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卸下心灵的重负？即使不能完全摆脱，怎样才能稍微从容一些地走路，而不必紧张地、时不时地回头张望跟随在身后的幽灵?我已为逝者写下不少诗篇和文章，但依然无法凭借文字完全清除他们留给我的阴影。保存一份记忆，是良心所在、道义所在，但也不能否认，死亡像一股凉气进人我的大脑，进入我的脊椎，它像恐怖的天启进入我的噩梦。我曾经梦见我孤身一人步行在山谷中一条落叶纷飞的小道上，径直走进一座无人居住的房屋。这房屋内的一切都是蓝色的：蓝色的墙壁、蓝色的地板、蓝色的桌椅和茶杯，一种冰冷的感觉，忽然蓝色的窗帘自动拉开!这不是那种大喊大叫的鬼魂在做怪，这是寂静，是空无，是死亡的真实面容。
美国女诗人希尔维亚•普拉斯生前说过："死亡是一门艺术。"对于一个像普拉斯那样的自杀者，死亡可能的确是一门艺术，可对于生者，对于不得不面对死亡的人来说，死亡，作为一个事实，太残酷了，这其中不包含任何人们想象的诗意，甚至哲学也派不上用场；任何人的安慰都无用，任何你对死亡的猜测都失效。措手不及。哑口无言。头发倒竖。为时已晚。你只能接受一切，体验一切，并且回溯死者的一生，从中收获悲哀、痛苦、焦虑、愤怒、无奈、荒诞，以及真理。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的死把我带向此一精神境地。骆一禾在山海关料理完海子的后事，回来后向我描述了孩子最后的情形：戴着眼镜，右额角有擦伤，嘴张开，身子断为两节……同年5月，骆一禾在北京天坛医院作为植物人躺了18天，于5月31日去世。一禾的父亲因此双目失明，一禾的母亲在火化室门口瘫倒在地……然后是1991年9月24日诗人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送别戈麦的那一天，我硬着头皮第一个走进告别室，但戈麦已经无法看到我，因为他的脸上敷着石膏……然后是1992年秋天我的大学同学、我最早的诗友之一张凤华在深圳跳楼自杀。从那只黑色的电话里得到张凤华的死亡时，我的脑袋轰地就木了。
毁灭与生俱来：母亲们悲叹
儿女生不逢辰，却争着投胎。
横冲直撞地奔向人间，
却落得头破血流多惨。
这是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尘世剖析》中的几行诗歌，表现了他对人类世界的悲观绝望。尽管他也写过《死神莫骄妄》那样的诗歌：“凡人了却浮生，但精神永生，超脱死的魔掌，灭绝死神！”但看来《尘世剖析》说出了更多生命的真相。我也曾经积极地看待死亡，我也曾经接受过肤浅的人生观教育，但这一切都说服不了死亡本身。不能阻止他人走向生命的绝境使我无限愧疚，而目睹他人死亡使我犹如犯罪。可是上帝看来还嫌我看到的死亡不够多，还要让我看到更多文学的尸体、哲学的尸体、道德的尸体、宗法的尸体、政治的尸体……也是在1992年秋天，在西安，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农民从鼓楼南大街上一座商业大厦高高的雨棚上一跃而下，“嗵”的一声把死亡固定为一个不可磨灭的场面。这场面把所有的死亡吸收过来，以无比暴烈的形式诉说生命的哀痛。我好像一下子被死亡击出天外，等我回落到地上，尽管还活着，但已经是另一个我。这时我越过种种谎言、虚饰、小布什乔亚的多愁善感与儿女情长，看到了约翰•堂恩所看到的生命的真相、世界的真相，看到了一向处于遮蔽状态的负面的事物，于是我抱持了很久的世界观、道德观、艺术观、生命观訇然崩塌。只有体验过这一切的人才清楚这一切的力量。
刺眼的死亡强迫我思考死亡究竟想对生命说些什么？对于生命，死亡的意义何在？人能否站在生命的立场上谈论死亡？人应当怎样生活？不同的人应当依据什么划出边界？何谓理解？何谓抱负？理解和抱负何以能够既引导我们前行，又不至令我们走到生活的反面？拔高的道德要求肯定是有害的，那么道德的平均律是否同样有害，因为它鼓励庸人？我们以培养真空人才为目标的高尚的教育体系是否从根本上就是反人道的？那么何谓善？善与欲望的关系何如？何谓真？真与假的界限是否如常识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分明？事物的负面价值，也即世界的阴影部分是否被我们忽略了？怎样才能既使用事物的负面价值又不至身陷邪恶的泥塘？我们是否应以生命包容邪恶？我们的生命中是否已然包含着邪恶？承认这一点是否意味着我们理解了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人道主义我们应当首先给予他人还是应当首先给予自己?何谓人道的艺术?人道的艺术是否就是伟大的艺术?……要回答这些问题或许需要我们一生的时间，或许一生的时间根本不够。
瑞士精神分析大师荣格曾经写过一篇作品，名为《向死者的七次布道》。荣格视现代人为死者，而布道者却是公元2世纪叙利亚诺斯替教的领袖巴西里德斯。通过这篇布道辞，荣格表明，人们应当把精神的门户打开，让那些幽灵进来教训我们。在过去，在传统中，多数精神导师都曾访问过死者，如俄耳浦斯、埃涅阿斯、耶稣，以及我们中国的黄道士等。所以，荣格的意思，不是生者向死者布道，为他们指路，提醒他们要迈过多少道冥府的门槛，转过多少个无人的街角，而是死者向生者布道，告诉我们生命的航行需要张挂多少张帆，在恶劣风浪中怎样稳住船舵。很明显，在这里，荣格是要我们将精神的门户主动打开，这一点肯定不易做到，这要求我们放弃身为生者的满足与矫情、安全与无聊，去寻觅，去倾听。不过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主动打开精神的门户，幽灵都会闯进来。不是人人都能成为俄耳浦斯、埃涅阿斯、耶稣、黄道士，对于我们背向死亡的心态，死亡命令我们转身，接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生者，死亡是一种教育。这不同于有人倡导的"死亡教育"，教育我们去了解死亡，正视死亡；不，我的意思正相反，死亡是要以它的残酷、它的黑暗、它全部的时间过去给我们以训导、撼动和摧毁。这样的教育是我们大多数人所不愿意接受的，但我们又必须接受。我们被迫改变我们自己，好让死亡满意。
圣保罗说过："我每天死亡一千次。"我懂他的意思：他把死亡视作一种生命状态，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有无数个瞬间进入死亡。但是在经历了海子、骆一禾、戈麦、张风华，以及那些大街上的死亡之后，我不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用一千次，几次强行刺人我们眼帘的死亡已经让我们不得不承认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世界的愚蠢和暴力。他们死时都那么年轻，他们一个个都那么才华横溢，他们去了哪里?或许我可以安慰自己：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能够与他们相会，他们已经用死亡把来世变得不那么可怕，但是这解决不了生的问题。我多想学会心平气和地面对死亡。我多想忘却这一切，让文字和纸张来承受记忆之苦，以便能如诗人梯姆•柳本在加拿大圣彼得修道院外的小树林里劝慰我的那样：放下心灵的重负，脱胎换骨，开始新的生活。我或许还会一千次重返记忆，但不是重返死亡、黑暗、暴力和血腥，而是重返活的记忆：绿草、清泉、醉汉的丑态、女邻居的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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