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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20世紀中國文化的轉型

发布: 2017-1-12 19:39 | 作者: 李紅豔



        ——兼論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的影響力(《东亚人文》授权首发)

        中國現代化的歷程源自於晚清,當時社會精英階層、特別是知識份子群體將關注點多集中在民眾啟蒙和民族救亡的主題上,但就如何實現民眾啟蒙、如何完成民族救亡的路徑選擇上,鑒於當時中國原有知識份子群體的分化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別。這些派別在20世紀前半葉社會思潮的跌宕起伏中,不斷瓦解、融合、重組,一定程度上可以說,20世紀乃至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底蘊和趨勢便是在這種瓦解、融合和重組過程中孕育、建構和形成的。    
        就當代中國文化而言,其獨特性在於“它是一系列意識形態變遷及解構的產物。”我們今天所遵循的文化價值和主要的文化觀念,雖說是建立在20世紀80年代啟蒙思潮的基礎上,20世紀“80年代啟蒙運動的興起,則源於對20世紀革命意識形態的批判和反思……”。因此對20世紀中國社會思潮的反思,尤其是文化思潮、文化革命或者是文化運動的反思,一定程度上可以勾勒出20世紀中國文化變遷的主要動因,筆者以為,這些社會思潮中,尤以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對20世紀乃至21世紀初期中國文化系統的潛在影響力最為綿長。因此,反思20世紀中國文化的發展與變遷過程,以便對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趨向有一個較為明晰的認知,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可以說是一個較恰當的出發點。
        
        白話文運動與文化大眾化之發端
         
        就人類文明發展和變遷的動因來看,文字的大眾化、普及化對一個時代文明的締造、文化的塑性都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歐洲的文明發展證明,某種程度上,文字的統一和純潔化將宗教觀念不僅在歐洲範圍內、更在世界範圍內逐漸普及化了。自19世紀中後期,“外來者”以武器、技術和宗教等形式開啟了與晚清政府之間交流的序幕,而白話文運動也發端於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但是晚清的白話文運動與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的本質區別在於:同樣是“有意識”的主張,前者是在把社會群體分為兩部分的前提下進行的,即“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而五四學生運動使得整個社會對個人主義的關注轉移到對群體的發展上,對文化的深層變革和對社會的整體改造是其基本訴求。梁啟超曾描述了當時的文化概況,因為整個社會對辛亥革命所寄予的希望逐漸都落空,因此認為“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動新制度,決計是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因而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貌似對晚清時期白話文運動的一種延續,但本質則是在西化思潮推動下進行的,與當時中國社會內部的文化傳統的內在呼應關係甚微。當時的一個主要傾向是“從負面解讀傳統”。“20世紀前半期不少士人的共同願望是讓中國像歐洲一樣通過復古的手段而‘復興’,同時相當一部分趨新人士又懷有將中國傳統送進博物院的持續願望”。白話文興起之初,便存在著三種主要的傾向:歐化趨勢、文言化趨勢和大眾化趨勢。但無論是初期國語的歐化,還是發展到後來國語的文言化和大眾化,其核心命題均是文字與民眾的關係。順應民眾的語言還是改變民眾的思想逐漸成為白話文運動、後來是大眾語運動的核心。
        如果說晚清時期的白話文運動還有深刻的“我們”與“他們”之分、目的是對他人進行啟蒙的話,這些啟蒙者自身是可以不用白話文的,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則是要開始從啟蒙知識階層來時,試圖將“我們”與“他們”之間的文字溝壑消除。可以說,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是近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西化思潮和範式選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轉型的一個重要標誌。“白話文運動從中國古代文學方面,幾乎一點遺產也沒攝取。”某種程度上也是消除“我們”與“你們”之間隔閡的一種旁證。
        毫無疑問,知識精英的這種努力得到當時中國城市社會中的新興知識階層、工商業階層的支持,他們本身便是其時正在成熟的大眾媒介的忠實讀者。作為白話文運動的宣導者之一陳獨秀便指出:“中國近代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逐個需要而發生存在著。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也就是說,白話文運動的實行,與社會結構的變化、大眾媒介的興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當時社會上那些介於上層知識份子和不識字者之間的邊緣或者新興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 更是對白話文熱愛有加。白話文對他們意味著將原有的傳統文化系統對個人成為社會精英的門檻大大降低了,給了他們進入上流社會的一種希望(其中自然也有宣導者自身的社會影響力)。
        當時的白話文運動主要在三個層面上展開,一是新文學形式的嘗試,二是平民教育的實踐,三是白話與報刊等媒介形式的結合,其中第三個層面是前兩個層面的輿論場所,也是白話文運動實施的社會現場。“白話報刊建立了一套與以文言為載體的傳統文化相對立的現代文化,由此開闢了嶄新的現代大眾文化領地。在1897年以前,已經出現了兩份白話報,而到1900年至1911年之間,就至少出版了111種白話報刊。”白話報刊的出現於中國大眾媒介的職業化和獨立化時期,其時,商業化的媒介經營理念、媒介獨立意識正在形成,大眾媒介的商業化需要的是廣大的受眾市場、廣大的受眾市場的建設又需要與主要的社會思潮相吻合、滿足新興的社會階層的需求,因此,白話文報刊作為二者的結合體,自然成為白話文運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也成為中國大眾媒介獨立化過程中一種重要的社會實踐活動。
        當時文化改革的宣導者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將白話文推到了中國文明的進步與普世的高度之上了,正如劉師培說:“近歲以來,中國之熱心教育者,漸知言文不合一之弊,乃創為白話報之體,以啟發愚蒙。自吾觀之,白話報者,文明普及之本也。白話報推行既廣,則中國文明之進步固可推矣;中國文明愈進步,則白話報前途之發達,又可推矣。”
        在五四白話文運動中,魯迅是以白話寫小說的第一人。胡適最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白話詩。他在1920年3月出版的《嘗試集》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文集中詩篇的思想內容並不引人注目,其語言形式的革新在文學革命初期產生過較大的影響。除白話詩外,胡適還寫了話劇《終身大事》(1919年)。郭沫若《女神》的出版,更為詩歌創作打開前所未有的局面。之後,白話散文漸增多,雜文適應鬥爭的需要而出現,報告文學也應運而生。瞿秋白寫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的報告文學作品《俄鄉紀程》和《赤都心史》。除白話報刊外,各種新文學社團的成員也進行著白話文的實踐。他們還翻譯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將歐化的句式嵌入到中國白話文改革的實踐中。即使是當時文化保守主義的宣導者,也以辯論的形式和白話文的寫作形式,為白話文運動在全社會的拓展起到促進作用。
        周策縱指出:“從五四時代起,白話不但在文學上成了正宗,在一切寫作檔上都成了正宗。這件事在中國文化思想、學術、社會和政治等方面都有絕大的重要性,對中國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響。在某些方面看來,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從這一事件開始,不僅是來自於西方的思想觀念開始進入當時社會精英階層的視野中,文字的變革更是從根源處逐漸分解中國綿長的文化傳統中所積澱下來的思維模式,歐化語言的應用便是一個極為顯著的例子,文言文與白話文之間的話語權勢的轉變也證明了這一道理。新的文學體裁和寫作模式應運而生,新的藝術形式與正在崛起的大眾報刊與其他大眾媒介相結合,以文字變革的基本形式,緩慢而決然地推動著中國社會近代到現代的過程。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白話文運動是中國近代社會精英以全面文化動員的身份在中國社會中的一次集體亮相,也是這一群體正在興起的一種標記。這種標記卻也不僅是歷史性的,更多的是社會結構性的。作為新型的社會階層,他們在改變自身社會地位和社會身份的同時,也逐漸在消解著中國近代社會結構最為恒定的支撐力。這種全面文化總動員也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謀求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是以文化重建的途徑、是拯救民族精神的一種努力,既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第一次轉型、是面向民眾的一次文化啟蒙運動的努力,也是文化大眾化的一種理論探求和社會實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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