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之城》（小说集《情史失踪者》一篇）在阿乙创作的作品阵列中，不具有代表性。我单独把这篇作品抽出来，是因为《永生之城》在我阅读文学的刻度表上，满足了非法拆解的条件。这个条件是形式符合逻辑顺序结构，但叙事内容违反了顺序逻辑。作品忠实地维护着作者的意义，当被我借助到实验的暗室里，任何非法添加的元素都是合法的，去完成非法拆解。组装的意义和作者甚至作品的意义想对立，分不清影子和原型的位置，换句话说，文学肉身经过替换后，原初场景和重演场景只有镜像关系，没有了作品和作者的统一的关系。作为读者，作者创作对于我只是一个简要的指示，我所生产的是文学叙事不显现的必要性。作品不是客体，读者全等于我的时候，我是客体，同时也是主体。注意，我说的是全等于，不包括非我之外任何一个人，当然不包括作者本人，阿乙，是我分析象征体一个寓言文字串。
任何文学都依靠虚构，但任何虚构都依靠非虚构。在一个文学作品综合意义框里，谁是虚构？谁又是非虚构？按惯常理解，文学叙事是虚构的，但作家没有任何义务指认出非虚构和虚构的标签，对一个群体或方式的阅读是虚构，但对另一个群体和方式的阅读，或许是非虚构。《永生之城》中引用《武汉晚报》解释天门南站，甚至把鄂铁办函发文列出来了。《荆州晚报》与《荆州日报》对怪病的报道，此病到2010年才被国际医学杂志命名。非虚构作用恰恰是在证实此事是虚构，或者报道是虚构的，在叙事中隐藏非虚构，去达到虚构效果。 如果我说这种虚构和非虚构的模糊界限，是阿乙有意设置的，那么，我必须得解出这个文学方程式的答案：他说出内心压制的真相，而不是犯罪现场的真相。或者根本就没有真相，虚构和非虚构就是凝视自我的戏谑。
文学虚构是智能化生产一个关于叙事的产业，产能是激情。激情的产生不是客观的，某种神秘的规则会暗中在无尽的迷蒙中撒下巨大的屏蔽体，屏蔽的不是产品的意义，而是作者现身。这里，我们发现了隐蔽的叙事规则：文学虚构的激情目的是屏蔽作者现身。文学叙事是存在的不存在，不存在的存在。每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在招供解码的密码。作品、作者和读者三位一体的关系出现了严重错位：只有作者不现身的作品才会对读者招供出更多意义；同样，当作者和作品关系处于空白处，作者以叙事视角方式插入叙事中，“我”，这个小警察，与犯罪案件间接当事人盖靖华暧昧关系，甚至发生了性爱，作者有意识以第一人称植入叙事中，读完全篇小说，“我”这个全能全知角色发生了模糊变异，“我”是案件的未知者，而不是已知者，作家在有意识尝试解除和作品唯一的契约关系。作者合法不现身，那么作品的意义才会更丰富。这是一个阅读的悖论，对于作者来说不是。
文学叙事产生一系列的象征债务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并非在一厢情愿地制造匪夷所思的文学理论，我对文学理论一向持怀疑态度，我相信读者自为的任务，不再盲目信任理论制造的文学印象。我尝试用自产自销的一句话来概括：能指圈向所指圈扩散过程中文学信息非程序性变异。
任何文学作品都有能指圈，能指圈越大，那么，所指圈就会越小，相反，能指圈越小，那么，所指圈就会越大。小说开头第一句话：李伟被捕的那一天，清晨五点半就起了床，去送别妻子乘坐的高铁。整篇小说都围绕这句话进行有条件地重复，条件是，李伟激动不安，李伟去理发，李伟和服务员偷情……所有条件都在重复，李伟被捕，释放的文学信息是，李伟犯事了，案件是在李伟把老婆送走之后发生的，是一个犯罪小说。说明能指圈很小。但读完小说，每一个读者会发现，大多数叙述都是犯罪现场的预演，21-2，盖靖华说，实际上他就是犯罪，他背叛我和这个家庭；21-3，李伟被捕的这天早上；21-4，李广堃说，要是他犯了罪，警察可能会抓走另外一个李伟……重复的犯罪现场暗示，但犯罪现场并没有得到充分叙述，小说出现的核心现场，即被捕现场替代犯罪现场。替代之后必然是重演，小说的镜像关系发生了不易察觉的位移，被捕现场替代犯罪现场，犯罪现场是小说叙事的镜像，可以模糊，可以变异，甚至可以隐藏和省略。这个隐蔽的替代告诉我们，被捕现场已经篡改了犯罪现场。《永生之城》是有意设置的叙述圈套，能指圈越缩越小，但能指圈越扩越大。
最早引起我对这篇小说关注的，是形式结构，一共21个小节，分别从21-1一直到21-21，按自然顺序排列，阿乙段落排列是魔术手法，警告读者，我开始玩重复的游戏了，但你们不要轻易许诺，短时间就能拆穿叙述的秘密。从小说形式结构来看，段落工整，符合逻辑。但读完小说，发现是在取消结构的合理性。小说从第一段犯罪前奏开始，一直到最后犯罪动机猜测，小说中最核心的犯罪现场，即李伟敲诈行为被悬置起来，犯罪现场被悬置，不是说有多么重要，而是取消核心犯罪现场的核心地位。简单的犯罪能指圈发生了细密的位移，能指圈在意义的产业链上鼓涨，突破犯罪框架，再向不可知的领域输送信息。顺序结构在叙事中取消了顺序叙事的合法性，留下高深莫测的悬念。犯罪现场拥有了多种可能性，犯罪动机抹去了犯罪现场的踪迹。这是我设置的一个自相矛盾的定性。
《永生之城》其实是有简略的犯罪现场，并且有清晰的犯罪动机。而我在强调，小说取消了犯罪现场。犯罪现场对于这篇小说来说，或有或无，空无比有具有更大的文学诱惑力。抓捕现场替代犯罪现场的时候，小说中的现场显现，显现的不是惯常最核心的犯罪现场，相反，犯罪现场悬置，或远隐了。当读者的阅读欲望被结构起来的圈套勾引，犯罪现场被扣押了，取消了犯罪现场的合法性，李伟和敲诈信却合法进入扩大的能指圈中。
揭秘这篇小说的犯罪动机。“在被带到讯问室后，李伟长时间一言不发……” 李伟并没有在小说中招供犯罪动机。作为全能全知的警察“我”同样没有指认李伟离奇敲诈的动机，但是，这篇小说的犯罪动机是很清晰的。是作者在虚构中招供了一切，这也是阿乙小说叙事最重要的特征：表现羞辱感。所有犯罪动机都插入在犯罪现场的赘余中。
所谓犯罪现场的赘余，是说李伟自己没有进行招供，警察也没有指认，犯罪动机很有步骤地跌落在在现场之外的赘余叙述中。能指圈越缩越小，所指圈越扩越大。无疑，李伟是能指圈的边框，起到决定的象征，也就是说，李伟是小说意义债务人同时也是债权人。李伟犯罪现场的赘余是他犯罪动机最核心的环节，包括其他人对李伟的返照，也是李伟排泄物，即小说赘余产品。
第一个赘余的事件是偷情，即小说中性爱叙述。阿乙小说涉性描写都是干涩，没有前戏，不做多余的情感点缀，在《永生之城》亦是如此。但这种干涩的偷情，在这篇小说里却起到了非凡的膨胀和收缩的功能。从表面上看，偷情和犯罪现场没有能指圈上的逻辑关系。小说中叙述李伟第一次偷情，是和一个老女人。小说只出现了李伟的父亲，但没有母亲的面容显现，这个偷情算不算犯罪现场一个动机？小说中第二次偷情，“哪怕最后被证明在整个事件中，她只是一枚被安排的棋子，她也认了。”餐厅服务员纪晓华是犯罪现场一个赘余人物，李伟处于焦虑状态等待偷情，所以，她是犯罪现场外的一个棋子，李伟射了有平时三个量那么多。刚和妻子分开的李伟是之前处于被冷冻状态，这是不是犯罪现场一个动机？第三次偷情场景，是李伟妻子盖靖华和警察，“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我就直接来了，你来肏我吧，快点。” 盖靖华应该不是第一次这么呼唤陌生的肉身。这是不是犯罪现场一个动机？
为什么父亲把李骄阳改为李伟：“我就让这孩子消失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永远不被人注意和算计。要是犯了罪，警察可能还会抓走另外一个李伟。”父亲李广堃儿子犯罪的谶语灵验，但警察没有抓错人。得了怪病的李伟，失业了，没有了收入，被妻子逼迫去学理发，后来在餐厅给父亲打工，权力没有餐厅收银员大，怀疑自己的父亲和妻子暧昧。敲诈教师的金额，是妻子全年工资的两倍。小说的结尾，阿乙似乎在暗示李伟这个失败的男人，离奇敲诈的犯罪动机是在洗刷自己的羞辱感。
李伟作为能指圈的边框，变异在所指圈，当这个边框扩大到一定程度，即犯罪动机被指出，能指圈开始缩小。我在想，要是没有犯罪动机和犯罪现场，能指圈没有缩小，那么，我该如何阅读这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