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十一月之星”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最有影响的德语犹太裔诗人。早年以《死亡赋格》一诗震动战后德语诗坛，在这之后，他的创作日趋深化、发展，达到令人瞩目的高度。在他生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语犹太裔女诗人内莉?萨克斯就称他为“我们时代的荷尔德林”了。
1970年4月，策兰因无法克服的精神创伤在巴黎投塞纳河自尽。在他死后，他的诗及悲剧性命运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他已被公认为继里尔克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在欧洲，策兰的诗不仅在一般读者和诗人中产生影响，也受到了包括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多诺、哈贝马斯、德里达、布朗肖等在内的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特殊关注。在美国,著名评论家斯坦纳（George Steiner）称策兰的诗为“德国诗歌（也许是现代欧洲）的最高峰”，著名诗歌批评家、哈佛大学教授文德勒（Halen Vendler）称策兰是“自叶芝以来最伟大的诗人”。
但在另一方面，在很多人眼里,策兰的诗至今仍是一个谜。Celan这个名字在拉丁文里就有“隐藏或保密了什么”的意思（策兰原名Antschel，1945年时他曾以Ancel为笔名，后来又将其音节前后颠倒成Celan）。阿多诺等人在论述策兰时，都谈到策兰诗的“密教性”，它的德文原词是“hermetisch”，即“密封”的意思。在1984年西雅图的“保罗?策兰国际研讨会”上，德里达发表的长篇演讲也题为《“示播列”——为了保罗?策兰》。“示播列”（Schibboleth），语见《旧约?士师记》：基列人战败以法莲人，在抓捕法莲人时，便让人说“示播列”，因为以法莲人咬不准字音，会将“示播列”说成“西播列”。后来，人们便将“示播列”比喻为暗语或暗号。
那么, 策兰的诗是一种暗语的代称吗？这需要我们深入读解。海德格尔说思想是一件“手艺活”，读策兰的诗时尤其如此。我们需要对它的每一个字词都给予关注，需要了解其历史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进入到它的精神内核中。只有这样，这只诗的“漂流瓶”及其瓶中信息才有可能被到冲到我们“心灵的陆地。”
“在埃及”
你应对异乡女人的眼睛说：那是水。
你应知道水里的事，在异乡人眼里寻找。
你应从水里招唤她们：露丝！诺埃米！米瑞安！
你应装扮她们，当你和异乡人躺在一起。
你应以异乡人的云发装扮她们。
你应对露丝、米瑞安和诺埃米说话：
看哪，我和她睡觉！
你应以最美的东西装扮依偎着你的异乡女人。
你应以对露丝、米瑞安和诺埃米的悲哀来装扮她。
你应对异乡人说：
看哪，我和她们睡过觉！
这是策兰流亡在维也纳期间认识了当时正在维也纳大学读哲学的奥地利年轻女诗人英格博格?巴赫曼后写下的一首诗。
正如《死亡赋格》的背后是几百万亡灵的悲剧合唱队一样，这首诗和一般的情诗也很不一样。这里面不仅有某种强烈、独特而又异常辛辣的东西，这首诗还迫使我们要去了解更多。
策兰于1920年11月23日生于泽诺维奇一个讲德语的犹太血统家庭（也许正因为这出身月份，策兰后来有“艰难的十一月之星”这样的诗句）。泽诺维奇原属奥匈帝国，是个具有六百多年历史的以德奥和犹太文化为基础的名城，策兰出身两年前帝国瓦解，该城划归罗马尼亚。1941年，罗马尼亚成为德国轴心国，泽诺维奇相继受到苏德两国的摧残。1942年6月，德军进入泽诺维奇，策兰父母被强行驱逐到纳粹集中营，并相继惨死在那里；策兰在朋友的掩护下幸免于难，后被纳粹劳动营强征为苦力，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劳动。
1944年，集中营解散，策兰才得以回到故乡，但是，他已丧失了一切，尤其是母亲的惨死，给他带来了永难平复的创伤，他后来的许多诗，就是他在黑暗中与母亲的痛苦对话。接下来的一年，泽诺维奇被苏联乌克兰接管，策兰的生活包括讲德语都受到限制。于是他告别故乡，前往布加勒斯特。在这随后的两年，策兰在朋友的帮助下在一家出版社找到一份俄语翻译工作，并开始发表译作和他自己的诗作，但到了1947年12月，罗马尼亚国王被迫退位，苏联模式下的新政权正式成立，幸存的犹太人和政治异己受到大肆迫害，策兰不得不再次选择了一条逃亡的艰辛道路。
1947年底，策兰冒着千辛万苦经匈牙利边境步行偷渡到了维也纳——他很早就视为精神之家、一个可以讲德语但却不是德国人的地方。在维也纳期间，他认识了超现实主义画家热内和其他一些诗人、艺术家，并在维也纳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组诗《骨灰瓮之沙》。但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他认识了敏感而富有才华的巴赫曼，并从她的眼中感到了“水”。
这就是这首诗的背景。
诗题“在埃及”，首先就喻示着犹太人的流亡（据《旧约》记载，犹太人曾作为异乡人住在埃及，后来在摩西带领下出了埃及）。诗中三位女子的名字，为犹太女子常起的名字，据传记材料，她们也是策兰以前在家乡的女友。其中的露丝，还曾帮助过策兰躲避纳粹的迫害。
这首诗真是异常悲哀。异乡的爱情给诗人带来了安慰，使他感到了“水”，但也更深地触动了他的精神创伤。“你应从水里招唤她们”，这一句不仅富有诗意，而且震动人心。诗人试图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保持平衡，但他做不到。露丝，诺埃米和米瑞安因为这首诗永远活在他的生活中了。而这是用一般的“不忘旧情”解释不了的。它不仅透出了一种丧失家园的流亡意识，还透出了作为一个幸存者的深深愧疚，透出了那古老的种族戒律对他的制约。它显现了策兰精神内核中的那种“犹太性”（Jewishness）。
策兰的这首诗，让我想到了他后期的一句诗“我从两个杯子喝酒”。美国著名策兰研究者和译者、斯坦福大学教授费尔斯蒂纳在《保罗?策兰：诗人，幸存者，犹太人》中曾指出策兰的这“两个杯子”有时是德语与犹太民族文化，有时是人与神，有时是过去与现在，有时是生与死。而在这首诗中，它们的对象更为明确。诗中不断递进和转变的九个“你应…”“你应…”，就透出了诗人“从两个杯子喝酒”的那种双倍的辛辣！
还有诗中的两次“看哪”，是让诗中的四位女子互看吗？是，但也许还是诗人在同他死去的父母讲话。他死去的父母一直在看着他。在他的许多诗中，他死去的父母（尤其是母亲）一直是一种“缺席的在场”。
策兰的一生，就一直带着这艰难的重负。
也许正因为这种无所适从的流亡感以及在维也纳生活的艰难，他决定走得更远——去法国巴黎。巴黎，对他来说，不仅是他热爱的马拉美、瓦雷里、德国犹太裔诗人海涅、里尔克生活过的地方，还是他母亲的弟弟被押送到奥斯威辛（后来他就是死在那里）前生活、并接待过他的地方。1948年7月5日，策兰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西行列车。在经过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时，他特意下车，前往诗人特拉克尔的墓地献花。他甚至在墓地上插上了一条柳枝，作为他对一位天才的悲剧性诗人的祭奠，也作为对他的母语和诗歌故乡的一丝挂念。
到巴黎后，他决定住在死去的舅舅曾住过的同一条街上。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了《在埃及》这首诗。巴黎，是他流亡生涯的最后一站，但恐怕也是他永远的难以走出的“埃及”。因此他在写给定居在以色列的姑姑的信中会这样说“也许我是最后一个必须活到欧洲犹太人精神命运的尽头的人”。
而这，不能不是一种异常艰巨的承担。
“奥斯维辛”之后的赋格
《死亡赋格》为策兰的成名作。纵然这首诗在后来成为诗人的一个标签，策兰本人甚至拒绝一些选家把它收入各类诗选中，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无论谈论策兰本人还是谈论战后欧洲诗歌，这都是不可绕过的一首诗。诗中对纳粹邪恶本质的强力控诉，它那经历了至深苦难的人才有的在神面前的悲苦无告，它那强烈、悲怆而持久的艺术力量，至今也仍在感动着无数读者。的确，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和诗人哈斯所言，它是“二十世纪最不可磨灭的一首诗”。
《死亡赋格》问世后之所以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这和二战后西方的思想处境、和西方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密不可分。1949年，流亡美国的德国犹太裔哲学家阿多诺在《文化批判与社会》接近结尾处这样写到：“奥斯威辛后仍然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无论这个断言在后来是怎样引起争议，它都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不仅提出了战后西方诗歌、艺术的可能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第一次把“奥斯威辛”作为一个西方心灵无法逾越的重大“障碍”提了出来。
奥斯威辛本来是波兰的一个小地方，纳粹德国曾在那里建立集中营，有上百万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斯拉夫人及持异见者被杀害，所以它又被称为“死亡工厂”。不仅大规模的屠杀令人难以置信，其技术手段的“先进”程度和工业化管理程度都属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身为人类却又制造出如此骇人听闻的反人类暴行，产生过巴赫、歌德的文明高度发达的民族却又干出如此疯狂野蛮的事，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人类理性所能解答的范围。它成为现代人类历史上最残酷、黑暗的一个谜。可以说，对于西方文明和西方心灵，它都是一个“深度撞击”。它动摇了文明和信仰的基础。
正因此，“奥斯维辛”成为一个具有划时代象征意义的事件。经由人们从哲学、神学、历史、政治、伦理、艺术和美学等方面所做出的重新审视和追问，它不仅成为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象征，它还伴随着人们对一切集权主义、对专制程序、对现代社会的异化形式、对工业文明和种族、信仰问题的思索和批判。可以说，正是伴随着这种绝对意义上的追问，“奥斯维辛”照亮了人们长久以来所盲目忍受的一切。德国著名学者瓦尔特?延斯就曾这样耐人寻味地说：“在还没有奥斯维辛时，卡夫卡已经在奥斯维辛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