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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16-11-24 17:42 | 作者: 毛丹青



        一
        2009年的春天,我出任了大学教授,随之而来的第一个变化竟然是日程表,这个起先是我没想到的。因为过去都在日子的下面写上当天的预定,有时写得密密麻麻。现在想起来,这个习惯最早是做鱼虾生意时留下的,当时谁都没有手机,与海外的商业联系全靠电打机。这个机器与缝纫机酷似,小小的打字头跟针头一样,在人的指尖敲打下,对准一张白纸条连打窟窿眼,连声音都跟缝纫机相同,节奏感超强。所谓“日子”,就是几月几号,而不是每周的哪一天。做鱼虾生意最让人挂心的是几月几号会是个什么样的天气。到了冬天,几号下雪,几号不下雪,气象预报几乎就是鱼虾能否在东京筑地卖个好价钱的唯一标准。下雪了,吃火锅的人就会多起来,这时的马面屯鱼保险大卖,而虾比不了鱼,作为食物,虾的种类不如鱼多,季节感的突出程度也显弱。所以,日本渔民跟我说:“不懂日子的人就不懂鱼虾!”
         与此相比,大学的日程表更注重周几。其中的理由至少有两个,第一个是每周周几有课全是固定的,一堂课90分钟,每半学期必须上满15堂90分钟的课。第二个是遇上日本的国家公休日时必须要计算课时,一旦与课时冲突,要么公休日继续上课,要么安排到其它的时间档期中补课。这种情况一般都被指定到“土”,即周六。说来也巧,按照我的教职经验,周一“月”往往是国家公休日。因此,我的日程表上不再往日子下面写了,而是写到了周几上面。过去看一年的日子多,而今看每周的周几多,与其关注一年的日子,不如关注一周的周几重要。
        显然,日本让我关注的时间比过去短了,每周周几的意义已经大于了每月几号的意义。
        
        二
        据说,中国古人也把周一说成“月”,而英文的MONDAY又恰恰与之对称,看上去很有国际化的感觉。不过,没来日本之前,我对“月”表达周一完全没有带感,一轮圆月的心象景致很难被一个纯时间的概念所替代,加之,刚到日本时还是一名留学生,口语又不好,与当地人交流时经常出现障碍,有一回甚至把周一听错了,听成了“Gets”,还以为自己的英语灵光,把对方的意思理解成了为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能用半吊子日语找活儿干,也许算是有勇气的表现。留学生没钱,想找一处打工挣钱的地方也是谁都有过的愿望。
        我的留学生活是从三重大学开始的,指导我的老师是清水正之教授,拙著《孤岛集》〈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一篇《蓝色》写的就是他。当时在研究班上有一位比我大很多岁的日本同学叫加藤秀夫,是一位陶艺家,他说:“我到这儿来念书完全是为了学习日本思想,做陶艺没思想不行。”
        日本那个时候的大学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教授的研究室内有冰箱,冰箱里有啤酒,另外还有微波炉。只要一上完课,在教授的指令下,大家就可以畅饮,其中还有很多同学自带下酒菜,用微波炉加热,加热完的清亮的响声实在动听。有一回,我忘了锁自行车,从研究室出来时,居然听到过道中不断传来微波炉加热完的那一声,原来别的教授也一样,所有的研究室就像正在进行同一个仪式一样。相比之下,现在的大学研究室禁烟禁酒,每扇门都有一块玻璃窗,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性骚扰而依据有关条令设置的,凡是日本的大学,哪儿都大致相同。我记得清水教授的研究室是没有窗子的,不仅如此,而且整个门上贴了一张很大的课程表,其中有“月”的地方就有我的名字,因为我是每周一上他的课。
        加藤跟我说:“月是一周最好的日子,你别听人家说周一最容易犯困,懒懒散散的,那些是上班族的通病,我们当大学生的可以忽略不计。”
        我问他:“可你跟一般的大学生不一样,一边做陶艺,一边上课,大部分时间跟上班族差不多吧?” 他笑了笑,答道:“上班族每天从家里去工作地点,早出晚归,跟我在自家的作坊工作不一样,工作在我看来是身体的一部分,可上班族的工作是体外的,没血没肉,从表情上一看就能看出来。”
        说到此,加藤停顿了一下,问我:“想到我作坊看看吗?”我当即点头,连说好。然后,加藤嘱咐我:“选个周一,而且一定要月光如洗的傍晚才好。”
        
        三
        加藤的作坊在汤之山,从三重大学的所在地津市乘近铁电车大约30分钟左右的样子,然后换乘另外一条线,终点站就是汤之山。每小时的发车数并不多,大多数都集中到了一早一晚,这是为了给上学的孩子们提供方便,尤其是小学生,傍晚的车厢满员,人人都戴着小黄帽,犹如整齐的小鸭子列队一样。车没到站之前,大家都蹲在站台上,谁也不站起来,等到车开进站后,自动门被打开,小黄帽们一起站起来,叽叽喳喳,顿时热闹了起来。我记得头一回到加藤陶艺作坊的那一天是周一,而且,的确是月光如洗的一个傍晚。
        作坊的旁边是一栋日式老房子,一看就知道这是经过了主人用心的照料,加藤跟我说:“照料老房子的人是我的太太,我只管作坊,别的什么也不管。”
        加藤太太是一位典雅的女性,说话声很小,也许因为陶艺离不开釉料与土料,除了头一回见她穿的是和服以外,后来再到作坊时,见她穿的全是休闲服,季节感强,很像一位精通户外运动的女人。加藤跟我说:“陶艺全天跟泥土打交道,你看我这儿的球磨机,除铁器,包括振动筛,还有泥浆泵和压滤机,练泥机、搅练机,没有一样不跟泥土打交道的,包括我家的味道都有泥土的芳香。”
        没等她的话音落下,加藤拿出了一个陶瓷瓶,像是想起了什么,又像是早就准备非要说出什么不可的样子,他跟我说:“陶瓷都是脆弱的,即使是在窑里面,无论是生烧,还是过烧,它们都是脆弱的。”
         “这个脆弱只是针对陶瓷而言的吗?”我问加藤,这就跟上清水教授的研究班一样,所有的问答对有的学生而言,近乎于痴迷。当然,这个评价不是我首发的,我记得有个日本女学生,她喜欢听我跟加藤说话,但听完后,总会送给我们“痴迷”两字。实际上,我始终没明白日语中的“痴迷”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加藤开始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他说:“脆弱应该是针对人而言的,而不是任何一个物体,有心有灵的人是会觉得脆弱的。”
        听上去,他似乎有更深的话要说,于是,我问他:“这怎么讲?” 加藤一边把陶瓷瓶放回了原位,一边看着我的眼睛说起来:“我有个同乡叫森田必胜,他家在大治田町,靠近大海,离我这儿不远,天气好的时候,从汤之山上还可以看见他家那条街道。他的父亲是小学校长,他是二儿子,另外还有三个姐姐,因为家境清贫,他小时就被过继到别人家去了。不过,到底是书香人家,从小喜欢读书,中学上的是教会学校,高中作文写下的一句话是:我的心是受伤的野兽!”
        我记日本人的姓名大都只记姓,很少记名字。名字的发音难,连日本人自己都记不住,所以当加藤说森田时,我以为他只是在说一个普通的同乡,完完全全没想到这个森田就是跟三岛由纪夫先后切腹自杀的人。
         我喜欢日本文学,很早就读过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也了解过三岛个人的生平,所以再往下听加藤所说的话时,逐渐有一种跟日本文学拉近了的感觉。加藤继续说:“森田头一年考早稻田大学没考上,当了浪人,两年后才考上,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政治倾向越来越严重,在早大建立了国防部,当了部长,每天发表右倾的主张,要求修宪什么的。后来,他认识了三岛由纪夫,有了一致的政治倾向,再后来,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三岛事件。”
        我一边听加藤跟我说,一边把森田与三岛由纪夫拉到了一起,当然,这个所谓的“拉”,只是凭借了我过去的阅读,甚至觉得这也许是眼前加藤的作坊把我阅读中的记忆抽取了出来。
        三岛由纪夫是一位推崇武士道精神的作家,英文讲得很好,长期对战后的日本政局深表反感。1968年,他组织了私人武装“盾会”,声称要保存传统的武士道,还要保卫天皇,森田必胜是其中的一名成员。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实行了他的政变计划,当天交了《丰饶之海》的最后一稿《天人五衰》,并要求把旧作“异类主题短篇小说”集册成书,取名《殉教》,随后三岛带领森田等4名盾会成员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以“献宝刀给司令鉴赏”为由,骗入总监办公室,当即把师团长绑架为人质。然后,三岛由纪夫站在总监部阳台上向800多名自卫队士官发表演说,“日本人已得意忘形,但精神却是空洞的,你们知道吗?”,他要求大家跟他一起发动兵变,否定日本宪法,让自卫队变成真的军队,誓死保卫天皇和日本的传统。不过,当时在现场,没人响应他,甚至有不少人大声嘲笑三岛由纪夫是个疯子。不久,三岛从阳台退回室内,按照日本传统的仪式切腹自杀。
        三岛由纪夫在额头上系上了白头巾,上面写的是“七生报国”,他用白布将切腹的部位紧紧地裹住,拿起短刀刺进了自己的腹部,割出了一块大伤口,肠子顺势从伤口流出。这时,森田必胜用刀为三岛进行介错〈即为切腹后的人砍下头颅〉,但连砍数次都没能砍下他的头颅,眼看三岛由纪夫难忍痛楚,欲咬舌自尽,连声低呼:“再砍!再砍!用力砍呀!”,但森田已无力进行下去,这时的介错换成了盾会的另一位成员古贺浩靖,他学过居合道,终于把三岛由纪夫的头颅砍了下来。随后,森田必胜也切腹自杀,同样也由古贺浩靖完成了介错。
        加藤听完我上述的解释,显然有了满足感,他说:“能跟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畅谈,算是一种幸福。”
        其实,我起初没有想到加藤跟森田是同乡,也没想到他会拿出这个话题跟我聊,原本想仔细看看他的作坊和窑什么的,但也不知为何,我们被三岛由纪夫的话题一下子拉到了另外一个次元,这也许就是我与日本文化触电的瞬间。
        
        三
        20多年过去了,加藤和他的妻子照样还在汤之山,作坊还是原来那么大,没变。孩子长大了,已经离开了父母,我们每年到了元旦会相互问候,或者打电话,或者互寄贺年卡。打电话的那年是因为没寄贺年卡,而寄了贺年卡的那年,我们相互之间就不会打电话。说来也奇怪,加藤跟我就像谁都知道谁一样,比这个再多的交往几乎等于零。
        不过,一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最喜欢的短篇小说是三岛由纪夫写的,小说的名字叫《月》,而且他还告诉过我:“读了这篇小说,你一定会知道什么是月光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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