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外籍院士张隆溪教授印象
还记得我第一次知道张隆溪先生的名字，约在1978年初春。那时中国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终于恢复了停顿十年的高考。我辈虽从那荒诞岁月走过来，但从心智上讲却仍是青涩懵懂的少年人。1977年12月通过温习考试，不久便相继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由于77级学子被录取的比例仅有百分之二，大多心情尤为振奋，也同时掺合着莫名的茫然与期待，看不清自己的将来会有怎样变化。就在那一段等候入学报到的时间里，有一天，我在家乡的《四川日报》上读到了一则报道，标题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写的就是张隆溪，一位自学成才的学子，以复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北大外语系攻读英国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是当年四川轰动一时的新闻，曾给了我很大的心灵触动，因为那是我辈所向往而又遥不可及的考试结果。那一年笔者自己好高骛远，曾在学校选择栏目里第一自愿填报过北大外语系，随后不久还接到通知，如约去陕西街上的十中复试考场参加过面试。在一张简陋的课桌对面，坐着两位布衣褴褛的外语学院主考老师，不断地用英语提问并作着记录，我的面试结果当然是一塌糊涂，因为无法应对那些需要口语表达的问题，对于那一幕窘景，至今记忆犹新。而对于当年报纸上的张隆溪，我素昧平生，无缘相见，唯有羡慕与钦佩不已，视为学习的榜样。从今天的大学扩招泛滥成灾的情形来看，考上硕士研究生已无甚新奇，乃是极为稀松寻常之事，但在当年，在百废待兴的年代，同城学子张隆溪被北大外语系录取为研究生第一名，应是「凤毛麟角」，若说是中了京城里的金榜「状元」，亦非妄语。
与中学同学摄于1967年，中右为张隆溪
隆溪读书，从混沌走向智识
近年来，笔者常有机会回国问学，在家乡故里每与同辈朋友们小聚时，侃起蜀中闻人的轶事与掌故，间或也听说隆溪先生年轻时候的勤奋读书情景，业已传为佳话。据传，他在乡下当知青的年代，就喜欢读英文书，例如希腊罗马文学的英译本和英美文学原著选读，乃为兴趣使然，且坚持收听「敌台」的英语广播，以此来学习英文格致。难怪他1972年回城后，在成都市汽车运输公司的车队当过修理工，读书更为精进，涉猎更为广博，「文革」后期，科分院生物所研制了一种治冠心病的新药，希望把说明书翻译成英文，参加广交会出口。生物所员工到处找人翻译，但总不能满意，最后经朋友介绍，由隆溪译成英文。他们先以为译者是某大学教授，后来知道是成都市汽车运输公司修理队一个工人，便费了很大周折，才在1977年把隆溪转到生物所做科技翻译。隆溪在生物所一年，便以「同等学历」直接参加研究生考试，1978年去了北大。所以隆溪最先出版的书，一本是由英文译成中文的科学著作，H. W. Parker（帕克）着《蛇类》，另一本是由中文译成英文，Giant Panda，都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如今回望这段历史，隆溪应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早独立从事译事且有卓越建树的。其时人称「王翻译」或「王八国」，至今我仍不解，何以流传在坊间的姓氏都变了，至今查无出处，不过似可解读为「翻译中的王者」或「懂八国语言的王者」，实乃民间美誉，尽管颇有点风趣与调侃的意味。光阴似箭，岁月流金，如今40多年已转瞬过去，对于这般充满敬意的称谓，还留存在老成都人的记忆里，荡漾在阡陌街巷的絮语中，想必去国万里的隆溪先生读到这来自故乡的美丽言说，或可报以会心的微笑。
明朝《警世贤文》中有勤奋篇佳句：「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隆溪先生走上治学之路，如今成为海外华人学者中的翘楚，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及欧洲学院外籍院士，领军西方文论，独步思想领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是与其早年的读书体验、博采众家之长分不开的。今年7月盛夏，笔者在厦门参加华侨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国际东西方研究论坛，受《世界华人周刊》社长、华人网络电视台台长张辉先生之托，和本届论坛主席、美国加州科技大学哲学系丁子江教授一起，采访了担任国际东西方研究学会荣誉主席的张隆溪教授，近距离了解了张教授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他对社会人生的洞见，以及他对中西文学艺术的解读与感悟，受益匪浅。
隆溪先生告之，「文革」十年动乱，自己属于「老三届」，蹉跎岁月，没上过大学，但为了追回耽误的光阴，自信勤学苦读的功底，当年毅然直接报考了北大研究生，而且考了外语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第一名。笔者以为这应得益于他早年的「童子功」修炼得好。没有悬粱刺骨，何来金榜题名？没有饱读诗书，何来满腹经纶？自古以来，凡有大才学者，有杰出成就者莫不唯此。
隆溪先生说：「当年在朋友介绍下，我认识了欧阳子隽先生。他曾在报社当过记者，收集了很多英文原版书，后来在成都一个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文革』期间，他居然奇迹般地把他最心爱的藏书保存了下来。他住在一个破旧小院子里一间极简陋的屋子里，但一走进去，就看见紧靠墙壁有排木板做成的书架，放满了各种旧书。在那里，我不仅第一次读到《莎士比亚全集》，而且读了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弥尔顿的《失乐园》……每天上班时，我都背着一包书去，一干完活，马上把油污的手在碱水缸里一洗，就开始看书。」从这段话语中，我突然感悟到了一个读书人的世界会是怎样的辽阔和精彩，一个学问家又是怎样练成的。除了路遇恩师，还需要有自己后天的勤力用功。
隆溪先生说起他的知青岁月，至今还感慨不已：「那时候干完农活后才能看书，常常看到深夜。我记得某日午夜，读俄狄浦斯王的故事读到最后一句，『在一个人生命尚未终结，没有最终摆脱痛苦和忧伤之前，不要说他是个有福的人』，此时，四围是无边的暗夜，祗有一灯如豆。竹林里传来萧瑟的风声，河里远远传来潺潺的水声，我好像独自一人处在洪荒旷野之中，感受到天地自然那种原始、神秘而无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印象特别深刻，毕生难忘。」从这些话语里，除了西哲的思辨，我还理解了希腊罗马文学和英美文学的经典是怎样注入了少年隆溪的心田，并滋润着他的精神生活。那样的读书意境有一种美丽，美得让人心颤，美得让人心醉，是在中国社会处于荒诞无序，生活赤贫的年代，我们曾有过的共同体验，今天的90后年轻学子恐或难以体会，因为早已时过境迁，但却终身难以忘怀。
笔者以为，早年的隆溪先生是把读书当作一种心灵互动，兴趣使然，参与其中，目的在于完善自我。因为那时整个国家正在蒙受浩劫，我辈少年人完全看不到人生的前途何在，都处于混沌与迷茫之中。而就在这样一段岁月里，中国社会还有痴迷不悟的读书人，以读书为乐，是何等的壮美！记得胡适先生说过：「把你自己打造成一块有用的器，就是你对这个社会尽的最大的义务。」言之凿凿，铿镪有声！这原本是常识，但在当下充满物欲的社会里，最匮乏的却往往正是常识。读书的目的本是做一个有智识的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是尊崇儒家文化的读书人的圭臬。
隆溪先生说起陈年旧事，至今还感叹道：「客观而言，那个时代是一场灾难，但对我本人未必全是坏处。当时读书完全出于兴趣，记得那段日子，我有一次去找川大的谢文炳教授，他是专门研究英美文学的，当时正受批判，很灰心丧气。我把自己翻译的很多英文诗给他看，他却说，年轻人啊，你看我学了一辈子，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要去学这干什么呢？我当时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因为绝没有想到未来有任何发展，也并不太在乎得失。可是正像《庄子·外物》所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用与无用是一种辩证关系。如果换作现在的环境，条件当然好，但治学是不是会变得更功利化，反而丧失了一些乐趣？」
隆溪先生是我辈读书人的榜样，他早年选读的那些西洋文学名著都是我所喜爱的。每个人性情不一，气质各异，喜好读的书也各不相同。喜欢《庄子》的人或许不会喜欢《荀子》，爱读苏东坡的人或许不会亲近辛弃疾的诗。谁是气质与你相近的先贤，祗有你知道，无需人家指导，读书这种事情最注重循序渐进，终有眼界开豁、有所成就的一天。
我知道，早年的隆溪先生把读书看作一件乐事，是真正读书得趣，沉潜其中的人，可以不拘行迹，无往不适。美人挑灯，红袖添香固然读得，海啸山崩，风云变色时又何尝读不得？古代士子读书一定要正襟危坐，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对圣贤的尊重。但我想POSE摆得好，不见得书就读得好。古代的韩柳苏欧读书时想必是摇头晃脑，神态怡然自得，否则中国文学史上也不会留下韩柳苏欧的旷世佳作；我也深信，隆溪先生不唯如此，因为现代中国有太多的苦难，有太多的沧桑需要解读与诠释，隆溪先生曾在这苦难的夹缝中读书，并由此从混沌走向智识，走向外面辽阔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