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雷默
时间：2013年12月
形式：电子邮件
雷默：祝贺你刚刚出版了个人第四本诗集《宽阔》，请介绍下这本新诗集。
张执浩：《宽阔》是我迄今为止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它收录的都是新世纪以来的作品，主要是近三年来的诗作。之所以很看重它，是因为这些诗作基本上体现了我的写作面貌和美学倾向。通过这部书，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张执浩”了。呵呵。
雷默：几年前，你曾经提出“主动生活，被动写作”这样一个主张，请问当时你是基于怎样的背景提出这个主张的？你如何阐释这个主张？
张执浩：这个说法是我2009年在佛山“赶路诗会”上提出的。我觉得当代诗人太在意“写”了，而忽视“活”的重要性。我们读到的很多诗歌都很难见出普遍的人性情状来，既不见挣扎，也不见安放，只有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这很可怕。诗歌不是写出来，我越来越坚信这一点，诗歌应该是从我们内心深处涌出来的；而且我还相信，诗歌你写不写它都在那里，诗人的任务是去发现它，然后加以指认。
雷默：在诗集《宽阔》的“跋”中，你说剩下的时光，要“目击成诗，脱口而出”。这是否意味着你在追求新的诗歌美学，你的诗风也随之将发生变化？
张执浩：最近几年我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重读古典上，我想从这些源头性的诗人身上找到一点与我个人写作的瓜葛。去年应某媒体之约写一篇纪念杜甫的文章，我开始梳理前期的阅读和想法，于是在文章中提炼出了“目击成诗”和“脱口而出”的观点。其实，这个观点本身并不新鲜，甚至可以视为我倡导过的那种“被动写作”的延伸，只不过这次我将它与我自己的写作比较熨帖地结合在了一起，所以就显得具有个人意义吧。一个写作者阶段性的风格变化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可能更在意对自我风格的强化，当然关键还在于你那里值不值得强化，如何强化。
雷默：对一个成名的诗人来说，诗艺的突破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不难找到多年来不断重复自己的诗人，也不难找到诗艺不长反减的例子。这么多年来，你认为自己的诗艺有哪些突破？这主要得益于你对生活的感悟，还是别的？
张执浩：事实上，并不存在纯粹的“诗艺”，尽管一首诗首先是个技艺活。诗歌的技艺一定与诗人对这个世界、对于生活的认知有关，一个自觉的写作者他写着就会发现，真正好的诗歌往往有“捉笔”的嫌疑，而那恰恰是生活的意外。稳健的诗人应该既有意料之中的好，又要随时准备迎接那种意料之外的好的到来。十年前我在办“平行文学网”的时候曾引用沃尔科特的诗句：“改变我们的语言首先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以此作为网站的旗帜。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求得语言的“变化”，首先要让你的生活动起来，要视“生活”为一个动词。至于我自己的写作，我觉得我现在的写作变得非常松弛自如了，已经没有了“写”的架势。
雷默：“我想抒情，但生活强迫我叙事”这句话你是哪一年说的，什么样的背景让你有此感受？这是否意味你曾经是一个善于抒情的人？你现在的诗歌创作中，又是如何处理抒情与叙事的？
张执浩：这是我在2002年写作《岁末诗章》里的一句诗，后来曾以此为题作过一个很长的访谈，发表在《莽原》和《西湖》杂志上。那时我已经创作了很多小说，叙事所占用的精力远多于抒情。我本质上肯定是一个抒情诗人，而且我觉得诗歌最主要的能力就在于抒情。当然，怎么抒情，抒什么样的情，却是要看写作者个人的造化了。把叙事的元素纳入到诗歌里，强化诗歌的体量，使语言减少无谓的空转，这种手法从来就不新鲜，古今中外很多诗人都干过。只有真正理解了诗歌文体的本质才能充分借用叙事的力量，不然会越写越尴尬。我的很多诗歌貌似抒情，其实里面都有人物和事件，我希望做到诗意的流动，无论是暗涌还是激荡，都不是静止的记录。所以我的很多诗包括很短的诗，它都给读者线性的情绪延伸，场景和画面的可感可触，这样诗歌内在的空间感就扩大了。
雷默：你曾说“现在我读诗又往回读，回到唐诗宋词，古典诗词”，请问在古代诗人中你最喜欢的诗人是谁？在现代诗人中，包括国外的，你喜欢的诗人有哪些？有受到他们的影响么？
张执浩：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我最喜欢的古代诗人还是杜甫，其次是王维。国外诗人近一点的我喜欢米沃什、阿米亥、扎加耶夫斯基这一路的。但我的写作基本上没有受到过哪一个诗人很大很深入持久的影响，如果非要说的话，我今后可能会进一步倾向于杜甫吧。我迷恋杜诗里的那种重建自我现实的能力，那种挣扎与平静交织的现场感。
雷默：在谈到当下的诗歌时，你曾经用到一个词“意淫”，对下某些语言华丽，但内容空泛，读完不知所云的诗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那么，在你看来一首好的诗歌应该具备怎么样的条件？你的“去标签，去文化”论，是否是说，让语言回到最初的指事状物的功能？
张执浩：首先我想强调一点，我喜欢老实的诗歌。这里的“老实”是指情感的真实，其次是语言要落地有声。我曾多次说过，实话实说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最经济最便捷的方式。人类的文明已经被所谓的“美”和“好”带入了一个死胡同，过多的修辞已经让很多人不会说话了，一拿起笔来就装腔作势装神弄鬼，这是非常可怕的。真正好的诗歌语言应该是有速度、有力量，同时也有分寸感的语言，它可以准确而清晰呈现我们内心的面貌。所以我们的诗歌语言不仅要落到实处，还要能溅起尘埃，去掉那些不必要的外在“美”和“好”，回到“真”，这可能是眼下写作的一条捷径。
雷默：你现在还是《汉诗》杂志的执行主编么？你觉得从2008年至今，《汉诗》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体现在哪几个方面？近几年来，无论是官方的、民间的，还是纸质的、数字化的诗歌杂志逐年在增加，对这种现象你持什么态度？一本诗歌杂志的优劣是否在于编辑的水平？
张执浩：《汉诗》已经办了6年出版了24卷，从今年开始我们每年增加一本《汉诗年鉴》。我一直将《汉诗》定义为“诗歌读本”，它首先不是刊物，也不是纯粹的诗歌选本，《汉诗》是一本连续出版物。我们采用的是“公开出版，民间立场”的编辑原则，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源来搭建这样一座诗歌平台，现在，这座平台越来越坚实了，这是令人欣慰的。《汉诗》对诗坛最大的贡献可能在于，比较全面地呈现了当代诗坛最原生态的面貌，我们推出主要是活跃在创作“第一线”（而非“第一流”）的诗人，尤其是那些长期被遮蔽，没有机会发表作品的“新”诗人。这得益于汉诗的编辑团队，几个编辑都是当年办网站出来的，对近年来的中国诗歌整体面貌和走向都有清晰的认知能力。其次，《汉诗》可能开创了一种新的出版模式，即，用政府资金来办民间刊物，推动政府对文化的扶持力度。这种模式虽然无法推广，但值得探索，前提是确保对诗歌的尊重。
雷默：现在不少城市的诗歌活动很频繁，如深圳、北京、西安、成都，武汉的情况怎样？可否介绍下“公共空间诗歌”活动？频繁的诗歌活动或许并不代表诗歌的繁荣，但作为诗人，我们是否有让诗歌繁荣的可能？或者说，诗歌又是否需要一种繁荣？
张执浩：让普通百姓享受当代诗歌的成果，这是当代诗人必须经历的一环。武汉这两年在持续推动“公共空间诗歌”活动，反响非常不错。去年是和英国领事馆合作，在轻轨1号线同时推出了373块诗歌广告牌，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品读，有的诗歌还在争议中得到了传播。今年，也就在这个月我们将在地铁1、2号线同时展出500多块诗歌广告牌，选出的都是在当代诗坛很有影响力的诗人和作品，今年是与法国领事馆合作。下周，我们将在洪山地铁站举办一场大型的诗歌朗诵会，届时会有很多重量级的诗人到场。我一再强调，让民众与诗歌遭遇，让诗歌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可能是当代诗歌最具有挑战性的经历，也是我们将诗歌渗透进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一条渠道。尽管诗歌的边缘化不可改变，但至少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诗歌的传播途径，使现代诗歌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拓展吧。
雷默：诗人中有很多人都在写小说，较为成功的有韩东、何小竹等，你现在的创作是以小说为主？还是诗歌？什么原因促使你去写小说？
张执浩：我已经有很长时间不写小说了，找不到写作小说的内在推动力。我还是觉得写诗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也许真的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