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北京友人發來一份電郵﹐附件是陳小魯發表遲到的道歉。讀罷獨坐良久﹐回想文革期間幾次與紅衛兵的奇怪遭遇﹐卻是哭笑不得。
我和陳小魯是北京男八中的同學﹐文革發生那年﹐他是高三﹐我是高二﹐教室在同一層樓﹐斜對門。可我們家庭出身不同﹐按照毛澤東的英明教導﹐隸屬兩個敵對階級﹐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陳小魯的父親是共產黨元帥陳毅﹐新四軍軍長﹐上海市長﹐外交部長﹐國務院副總理﹐政治局委員。我的外祖父是國民黨高官陶希聖﹐委員長侍從室組長﹐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國民黨中常委﹐蔣介石文膽。
因為家庭出身關係﹐我在學校十年一直努力裝孫子﹐整日默不作聲﹐低頭來往﹐只希望老師同學感覺不到我的存在。同時我也相信﹐外祖父名列毛澤東欽點的四十三名國民黨大戰犯﹐這般家世怎麼也瞞不住。每年十一﹐男八中和女附中合組一個體育大軍方陣﹐參加遊行。從九月一日開學﹐兩校男女生每天練隊﹐十分辛苦。九月二十七日﹐專門選我生日那天﹐學校通知﹐我不能參加十一遊行。全校獨一份﹐再沒有腦子﹐也都立刻知道我是什麼人家子弟了。
陳小魯那麼聰明的人﹐自然心知肚明﹐所以文革發生之前﹐雖然每天上下課﹐我們在樓道裡抬頭不見低頭見﹐可只會相互點點頭﹐幾乎沒有說過幾句話。不過我對他的印象不錯﹐從來沒有覺得他架子大。他那時候嘴脣下面留點小鬍子﹐每天騎個自行車﹐而且是輛很舊的破車。也從來沒見他穿過軍裝﹐永遠是一身灰藍色的普通制服﹐而且總把褲腳卷到腿肚子上﹐像個打魚的﹐很好笑。
六六年六月﹐中國遭了劫。學校中廳貼出大字報﹐宣言成立紅衛兵。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一副對聯﹐看得我心驚肉跳﹐只想找個地洞鑽進去。可是紅衛兵們暫時顧不得我﹐急著打倒當權派﹐校長溫寒江和書記華錦。溫校長剃了陰陽頭﹐每天在校園裡掃地。華錦書記受不了侮辱﹐在監禁室裡自殺了﹐說是把褲帶綁在門把手上勒死的。
我在學校雖然裝孫子﹐可心裡從來沒有尊敬過老師，特別痛恨學校領導﹐他們天天喊叫階級鬥爭，強迫學生吃憶苦飯﹐禁止我參加遊行﹐批判過多少好人﹐坑害過多少無辜。我一直盼望有一天，他們自己也倒點霉﹐所以現在看到他們挨整﹐雖說不無同情﹐但也多少覺到高興﹐嚐嚐挨整的滋味﹐看你們今後還整人不。
我們班裡有好幾個木楈地各軍兵種司令部大院的子弟﹐旭東﹐進東﹐小晉﹐皖平﹐冀才等等。同學樹東﹐因為家在西山軍區﹐太遠﹐平時住校。每週一和六﹐蘇製吉姆轎車開到校門口﹐勤務兵接送。當時吉姆車﹐只有黨和國家領導人才能坐﹐可知其父軍職有多高。這樣的同學﹐自然都是男八中第一批紅衛兵。也許他們有更要緊的軍務在身﹐顧不得隱藏身邊的階級敵人狗崽子﹐我。整個文革期間﹐我在學校裡沒有挨過罵﹐沒有挨過打﹐甚至沒有遇見過紅衛兵讓我報出身。我也覺得奇怪﹐但說不出道理來。
要 說紅衛兵多少顧及一點同學情誼吧﹐有一次他們率領全體學生﹐趕往府右街﹐衝進一個院門﹐揪住一個女人﹐掄著銅頭皮帶﹐拼命毒打。我見旁邊站個青年﹐像是高一的同學﹐抱著他的妹妹痛哭。我看不下去﹐溜走了。後來知道﹐那個同學再也沒有來過學校﹐他的母親被活活打死了﹐只因為她解放前做過舞女。對那個慘劇﹐對那個同學和他的母親﹐我無限同情﹐一輩子也忘不了﹐更覺不能饒恕那些心狠手毒的紅衛兵們。
破四舊開始後﹐我們學校紅衛兵捉來宣武門的流氓集團紫錦隊﹐在中廳裡輪番毒打﹐說是練習如何打傷人內臟而外部不露痕跡。那天晚上﹐我從中廳走過﹐聽見一個紫錦躲在樓梯下面哼叫。他被打傷﹐無法動彈。我看了﹐實在不忍﹐便關了電燈﹐把他扶出中廳﹐然後拿自行車﹐推他離開學校。當時心裡恐懼得要命﹐兩腿發軟。一個反動派狗崽子﹐救護一個流氓﹐被紅衛兵抓到﹐兩個定要一塊打死。從此我就不敢到學校去﹐好在學校早已不再上課﹐沒人管。
兩個月後有一天﹐我悄悄到學校逛一趟﹐不想在中院碰見陳小魯。他還是穿著灰藍布衣﹐褲腳卷得老高﹐臂上沒有紅箍。他說﹕好久不見。我答：我不常來學校。爸爸媽媽都有病，在家休養，要我照顧。他說﹕過一個禮拜，紅衛兵要在天安門集會﹐你也來參加。我說：我又不是紅衛兵，紅衛兵開會，我參加算怎麼回事？他說：那天會有很多外地來的紅衛兵，不懂規矩，出了事不好，我們北京的紅衛兵要負責維持秩序。我說：我算幹嘛的，去了找誰？沒人會理我。他說：就說是我請你來的﹐有人問﹐讓他們來找我。我是咱們學校革委會主任，我說了算。
既然人家這麼看得起我﹐話說到這份上，我如果堅持不去﹐就太不識相了。於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這個出身反革命大戰犯的子弟，去了天安門﹐站在金水橋前。身後的紅衛兵，看見毛主席登上城樓，胸膛鼓裂，淚流滿面，揮舞手裡的小紅書，喉嚨喊啞。我看著他們的模樣﹐覺得又好笑又可憐﹐但我什麼都不能表示。那是我唯 一一次看見毛主席﹐胸膛裡好像凍了一層冰﹐絲毫激動不起來。那個時刻讓我來天安門，佔去一個熱愛毛主席的紅衛兵的位置﹐真真的不該。
八一八之後﹐ 由陳小魯建議﹐成立起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男八中紅衛兵自然是核心嫡系。也是老天不長眼﹐北京那麼大的地盤﹐西糾偏偏到西四頒賞胡同的九三學社機關安營紮寨。我家住在頒賞胡同十三號外文出版局宿舍﹐剛巧跟九三學社斜對門﹐於是便成了西糾的鄰居。院門外面牆上﹐貼滿大字報﹐陶希聖和母親姓名都倒寫﹐打紅叉。我們家人走在衚衕裡﹐鄰居大人孩子指指點點的手指頭﹐能在我們脊背戳出洞。可也許八中紅衛兵老早知道我的家世﹐從來沒有來找過我家什麼麻煩。
西糾沒顧上抄我家﹐可不知那裡什麼野雞學校的紅衛兵卻突然打上門。我扶著腿殘的母親﹐躲出院子﹐隱身門洞﹐瑟瑟發抖。剛巧這時﹐一批西糾隊員騎車到九三學社門口。我們班樹東看見我﹐便問﹕你在這兒幹麼﹖我不敢隱瞞﹐答說紅衛兵正在抄我家。樹東一聽就火了﹕媽的﹐我們不抄﹐輪得到他們麼﹗嘴裡罵著﹐把車一摔﹐就往我家院裡走。西糾裡面我們班的大院子弟﹐也都丟了車﹐衝進院去。我閉住眼﹐心想這下子完了﹐非出人命不可。我們班那幾位公子爺﹐天不怕地不怕﹐發起脾氣來﹐真敢往人群裡扔手榴彈。
還算好﹐沒幾分鐘﹐剛纔凶神惡煞來抄我家的那些紅衛兵﹐垂頭喪氣走出院門﹐匆匆忙忙跑了。樹東他們隨後跟出來﹐對我說 ﹕別怕﹐以後再有人來抄你家﹐就過來找我們。我聽了﹐心裡很感動﹐連連點頭道謝﹐扶著母親回進院去。衚衕裡鄰居們圍著看見﹐都覺奇怪﹐怎麼紅衛兵西糾會保護國民黨反動派的狗崽子呢﹖他們以後再欺負我們家人﹐還得留個心眼才是吧。
後來雖然各處紅衛兵還是來抄了我家好幾次﹐我也從來沒敢真去找西糾求援。後來西糾離開了九三學社﹐樹東他們都當兵走了。後來我們又搬家到東單﹐再後來我到陝北插隊﹐離開北京。可樹東他們解救過我家一次﹐我終生不忘。到美國之後﹐我曾想方設法找到地址﹐給樹東寫過一封信致謝﹐也不知他收到沒有。
六六年底﹐紅衛兵們都到外地串聯去了﹐學校成了空巢﹐我大了膽子﹐時不時到學校觀望一下。像我這樣的反動派家庭出身﹐參加不了紅衛兵﹐當然也沒有外出串聯的資格。有一天我去學校﹐碰見高二四班的紅衛兵頭目三猛和伯宏。他們不可能不知道我什麼出身﹐卻順嘴問﹕你怎麼還在學校﹐沒出去串聯﹖我無話可對﹐又不願自報家門﹐便反問﹕你們不是也還在學校﹖他們說﹕他們已經出去串聯過了﹐ 現在回來值班。然後又說﹕想出去玩玩嗎﹖他們手裡有大印﹐可以給我開介紹信。我說﹕出去玩﹐誰不想。
萬沒有想到﹐兩位紅衛兵頭頭二話不說﹐隨手就給我開了個路條﹕我校同學沈寧﹐非黑五類出身﹐請沿途紅衛兵接待站予以接待。北京八中革委會。然後蓋上八中革委會大紅印章﹐交到我手裡。我看了﹐誠惶誠恐。我是非黑五類出身﹐我是黑五類都包括不下的最黑一類﹐國民黨頂級戰犯。可我什麼話也沒說﹐帶了還讀小學的妹妹﹐趕緊上路串聯去了。
文革是中國空前(但願能夠)絕後的一大劫難﹐中國人民在文革中經受的苦難﹐怎麼都記錄不完。我家十年﹐歷盡磨難﹐四分五裂﹐母親被折磨致死。我對文革的憤恨﹐無以言述。但時隔近五十年﹐讀到陳小魯的道歉聲明﹐回想起來﹐我與學校紅衛兵的幾次直接遭遇﹐卻又真是非常奇怪﹐似乎於情於理﹐都難以成立。
我在學校沒有挨打挨鬥﹐已屬非常。居然還被陳小魯請去參加八一八天安門紅衛兵接受毛主席檢閱﹐可謂天方夜譚。人都說西糾是惡中最惡﹐可西糾確實趕走抄家紅衛兵﹐救過我家一命﹐實出意外。而且八中紅衛兵﹐竟然給我開路條﹐讓我享受一次只有紅衛兵們才能夠享受的串聯特權。到底是怎麼回事﹖到底是因為什麼﹖我至今說不清楚﹐只好把這幾件事記錄下來﹐也算一段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