展成一部以「白色旅店」為背景的「小說」,一幕又一幕高強度的性愛與死亡交錯的儀式在其中掙脫了一切束縛而百無禁忌的上演,幾乎襲奪、顛覆了歌劇原本懲誡色慾的命意。
這些大大小小的旅店故事,多半係藉客人之口述說人生,也多半是知識份子的諷世託喻。相對而言,捷克作家赫拉巴爾的《我曾服侍過英國國王》雖是旅店酒館聽來故事的集成之一,卻是透過旅店服務人員的眼睛,從底層去觀看世界。其中旅店的老闆、領班、廚師、服務生、會計都躍上舞台,演出屬於自己的戲碼,甚至旅店本身也彷彿以自己的主體參與演出,而有著自身的生死興衰。旅店小說到了赫拉巴爾手上,算是在旅客、旅店、旅店服務人員及其外在環境等相關因素之間取得了平衡,做為象徵的旅店也因為豐實的肌理而取得了現實主義的基礎。
或許是由於赫拉巴爾長期浸泡酒館人生,以及與無數旅館服務人員深度交往(他的夫人即是旅地的會計)的經驗,也或許是自《好兵帥克》傳承下來的捷克幽默傳統,赫拉巴爾突顯了以服務為業的旅店及其工作人員自身的面向與性格。《我曾服侍過英國國王》固然表現了小服務生蒂蒂爾力爭躋身上流、實現夢想的奮鬥毅力,但對於大環境的變遷,作者基本上是採取了一種接受(幻象般的)現實更多於反抗現實的態度──儘管這種接受深含無奈與嘲諷的意味,就像小說末尾,蒂蒂爾被發配偏遠山區養護道路時,每修一段路就被蔓生的雜草和土石流淹沒一樣,徒然,但也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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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儘管旅店還沒有被特別運用做為小說家述說故事的背景,但另一種由真正的旅店從業人員所寫的故事卻已經悄悄登佔書架一隅。這些職場書寫的故事,也許不若小說強調諷喻和戲劇性、不若小說涉及歷史文化的大場域,但執業人員從自家內部看世界,也看職場內部生命的立足點,又比旁觀的小說家之言多了幾分可信度。如果說小說可以曲盡人生,這些職場書寫就是讀者可以持之應證小說的放大鏡。
例如,在前亞都麗緻飯店總經理蘇國垚記述其飯店生涯的《意外的貴人》和教戰旅館經營的《位位出冠軍》兩書中,就不難發現,赫拉巴爾筆下旅館承辦國宴的精細與氣派、逐利急色的商客、行騙天下的騙徒、不堪一觸即翻身現形的官爺嘴臉、與旅店上下成為知交的常客、飯店特殊的管理與經營模式、基於精準的識人而提供相應的服務、服務生與領班的親密情感、以及臨危相助的貴人……等等情節與角色,原來都實有其事。
另一本由遠東飯店前公關副理迷些路執筆的內部觀察文集《直擊五星級飯店》(明日工作室),以生動有趣的筆調帶領讀者穿過五星級華麗門廊,探查飯店基層員工如何餐飲、作息,以及飯店如何應對媒體、處理顧客的抱怨與特殊要求、推出應時餐點等等作業,也保證忠實地反映了飯店的生態。作者極精妙地觀察到:「飯店好似碧波上的美麗水鳥,看似一派悠閒,但水面下的雙腳卻是划動不停;又好比大海上的豪華客輪,水晶吊燈下舞影繽紛,而船艙底下是鍋鑪轆鹿、機房引擎噪音不絕。」精準而具動態的闢喻,相信就連與旅店相處了大半生的赫拉巴爾都會點頭稱是。
此外,長年擔任飯店駐診醫師的林青穀,在《我是個應召醫師》記述那些在飯店遭逢身心病痛客人的故事,以及飯店的應急之道,補充了飯店人生的另一個側面。在說故事之餘,林青穀還特別為住飯店及出國旅遊的旅客提供了若干必要的「叮嚀」;蘇國垚也在書中主文之外,另闢小視窗說明與飯店相關的一些小概念,甚至日本漫畫《飯店女公關》裡的女主角,都具體表現出飯店從業員對顧客有求必應且無微不至的服務精神。
對方興未艾的職場書寫來說,飯店業的這些寫作,應該算是小有成就。薩拉馬戈在《里卡多?雷伊斯死亡之年》中曾細寫飯店經理協助卸載客人行李時的細小動作,為具有象徵意味的「放置礎石」,也曾讚揚細心照看顧客的飯店經理為「上帝的副手」。國內這幾本飯店書也都可以證明薩拉馬戈所言不假,同時更說明了,現實的旅店雖然少了對抗現實的力道,但其服務人員多了接受現實以及豐富現實的用心。如果借赫拉巴爾的小說之名,將他/她們形容為「底層的珍珠」,不也合宜?可以期待的是,終有一天這些「底層珍珠」,透過他(她)們在場的眼睛、細緻的心和與敏捷的手,將能把種種人間過客的「逆旅」景觀,灌溉給文學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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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赫拉巴爾的《我服侍過英國國王》和蘇國垚的《意外的貴人》可資互參的地方,還可以再說得更細些。
《我服侍過英國國王》儘管呈現了旅店人生虛空的調性,但赫拉巴爾仍留下相當的空間給正面積極的要素,讀者在領略浮世電幻的終局之餘,也應該不忽視立在他幽默的憂傷後面,仍有溫柔敦厚的身形。巴黎飯店的領班斯克希萬涅克所代表的典雅文化與專業價值,以及寧靜旅館具社會主義傾向的同事茲登涅克所代表的樂善好施精神,便是其中兩項。兩者俱是導引蒂蒂爾成長,給予參考的座標,同時也是足與三大男高音相交心的蘇國垚在經營旅館時一再標舉的重要品質。
「我服侍過英國國王」指的是布拉格的巴黎飯店裡一位閱歷豐富的白髮領班斯克希萬涅克先生。在蒂蒂爾眼中,他是一位最值得尊敬、追隨的前輩,赫拉巴爾賦予他一種領航者的氣勢,當他站著觀看四方,「彷彿在檢閱千軍萬馬或者在瞭望台上,在一艘海輪上欣賞美麗的風光;又好像什麼也沒瞭望,因為每一個客人的每一個動作都能讓他立即明白,他需要什麼。」他代表一種旅館服務的專業精神與尊榮,蒂蒂爾畢生仰慕、追隨的境界。
這種專業的地位,赫拉巴爾的小說以「服侍過英國國王」的說法來表達,而記述蘇國垚二十年飯店經營故事的企管書則顯示,那種體貼、沉著的態度,事實上是經營者給予的制度性訓練以及個別服務員反覆用心體會每一位上門顧客的需求才能獲致的素養。
在台灣力求推動服務業發展的現階段,旅館業這種提供精細、優雅服務的專業價值,適為提升服務品質最需灌注養成的質素。根據蘇國垚的觀察,旅館服務的層次也會與當地生活及文化水平相關,因此,至少這兩本書所推崇的專業服務文化,就值得有心導向及從事服務者拾來看看。
飯店在國家的層次也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我服侍過英國國王》以一段諧擬的情節述說飯店參與國家的情報工作,也以更誇張的方式表現精細安排的國宴在飯店與來客的國家廚師團隊合作之下賓主盡歡的盛大場面。而透過蘇國垚的現身說法,讀者也當可進一步瞭解到,由飯店的廚師組成的團隊實際上更常在國界之外進行文化交流、締結友誼。
茲登涅克在小說裡是另一個主人翁蒂蒂爾同在的夥伴。他有財則散,常與村鄰飲酒作樂,組織樂隊,即便是在森林中遇見精神病患對著空樹林吹哨當足球裁判的古怪場面,也毫不猶豫地下海參一腳。一如在《嚴密監視的列車》中,赫爾巴拉將墜落戰機的蒙皮鐵片精工敲製為樂器一樣,有了這一腳,故事與人生即刻便化虛為實,點鐵成金,其正向的作用自是赫式藝術的獨門絕技,不應逕以荒謬劇視之。茲登涅克當了共產黨的官員後也一直默默地在背後照顧履險的蒂蒂爾,其角色大致如同《愛麗絲鏡中遊記》中陪伴並護衛愛麗絲克服困難達成任務的紅騎士。
參照赫拉巴爾的《自傳體三部曲》看,理想、熱情且淡泊名利的茲登涅克無疑就是赫拉巴爾本人的化身。這樣的傾向,在成功企管人蘇國垚和他的員工身上也是顯而易見的。《意外的貴人》提到九二一大地震時,當時身為台中永豐棧麗緻飯店總經理的蘇先生幾乎立刻開倉把飯店儲存物資投入救災,還開放儲水給無水可用的台中災民,其他利用假日參與的公益活動如前往孤兒院油漆、邀請院童到飯店共餐、雇用身心障礙者擔任麵包品管師等等,更不在話下,都是慈善化企業理念的具體實踐。兩書併看,讀者或許可以發現浪漫主義與理性的資本主義,仍有共存且相互滲透的可能。
還值得一提的是赫拉巴爾關注底層與生活的創作立場。雖然赫拉巴爾的故事多是他的酒館生涯的產物,例如《我服侍過英國國王》便是某天聽斯拉基茲鎮上一家小旅店「藍星」的老板說起自己發跡的歷程之後,在十八天內揮筆而就。然而,赫拉巴爾絕不是那種只從啤酒泡裡虛構人生的寫作者,真正積累他觀看世界能力反而是「生活、生活、再生活」的態度。
在《我是誰》中,他自稱受到美國作家的影響,酷愛走入生活,將自己投入「不順心、不痛快、力不從心」的工作環境,尤其是那種能把他帶到絕望之境的職業:他幹了四年的保險推銷、四年的鋼鐵廠、四年的劇院和演員、四年的舞台布景工,還有在《過於喧囂的孤獨》和《婚宴》中都佔相當份量的廢紙打包工。在這方面,同樣以文學關注底層生活、逃過學、幹過牧場工、修路工、泥水工、水手、採棉工、海洋生物採集者和歐戰記者等等的史坦貝克,無疑是其中一位對赫拉巴爾發過光的美國作家,因為在《我服侍過英國國王》裡,赫拉巴爾就特地讓蒂蒂爾自創品牌的旅館的游泳池旁的草坡邊上,為史坦貝克留了張供他眺望山下景色的座椅。
蘇國垚雖是汐止望族子弟,但他的飯店資歷卻是從櫃台服務生的基層幹起,儘管《意外的貴人》有半本在說那些國內外富商達官與飯店的關係,他沒忘記那些為飯店品質付出最多而奠定飯店服務名聲的基層同仁,並花了不少篇幅表彰廚師、門衛、司機等員工的專業與用心。蘇國垚另一本《位位出冠軍》的書名即表達了這種每一位員工與顧客都是貴人的管理哲學。在他的哲學裡,用心於顧客的僅佔20%,用於對待員工的卻高達80%,書裡有張員工送他的生日卡片上畫著他只穿背心、笑口常開的人像,重要部位上大辣辣的印著唇印,還有小字書寫著曖昧的”When we start the 19th Hole!!”。可以推想,一個主管如果不是能與員工長相左右,如此開放無忌的卡片從何而來?剛過知天命之年的蘇國垚已經從旅館退位,轉而到學校培養更多可以服侍國王的旅館從業人員。他的故事可以反證:未必所有的大人物都是漂浮在城市、製衣廠和小說上空的充氣人形。
徘徊於想像與現實之間的讀者進入書坊時,不免會注意書坊的兩大區塊互不相涉,一是文學,一是企管。兩者之區隔,不只是出於分類揀別之便,也出於兩者本質的迥異。文學或誇張虛構或寫實鋪陳,都意在揭露人生實象,或為人暫離現實而提供門徑。企管書則多半以實在、正面的書寫,從企業或經營者的經驗中粹鍊出成功原則,砥勵後進,使其做出更佳的規劃和抉擇。如果讀者想要兼有魚與熊掌,左手挑文學,右手挑企管,而且希望兩者有所交集,以上兩本不同時不同調的書,也許值得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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