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会以延安文艺“‘大洋古’统治舞台”、 “与抗战无关”、“不切实际”等不合理性，来说明《讲话》产生的历史合理性。笔者从史料观察《讲话》前后延安文艺情况，却得不出同样的结论。
一、延安没有出现过“大戏洋戏”统治或充满舞台的情况
多年来，人们被告知，“大洋古”（大戏、洋戏、古戏）一度错误地统治或曰充满延安的舞台，是整风和《讲话》改变了这种局面。这成为后人认可毛泽东《讲话》的重要理由。
“大戏”是指抗战期间国统区剧作名家的“与抗战无关”的多幕话剧作品。延安是在毛泽东的倡议和支持下，演出这样的大戏的。1939年12月6日，当时的报纸报道，经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和支持，延安剧协“工余剧人协会”加紧排练曹禺名剧《日出》。实际上是组织鲁艺排演。由此，从1940年元旦上演《日出》开始，延安进入了演“大戏”的阶段。在毛泽东秘书胡乔木的关怀下，不同的单位又排演了《雷雨》、《钦差大臣》等一批“大戏洋戏”。
1940年到1942年三年里，延安上演的国统区名家剧作，一共有10部。其中6部属于“与抗战无关”的“大戏”，它们是：1940年演出的曹禺的《日出》、《雷雨》，1941年演出的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夏衍的《上海屋檐下》，1942年演出的曹禺的《北京人》、陈白尘的《太平天国》。另外4部国统区剧作是以抗战现实为主题的作品。那三年，延安上演的多幕话剧，一共有29部，这6部“大戏”在其中占21%。延安时期有过广义的“大戏”概念，指多幕多场的艺术价值高的大型话剧。现在的批评不只是针对艺术和规模，更突出针对非抗战主题，使用的不是以前的广义。
“洋戏”是说外国名家的艺术经典剧作，后来批评所指的是：1940年演出的俄国果戈理的《婚事》和《钦差大臣》、法国莫里哀的《伪君子》、俄国契诃夫的独幕剧《求婚》、《蠢货》、《纪念日》，1941年演出的莫里哀的《悭吝人》。这7个剧目，被诟病了七十年。不过从史料可知，果戈理和莫里哀的4个多幕剧，占那三年延安上演多幕话剧的14%；契诃夫的3个独幕剧，只占那三年延安上演61部独幕话剧的5%。
13部“大戏洋戏”，表演水平高，艺术感染力强，具有新文化的冲击力，在延安影响很大，很受欢迎。但统计表明，延安那三年演出的大小话剧剧目总量是90部，这13部只占其14%。而且，当时的话剧演出都有舞台背景的设计、制作和布置，演出场次有些受限。
洋戏的演出集中在1940年，一年6部，占当年20个话剧演出剧目的30%，大戏占10%。1941年只演了1部洋戏——之后就没了，占当年33个话剧演出剧目的3%，大戏占6%。1942年《讲话》前，演了大戏2部，占那几个月18个话剧演出剧目的11%，那几个月没演洋戏。
综上观察，无论是《讲话》前的六年里，还是1940年后的三年里，还是距《讲话》最近的1941年和1942年前五个月，都没有发生过“大戏洋戏”统治或充满延安舞台的情况。
那几年延安上演的其他外国话剧，主题多是反法西斯现实斗争、苏联“十月革命”、苏联国内战争、苏联集体农庄的。如《带枪的人》在延安舞台上出现列宁形象，《讲话》之后七天，毛泽东在鲁艺作报告时肯定了这个戏。近年对“大洋古”的批评中，大部分不涉及这些“红色”剧目。
二、不是“专门化”导致了大戏、洋戏的演出
近年对鲁艺前期的批评里，说1940年开始，鲁艺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批评者把“大戏洋戏”的演出纳入这个鲁艺“关门”阶段。这是把时间搞错了。此外，也有谎说鲁艺1939年就强调“正规”和“提高”的。
1939年鲁艺没有强调“正规”和“提高”，而是强调否定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方针。当年2月鲁艺副院长沙可夫对全院报告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以培养大批普通干部为第一位。”同年4月罗迈关于鲁艺的教育方针的报告，也否定偏重于培养比较专门的干部。鲁艺当时为培养普通干部调整了课程。那年因战事情况，鲁艺全院曾编为一个纵队，设司令部，下分三个连，进行军事训练，无暇“正规”。
实际上，“大戏洋戏”的集中演出是1940年，“专门化”、“正规化”则是1941年6月才开始的事情。鲁艺的“专门化”和“关门提高”只有半年多——跟“大洋古”并无关系，就被整风和《讲话》终结了。大戏、洋戏的演出，不是“专门化”导致的。
“大戏洋戏”的演出，是毛泽东及其秘书等人建议、支持、关怀所导致的。1940年7月，为适应毛泽东推动的这种变化，鲁艺曾重提培养专门人才，延长学时，但未建立起正规学制，也未提出“专门化”。到全延安“大戏洋戏”已上演9部，其演出高潮过去后，1941年4月28日中宣部副部长罗迈在鲁艺三年工作总结大会上说：“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要专门化。”他指出，鲁艺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学院，当前任务重在专门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积累文艺工作和艺术教育的干部”。第二天鲁艺就调整机构，很快确立了正规化的学制。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消息：“鲁艺确定正规学制基础。”这是对鲁艺正规化、专门化的首次报道。1987年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也记载：“一九四一年鲁艺全面地检查和总结了第三年的工作，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制订了趋向‘专门化’提高的计划。”不过，鲁艺在正规化、专门化后，没演过一部今人批评的“大戏洋戏”。
史料显示，1937年到1942年的六年间，延安共演出话剧195部，戏剧事业呈繁荣面貌。而《讲话》后的1943年到1948年，共演出话剧38部。前六年的平均数字是每年演出约33部，后六年平均每年约6部。相较起来，后六年呈萧条面貌。
三、《讲话》前，延安文艺没有“脱离抗战”，而是鼓舞人民积极抗战
多年来，《讲话》前的延安文艺，被传说为没有为抗战服务，批评的话语有“不合抗战时宜”、“不适应抗战需要”、“脱离抗战现实需要”、“偏离了抗战的方向”、“基本上不反映抗战，与抗战无关”、“不顾抗战的现实”、“不切实际”等。
延安演出的与抗战无关的13部“大戏洋戏”，只占1937年到1942年除古装戏外全部307种演出的4%。而那六年，有十数家团体、单位在延安演出话剧，剧目总量是195部，其中抗战反法西斯内容的约115部，占总量的59%。包括21部多幕话剧，如：大丹河、血祭上海、冀东起义、九·一八前后、塞上风云、蜕变、中秋、法西斯细菌；和88部独幕话剧，如：侵略、卖国贼、放下你的鞭子、察东之夜、蹂躏与反抗、汉奸的子孙、捉汉奸、东北之光、汉奸的末路、保卫卢沟桥、抗日先锋、皇军、八百壮士、“八·一三”的晚上、林中口哨、军火船、顺民、梦游北平、台儿庄大胜利、反战潮、游击队的母亲、东京双曲线、天皇的恩惠、棋局未终、九·一八、良民、第五个、保卫马德里、渡黄河、妮笛卡和两个德国兵；以及6部国外反法西斯剧作，如：婴儿杀害、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今晚九点钟、前哨。
那六年，延安上演过18个京剧现代戏，其中16个是抗日内容的，占89%。如：逃难图、松花江上、松林恨、刘家村、赵家镇、白山黑水、清明节、教子参军、夜袭阳明堡、钱守常、平型关、大宁城、摩擦鉴。还上演过18个现代地方戏，其中9个是抗日内容的，占50%，如：好男儿、中国魂、一条路、回关东、查路条、中国拳头、干到底。
抗战反法西斯内容的演出，还有大小歌剧、歌舞、活报剧共40种演出，占同期同类76种演出的53%。
前六年间，延安演出抗战剧目最少的是1940年，为7部话剧、1部地方戏、1部京剧现代戏，占当年22种舞台演出的41%（古装戏曲除外）。1941年，演出了19种抗战反法西斯题材的剧目、节目，占49种舞台演出的39%。毛泽东推动文艺繁荣造成了抗战剧目的减少，但1940年抗战剧目的演出量，并不少于《讲话》后抗战内容的年度舞台演出量。
总起来看，1937年至1942年，六年间，延安共演出180个抗战反法西斯的剧目、节目，占除古装戏曲以外全部各种演出的59%。其它的演出内容，有西方经典，有苏俄革命，有反对封建，有揭露黑暗，有生活百态，也有边区现实的。
从这些数字分析和59%的比例中，得不出整风和《讲话》之前延安文艺“脱离抗战现实需要”、“基本上不反映抗战，与抗战无关”、“不顾抗战的现实”、“不切实际”之类的结论。
四、《讲话》后，没有创作出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文艺作品
在普遍批评延安文艺“脱离抗战”的同时，普遍传说在延安整风和《讲话》后创作出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文艺作品。真实情况如何呢?
整风和《讲话》后，1943年到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抗战类的话剧，全延安演出过2部多幕剧、8部独幕剧，一共是10部，占那阶段28部话剧演出剧目的32%。演出过抗战题材的歌剧、歌舞、活报剧9种，占同期29种同类演出的30%。上演过6个京剧现代戏、8个现代地方戏，没有抗战内容。那阶段抗战内容的文艺演出量，1943年8种，1944年7种，1945年4种，总共占除古装戏曲以外全部72种戏剧等演出的26%。史料可见1943年初到抗战胜利，文艺单位和一些业余团体共表演了255个秧歌剧，其中抗战内容的不超过18个，约7%。
总起来看，《讲话》后，从1943年到抗战胜利，除古装戏曲外，话剧、现代戏、歌剧、歌舞等，再把史料可见的非舞台艺术的小秧歌剧节目也算上，共演出了327个剧目、节目，其中总共只有37个属于抗战内容的，占11%。比之前期59%的比例，这个11%反映出，动员抗战的力度被严重削弱了。单与1940年或1941年比较，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鲁艺情况类同。从学院成立到1942年，鲁艺演出了68种抗战剧目、节目，占除古装戏曲以外所有98种演出的69%。其中1941年7种，占当年除古装戏曲外全部17种演出的41%。而1943年往后，连同32个小秧歌剧，鲁艺三年共演了38个剧目、节目，其中抗战剧目只有3个，占8%。从69%到8%，也反映出动员抗战的力度被严重削弱了。
鲁艺在抗战期间排演的《白毛女》，演出很成功，但与抗战无关。1940年抗战最艰苦年代，晋察冀边区河北省阜平一带出现过一个“白毛仙姑”民间传说，其后几年间，“经过群众口头创作，故事日益完整”。1945年1月，为了向中共“七大”献礼，开始用这个素材创作剧本。在否定了“神怪”和“破除迷信”的题材处理，想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后，忽略了地主士绅那时也是中国抗战重要力量的史实，把这个传说改编成了没有抗战背景的故事，敌人从那时期的日伪变成了地主。进入创作时，抗战还在相持，形势尚不明朗，6月10日为“七大”献演时，战争还很残酷。6月11日，毛泽东等领导人经中央办公厅向鲁艺传达他们的指示：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二、艺术上是成功的。三、黄世仁应当枪毙。在未知抗战终结之时，这个剧却离开抗战，发动阶级仇恨，提前动员内战了。
抗战题材减少，有重要的经济原因，但传说《讲话》后“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优秀文艺作品，是不真实的。实事求是的客观数字说明了这一点。
五、“新秧歌运动”里，也没有“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作品
“新秧歌运动”的内容，一是在春节期间组织秧歌队像群众一样地上街闹秧歌，与民同欢乐，二是陆续涌现出大批小秧歌剧。小秧歌剧被称为新创的艺术形式，载誉70年。
秧歌剧不是鲁艺新创的。它起源于1937年甘肃宁县南仓村农民刘志仁，第一个剧是他编排的《张九才造反》。1939到1942年，他编排了许多小秧歌剧，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以他是“群众新秧歌运动的先驱与模范”，授予他个人特等奖。另外，1937年，延安的乡土剧团也在舞台上自创演出了《有办法》等秧歌剧，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了用秧歌舞改编的《打倒日本升平舞》。
鲁艺等文艺单位上街闹秧歌，虽然剔除了传统的低俗内容，但娱乐化倾向突出，大受群众欢迎。从1943年春节参加闹秧歌开始，鲁艺在刘志仁《新开荒》、《改造二流子》、《读书识字》之后，创作了《兄妹开荒》、《二流子转变》、《夫妻识字》等供场地围观的小秧歌剧。同时，西北文工团、边区艺术干部学校等也搞出了《好光荣》等小秧歌剧。秧歌剧一男一女的传统对唱形式，符合当时民间的娱乐化审美需求。从此，延安的文艺单位疏远了舞台。到1943年入冬农闲后，小秧歌剧遍地开花了。但主要在冬季农闲季节开展这项活动。
所见史料中，抗战胜利前演过小秧歌剧的专业文艺团体，包括鲁艺，共有10个，他们那期间演出的小秧歌剧，目前记载可见84个。其中鲁艺的32个：兄妹开荒、四季生产、妇纺、李桂英纺线、栽树、夫妻识字、妯娌吵架、二流子转变、刘二起家、李七哥搬家、张公赶驴、赶毛驴、拥军花鼓、挑花篮、七枝花、有吃有穿、夫妻逃难、推小车、减租、减租会、全家光荣、李凤莲、郝家桥、王家坪、阎开增、下南路、黑板报、拖辫子、张丕谟除奸、赵富贵自新、保卫边区、地雷阵。其他文艺团体的52个：打黑龙寨、攻打石门墕、抗日英雄洋铁桶、女战士、好光荣、徐海水锄奸、张海水锄奸、群众除奸歌、抓特务、回头是岸、边区自卫军、郑铁匠自新、马金祥转变、好同志有错就改、王大娘上吊、刘顺清开荒、向劳动英雄看齐、张治国挖甘草、妯娌争光、婆媳纺线、二媳妇纺线、织好布、麦收、军民一家、军爱民民爱军、军民互助、甩炸弹、烧炭英雄张胜德、人民英雄刘志丹、老支书和一营、王木匠进城、裴金章回家、裴庆辛回家、鲁进保的灾难、张学娃过年、白大嫂、养娃娃、算账、巫神坦白、识字运动、赵占魁、沈工程师、女状元、王四和练兵、慰劳八路军、民兵偷枪、边区好、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卖瓦盆、跑红灯、十五项大任务、汤灾。这些秧歌剧中，有关抗战反法西斯内容的约占7%左右。
一时间，很多单位和地方纷纷成立秧歌队、宣传队，史料可见单位名称的有54家。他们的业余表演形成了“新秧歌运动”的庞大主体。抗战胜利前他们自编自演的小秧歌剧，目前在记载中可见到171个，其中有关抗战反法西斯的约7%左右。
连同抗战胜利后专业文艺团体和业余秧歌队又演过的47个秧歌剧，全延安在《讲话》后的六年里，文艺团体表演的秧歌剧是118个，发动群众业余搞的是184个。
一场载誉近七十年的“延安文艺运动”，已知的主体成就是这302个秧歌剧。由此可以回顾对比而知，《讲话》之前的延安文艺，真正是出现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作品。
六、“新秧歌运动”时期认为秧歌是宣传，不认为是艺术
“新秧歌运动”落幕后，能保留了几年的秧歌剧节目约六七个，到如今只有1个《兄妹开荒》还知名，占已知全部秧歌剧的0.3%。再就是如《夫妻识字》里的郿鄠调等少量唱段，还有人唱。如果把新秧歌运动视作与抗战关系不大的政治宣传工作，她应该是成功的。但如果把她作为艺术工作，以0.3%的节目保留率和接近100%的遗忘率观察，则是全面失败的。如毛泽东在《讲话》里所说：“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毛说的这个“有力量”，是指其艺术力量。政治力量强但缺乏艺术性的作品，自然呈现出宣传广告的特质，很难属于文化艺术。艺术缓慢而深刻地影响人的精神，广告即时而浮躁地影响人的行为。1944年9月延安市文教会议艺术组召开秧歌座谈会，一些单位的秧歌组织者与会，鲁艺的贺敬之等三人出席。会议主张，秧歌是宣传，内容第一，提出“劳动为本”的原则。创作方法上主张“照实情编”，“要演得像”，“要又短又好又红火”，叫人看到热闹处就完了，让人还想看。编剧方式上主张集体创作。这个会议不认为秧歌是艺术，因此给秧歌提出的不是艺术的标准，而是会议所主张的宣传的标准，不主张艺术家个性化的自由创作，而以集体创作取代之。
胡适有一句话说得到位：“文艺运动要由大作家领导。”由大政治家领导的整肃大作家的运动，和发动城乡群众参加的运动，一定不是文艺运动，而是政治运动。
七、延安戏剧从繁荣走向了萧条
现在能统计到的延安时期十二年以戏剧为主的各种文艺演出，不分艺术类别，不论规模大小，共658个剧目、节目。包括话剧233种，戏曲308种——其中古装戏250种，另有歌剧、音乐歌舞、活报等共117种。按当年鲁艺分期，把延安前六年和后六年分开比较：话剧，前期195种，后期38种，后期是前期的19%。戏曲现代戏，前期36种，后期22种，后期是前期的61%。歌剧、歌舞、活报等，前期76种，后期41种，后期是前期的54%。综合计，前期共307种，后期共101种，后期是前期的33%。另外，古装戏，《讲话》前，年平均27.5个，《讲话》后年均31.3个，后期是前期的114%。虽然《讲话》后没有出现“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作品，但传承数百年的古装传统戏曲有了更大的空间。
此外，就是后期的秧歌剧302个。这些广场节目，后来上了舞台的只有几个。那时文艺团体搞了秧歌剧118个，多于他们自己的专业文艺演出。从总体数量上说，他们的101种文艺演出，仅为302个秧歌剧的33%。
这是整风和《讲话》之后，延安的文艺团体从专门化向业余化转变的现象之一。其现象包括：一、教育上以自学为基础，师生互学，缺少了文艺专门知识的学习。二、演出上主要是搞秧歌剧宣传活动，缺少了专业基础的训练和艺术表演的实践。三、组织上部分取消文艺团体建制，改以宣传队名义，突出业余性。如取消了鲁艺实验剧团的演出名义，改为宣传队、秧歌队，把青年艺术剧院和部队艺术工作团这两个重要专业文艺社团合并成了一个宣传队。
那时期，文艺社团74%消失，文艺期刊100%停办，而古装传统戏曲无法代表“延安文艺”，小秧歌剧不属于文化艺术。综合观察这些变化，可以比较全面地认识到，延安文艺从繁荣走向了萧条，艺术殿堂从此变成了政治会堂。从整风和《讲话》后的主要成果——那些小秧歌剧，可以观察到，那时期的延安文化呈现空白状态。文艺和文艺工作者必须从属于政治的需要，为政治服务了。
八、鲁艺曾确定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这件事应特别纪念
延安文艺创作从相对自由到不自由的转变过程不长。1939年4月罗迈在鲁艺作报告，批评那种“要求艺术直接服从于政治，还原于政治”的“‘左’的偏见”。但《讲话》后，这种偏见却成为全党上下必须接受的唯一文艺思想。由此可知，中共党内本有对文化艺术的常识性认知，存在对创作自由的常识性认可，但因组织制度给了毛泽东一言九鼎的条件，他一个人的认识，或他与少数人的认识，无论偏正，都得成为全党共识。
鲁艺1941年确定了教育专门化后，1942年2月再公布教育方针：基本方针是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之专门人才，以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艺事业；教育精神是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专家均可在本院自由讲学并进行各种艺术活动；具体目的是培养适合抗战建国需要的文学艺术之理论、创作、组织各方面人才。其中“抗战建国”一语，是指战后建立宪政国体。
《讲话》之前，鲁艺确定的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和创作自由的文艺原则，与民国时期其他大学——包括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并无二致。这是鲁艺教育成就最高的时期，是中共文化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重要事件。
整风和《讲话》后，1944年5月21日公布的延安大学及鲁艺的教育方针改变为：培养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的实际工作干部；培养学员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学与用的一致。实施方案是教育与生产结合。学习上实行以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教员与学员相互学习，书本知识与实际经验互相交流。教学上发扬民主，提倡辩论作风，培养独立思考与批判能力。
这个方针把为建立宪政国体培养人才，改成了为党培养干部；把培养文艺专门人才，改成了培养革命立场；把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改成了“理论与实际的统一”。那种规定立场和政治正确的“辩论作风”、“独立思考”，培养的只能是大批判的能力，而不是独立思想的能力。这些东西在后来的“文革”中都曾重复实践过。
九、《讲话》的主要影响
一种颂扬整风的理由是，其后几年，中共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因此，“延安整风对于夺取中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讲话》是整风的一个指导性文件，通过它，可以观察这种“决定性的意义”的真实性。
延安文化界的变化说明，整风和《讲话》对于中国民族革命——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无积极意义，更无决定性意义。而“民主革命”的本义是建立宪政民主国家。由于中共那时是以推动建设民主宪政的面貌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实力政党，对外宣扬自由精神、高举民主旗帜、公开宪政主张、告示土地私有，因此那个时期她在大陆建立民主政权，成为历史走向。在延安保持个性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言论自由，不会影响这个走向。因为中共取得政权的根本条件，不在于内部改造思想、肃清异己，而在于当时公开坚持的自由民主和宪政治国理念。这是“决定性的意义”所在。没有这些，中共不可能得到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那时政治权重很大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而取得政权。全国自由知识分子支持的，是本义上的“民主革命”。
《讲话》的历史作用在于，在延安整风中增强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的服从性、依附性，由此进一步地“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个“掌握知识分子”，是毛泽东1939年12月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文中表述的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毛的目的是培养“忠实”的驯服工具，使知识分子按照他的意志去创作和发声，包括高声大语地歌功颂德、反目成仇地构陷批判等。实现这种“掌握”的方法，就是“思想改造”。后来，以《讲话》建立的标准为工具和武器，毛泽东反复地夸大“工农兵”的政治权重，用“思想改造”的方法成功地拿掉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权重，从而结束了自变法维新、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政治协商以来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建立起了符合党国体制的政治文化。
几十年来，中国文化艺术界甚至思想理论界、教育界，几乎无人不受《讲话》影响，而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的存在与否，决定着民族文化的历史走向。
（刊《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