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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门街上的死者

发布: 2016-11-03 15:41 | 作者: 庞培



        ——过去年代的叙述

        一
        康老头死的时候双目圆睁。他一直住在北门板车队的房子里,生前无儿无女,孤身一人。那房子是旧社会的店面屋,有点像买卖人家的粮仓。房间很大,窗户漏风。康老头点一盏煤油灯,住在里面,周围几十条街坊里弄家家户户都有电灯,惟独康老头一个人执意不肯。实际上他的房间(像仓库)有现成的电线,只要在插座上安一只灯泡。但看来那老头有点喜欢那盏擎在手里、放在一张油腻腻的饭桌上的煤油灯。那盏灯有点像他本人:孤单、落魄、过时、积满灰尘;摆在床头用火柴一划亮,立即射出一团晕黄、古怪、茫然失措的光芒,黑暗中,照亮他那张布满皱褶的脸、肩胛处往下垂落的衰老的皮肤、柜上的空酒瓶、一排排靠在墙角模模糊糊像放大的鬼影似的板车以及他床铺上露出破棉絮的被褥……
        他是这条街上最著名的酒鬼。最常见的一言不发(死不开口)的奇特居民中的一员。他喝酒不像其他人,一本正经,有滋有味地喝,他像喝最苦的药水那样喝它,从早到晚喝,而且从不吵闹,从不在众人面前炫耀他的酒量。没有人知道他的酒量。他常常喝醉,冬天,倒在靠近阴沟的雪堆里。他很快会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但又很快倒下。他的脚步踉踉跄跄,两手痛苦地、有力地扶住围墙。冬天,他穿一件长袍样式的棉衣,上面的酒渍、烟丝、干泥巴、湿漉漉的衣袖管,老远就散发出一阵怪味。他仿佛充满忿怒地整天披着它。他也许有60开外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准确年龄。他的衰老的臂膀仍旧有力,拉满一板车的货物(钢材、木板)满街跑。当天气好的时候,太阳照得北门街上满街亮晃晃的卵石子像浸在河水里的鸭蛋一样,他看上去一脸生气,神色苍凉,凝重。当起风的时候,他的破袖子管被风吹得往下耷拉。他毫不在乎。他不跟我们这些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小孩说话,但有时突然把车停下,去糖果店买一、二角钱的糖果(一分洋钱一粒)分给我们。他颤巍巍地从脏兮兮的棉袍里取出一角钱,脸上没有丝毫笑容。我们拿到那么一大捧糖(有20粒),立即掉头四散。直到在某个路口,把糖含在嘴里,还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这时,我们有时看见他仍站在糖果店门口,正在重新勒紧他的裤腰带(一根麻绳!)。如果过几分钟我们再跟在他板车后面,他就会用愤怒的、杀人的眼睛瞪着我们。他的眼角上积满眼屎。他敞开的衣领使他瘦骨伶仃的胸脯在弯腰时隐约可见。
        是的,康老头常常一个人发火,不声不响地动怒。当他喝醉了时,他的脸奇怪地扭缩成一团。他皱着眉的神情仿佛在说:什么呀……我怎么会是个酒鬼?他感到羞辱!这种羞辱通过一个老年人特有的小心翼翼的方式表露出来:他躲在家里不出门。他不说话,他把拷酒的料酒瓶子藏在棉袍底下。但这条街上的居民只要迎面瞥一眼那张悄悄发脾气的、阴沉沉的脸,就知道康老头又喝醉了。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跟他打招呼,不再跟他说话。因为一个人如果有心思问另一个人好,而后者装得像聋子,老远就低着脸—他的心里一定不是滋味。
        傍晚,他常常在自己的房子跟前转悠。他走路的姿势越来越难看,脸上的皱褶越来越深。打我记事那天起,我就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话,只记得他有时喝醉了靠在墙上喃喃自语。他房间里的煤炉常常熄火,他不得不去后院的邻居家过一只煤球。他用火钳夹着一只生煤球,穿过北风呼啸的弄堂。待他把煤球钳回来,本来着的火有时也奄奄一息了。他自己烧饭吃。当他跟邻居说话时,他不得不强作笑颜,比方,说一句:“……我想再麻烦一次。”(他笑着,露出倔强、坚硬、让人感到意外的牙齿)。奇怪,我虽然记不得他说过什么完整的话,却能想起他说话的声音表情像是一个害羞的、贫穷的女人,有一种假惺惺、惟恐别人不相信的味道。他开口说每一句话,都把对一个人的全部好感(讨好、抱歉、满怀希望)集中到这句话的声音里。他有这个古怪的、令人尴尬的本领,人们确实无法拒绝他。他的神情忸忸怩怩,仿佛对自己一辈子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感到歉疚、不好意思……他回去生煤炉,他回去喝酒。他的身影紧贴着墙根。酒是他的温暖、他的苦恼。他一个人怔怔地坐着,呷一口、皱一皱眉,仿佛在用手打酒(酒不听话!),又仿佛挨酒打似的。他睡觉的房间就是北门板车队的仓库,每天收完工,空板车全一辆辆靠在(竖在)他的床铺对面的墙上。他兼做工具看守,同时,他伸长脖子从那盏煤油灯的一团光晕中凝视我们这群奇怪的、喜欢恶作剧的小孩。人们传说他30年前曾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营长,参加过抗日战争,“在上海打过仗”。于是,在我们的想象中,他那在白天喝得醉醺醺的肩膀,上面就扛了一杆枪(现在是勒得紧紧的拖板车的绳索)。他的耳朵一定听见过枪声、炮声,各种死人(坏人、好人)的怪叫声。就像你花了五分钱坐在电影院的座椅上看到的那样……人们又传说,他的父亲是海外的一个资本家。年轻时,他甚至在英国剑桥大学上过学,鬼才晓得是真是假?这一切都让我们困惑不解:剑桥啦,英国啦……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带着这种疑问,我们离开那间黑沉沉的屋子,回到大街上。风“呜呜”地吹着,我们赶紧逃回家去,天气冷得街都发了白,满天耀眼的星斗,像刚下过雪一样,从远处直对着我们奇怪地眨巴眼睛。
        1971年冬天,康老头死在他那间点一盏煤油灯的黑洞洞的屋子里。他死后第二天半夜尸体才被人从被窝里发现。一条来自苏北高邮的运煤船停在闸桥河里,半夜船上一名孕妇临产,有人慌乱中想到可以去康老头住的地方借一辆板车,但这个主意只使他们得到一具夜半的死尸。他直挺挺地躺着,窗外北风呼啸。那年冬天北门街上下起一场罕见的大风雪,雪花吹开他破裂的窗缝,星星点点洒在他脸上、胡须上、眼珠上而没有融化,连饭桌上那只酒瓶,瓶颈上也围了一圈积雪。清晨,有人开始忙碌着搬开他的尸体;有人抱怨说这鬼天气发了疯,说康老头是活活被冻死的,因为前一天下午还看见他在街上吃力地(风大)拉一整车砖头。他的尸体很快被清除出活人的世界。板车队的仓库易了地,这间屋子被修理、粉刷一新,隔成两间,其中一间分配给我家。1971年寒假,我是个像模像样的小学生,傍晚常常坐在家里做作业。我记得我写的一篇作文题目叫《记一次交游》。我已经忘了那个生前在此居住、醉醺醺挪动身子的康老头。
        
        二
        穆鬼是自杀的,他在船上当过水手。他用绳子熟练地系了一个反扣结,套在自己脖子上,待人们从里屋发现,把他从梁上解下来,他的身子已经发青。他欠子人家800元钱的赌债,万般无奈,只好开口去向他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借。他的朋友不在家,他顺便拉开朋友的抽屉,发现里面一叠人民币、一只手表。他沉思良久,关上抽屉。傍晚,他的朋友回来,他提起借款一事,他朋友马上把手一摊,露出极其逼真的为难神色,示意没钱帮这个忙。穆鬼又沉思良久。他们一起坐在床沿上抽烟。“这样吧,”穆鬼说:“你先把你的手表借给我,去压一压。”“手表?”朋友露出惊诧的神色,“我哪有什么手表?这两天我手气坏得一塌糊涂!”
        穆鬼走回家去。1978年5月里的一天,离他借钱未成仅一个小时,他就上吊自杀了。
        我在北门浴室里常常看见这个人。我跟他不熟,只面对面说过一次话,但由于平时住一条街上。彼此年龄又相差不大,所以拍面走过偶尔也点个头。他的朋友(拒绝帮忙的)我也见过。我当然知道这个人。他们俩本是全江阴城闻名的一对打架好手;打架、斗殴,跟人闹事的“搭子”。
        他的朋友叫裤脚管(绰号),长得又矮又胖,逢人就一脸媚笑,蜡黄的脸,一只毫无血色的大鼻子看上去像是假的(塑料的!)。他的年龄比穆鬼要大六七岁。他插过队,他在农场插队时就是著名的恶棍。他曾纠集起100人的知青队伍,袭击过苏州木渎镇附近的一个公社(当时的)。他就在那里插队。他所到之处,一些警察、小痞子都会闻风而动。他稳稳地站在那里,看着你笑。两年前(1991年)我还在一家舞厅里见过他。他微笑着,西装笔挺、黑皮鞋锃亮,从远处一本正经向我举了举酒杯。据说他后来做石油生意,现在已腰缠万贯,私人有一辆“尼桑”轿车。他快40岁了,鼻子还像15年前的那个鼻子。他身边围了一大帮人,现在再打架,再不用自己亲自动手了。可当年——当年……
        他的屁股上被人捅了一刀,血流如注,疼得他一边逃,一边哇哇大叫。穆鬼从巷子里冲出来,手里横着一根铁棍,喝住了追赶他的那帮人(他们本来指名道姓要把裤脚管“从浮桥上扔下河”),“看在我面子上,放他一马!”穆鬼平静地说。
        人人都知道穆鬼打架厉害,动起手来不要命。一次是在县体育场,七八个人围住他。穆鬼“刷”地从背后抽出一把杀猪用的剔骨尖刀,硬邦邦握在手里:“哪个上来——上来就戳杀他!”穆鬼说。七八个人犹豫了片刻,其中一个跃跃欲试,他们本来都有两下子,平常练练拳脚什么的,当时见了,真的一个个都有点胆寒,穆鬼见了状,转身就逃,哪知这帮人追。一块砖头“啪!”地扔向他脑袋,好在穆鬼头一偏,躲过去。穆鬼回转脸,大吼一声举刀就刺,一个家伙胸上(肩胛处)被扎了一刀;另一个躲得快,一刀刺在大腿和小腹之间,差点把睾丸挑破。这件事人人谈起都心有余悸。仿佛被刺的不是别人,是他们自己。他们通常坐在浴室里谈这类事。“某某某跟某某某打起来了。”“昨天夜里在什么地方,什么人为什么女人挨了什么人一记耳光……”用他们的话说,这些都是“社会上跑跑”的人。
        我有一次在县城一家小酒馆(小吃店)见到他。当时我约摸15岁,已经不上学了,在跟一位以前插队的老兄学弹吉他(白天做工)。我们坐在油腻腻的饭桌旁,小吃店里空荡荡的,只有另外一桌上还有三四个人吵嚷着喝酒、干杯。天色晚了,我那位朋友正在大谈“C调和弦”,这时里面一桌上有人喊一声“穆鬼——”大概是穆鬼正好从门口经过。暮色中,一个人影站住了,穿着那年头流行的黄军裤。他的两腿叉开,样子威严、有力。他仿佛在犹豫要不要进来。他侧着身子,经过我们桌旁。
        “穆鬼来了。”我那朋友轻声说。他的口气仿佛在说:不好了,天要落雨——
        我那朋友认识他、裤脚管、九斤、黑鱼以及社会上其他“跑跑”的人,但不知什么原因,我们都打定主意不跟他打招呼,不去过问他进来干吗。但穆鬼一到那边桌上,显然立即就发现了我们(我朋友)。他咕哝一声,马上离开了那三四个一晚上都在那儿嘻嘻哈哈的小痞子。
        我看着他走近来,心头一阵阵发热,但我尽量显得跟平时一样,一副冷冰冰、不动声色的模样(在我那个年纪可不容易做到)。他坐下来,看着我(我正抱着吉他),然后把两只大手往桌上一摊。
        他用“他”而不是“你”跟我说话。
        “他也会弹吉他?”他说,你能从他的口气里听出来,他喜欢这种乐器。
        我那位朋友(吉他师傅)仿佛在微笑中昏睡。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礼貌地举过一包烟。
        穆鬼抽了支,点着,举起一只手拍拍我师傅的后背(避开我沉默、窘迫的眼睛):“老朋友,进门也不说打声招呼——最近脚管来吗?”
        他问。
        “他来做啥,他不大来我家。”
        他们聊了一会赌博的事,又聊起城里最近发生的几起斗殴,穆鬼激烈地为什么人争辩着,突然,他们同时停下来,俩人都看着我。这期间我一直在试着拨几下吉他。每当琴弦一响,穆鬼就用他那双诚实、孩子似的眼睛亮晶晶地看我。我师傅又邀他喝酒。
        “不了。”穆鬼用手指捻着香烟,仍有点心不在焉。他看上去非常厉害,他简直有一米八七。他的那两只大手,像捏着一根线头似地捏着那支烟。他用捏烟的手指突然指了指我。
        “唱首歌吧。”他说,“今天外头去转了转——一点劲也没有。”
        我不知所措,而我师傅又恢复了他那昏睡似的微笑。
        穆鬼猛地把脸凑近他:“我喜欢听你唱那首外国歌曲,叫什么……”
        他显然回忆不起来。
        他看看我,又看看我师傅,两只手指不停地捻着香烟。我心里乱作一团,我竭力回忆我所学过的所有外国歌,却又生怕曲名不对。
        “你哼一段吧,听一听我就知道了。”我师傅说。
        “怎么……喏,这样——”瞬时,他收敛起笑容,一会儿又咧开嘴笑。一副孩子似的傻相,看得出他很开心,我不知道他居然真的喜欢唱歌。他红着脸,唱的是(前)苏联歌曲:《小路》——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
        我隔着桌子举起吉他,我师傅接过去,开始在琴弦上敲出节奏。穆鬼的声音大起来,我们都跟着唱。
        自那以后,我一直对他有好感,虽然从不说话。在街上看见他,却觉得他的身材愈大愈温暖。
        一年过后我在同一个地方(季节不同),也在这家小酒馆听人说穆鬼自杀了。我的心里一愣,不知为什么。
        他在船上做过水手,在码头上扛过麻袋(跑遍了长江中下游 )。他的两只手摊上桌上,又大、又温顺,十根手指,根根整齐红润。他用这双手杀死了他自己。
        
        三
        她是一大群(7个)小孩的妈妈,也是北门街上公认的最懒的婆娘。她似乎靠了一张嘴过活,能说会道,常常叉着腰起劲地站在家门口呵斥那些空气中匿名的街坊(他们都灰溜溜地躲在家里)。小孩见了她,老远打她面前绕过,生怕她的一巴掌落在屁股上。实际上她并不懒,也有在人面前木呆呆说不出话的辰光。她只是丢掉了工作,没有正式的工作,常常只好换些临时的杂活干,一家人基本上靠她丈夫一个人的工资养活。白天,她得照料7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年龄最大的孩子也只刚刚上三年级。冬天,她带着一大群小孩外出拣煤渣,拣值钱的破铜烂铁,回来捆捆扎扎,送到收购站卖。夏天,他们一家人,除了丈夫和最小的一个孩子外,一大清早就蜂拥至浮桥菜场,从顾客手里抢生意做,帮他们刨冬瓜皮。皮、籽,均可送到药店论斤两称,换些小菜铜钱。她吆五喝六,在大街上(清晨浓雾四起,不远处长江的港湾轮船汽笛声催人酣睡)、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指挥她的6个小孩干活,一边干,一边注意望好其他顾客的竹篮子,随时准备占据有利地势(因这行当竞争也激烈,都是孩子),她的头发总是蓬松,衣衫不整,孩子干得都蛮起劲,忘了饥饿(他们没吃早饭),一抢到生意,就欢呼雀跃。偶尔孩子们之间也会发生争执,为一两只别人家的半只冬瓜,这时候只要她(有人喊:“侯美英来啦!”)往人前一站,所有的敌手(都是孩子)均闻风丧胆。我不久以前看过一场时髦的香港枪战片,其中打斗场景多数在豪华漂亮的公寓、客厅,游泳池边进行。一个黑社会的头目——面目英俊而狰狞——对一名手下败将说:“给你一分钟时间,马上从我眼前消失!”——不知为什么,这句话顿时使我想起当年北门街上的侯美英。她站在街路上,一副气势汹汹的神情。
        她家里很穷。她长得并不美,脸瘦得几乎有点皮包骨头。冷天(冬天)她甚至没有自己的棉鞋。小孩的脚长得快,她忙着分别给7个小孩量尺寸,纳鞋底,赶制棉衣棉鞋,最后竟忘了给自己做。有一年她穿了她男人的棉鞋上街,一路踢踢沓沓(去买萝卜干),逗得街坊邻居一直在讥笑。为了证明自己毫不在乎,第二天她又穿这双老棉鞋上街,在街上足足走了半天。她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一会儿怨天尤人,一会儿笑逐颜开,她的丈夫见了她,就像老鼠看见了猫,转身就往房里溜。一旦人们向她指明这点,她则引以为自豪。她仿佛大大开心似地松一口气:“唉——”然后开怀地笑了。她家的小孩从不刷牙,身上像她一样脏。她从早到晚都在收拾,在房里折腾,但家里和身上还是脏,还是龌龊。床上的被褥,散出一阵热烘烘的、霉湿的汗味。镜子、镜框、五斗橱,贴在墙上的《红灯记》照片,都蒙着一层灰尘。电灯线挂着蜘蛛网,灯泡过低地落在头顶上,仿佛随时会爆炸,家里的衣服乱扔,地板上(卧室)拖鞋、棉鞋、凉鞋、芦花靴筒纷纷摞在一起。
        她丈夫是个著名的话匣子(会讲故事)。夏天乘凉的晚上,他成了我们这群孩子们普遍的“大人活宝”。我们几乎从太阳尚未落山,他厂里刚响过下班铃声,就缠着他讲故事。他笑着,摆着瘦骨嶙峋的大手(他有点得意)推迟着,然后他就开始进家门,开始挨他婆娘每天一顿的臭骂(例行公事!)。她叉着腰,像对待街上那群恶作剧的孩子似地大骂他“活鬼!”说他“棺材板一样的脸”、说他是“活棺材、浮尸、杀千刀!”我们都站在旁边看,觉得又紧张、又有趣。大家都蛮开心,连她丈夫,那个“棺材板”也一样。他回过头来,朝我们难看、滑稽地眨眨眼睛。“不许溜!”她在大喊,随后从房间里扔出来一双拖鞋、一把鸡毛掸子。目标当然是我们。她唠唠叨叨骂了半天,仿佛在控诉他的罪行。有一次,她甚至暗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让她生了7个孩子。她也许觉得“7”这个数字不吉利。“为什么偏偏是7个?为什么偏偏要我生?”然后大骂他“贱货!”人人都吓了一跳。她也许有点神经错乱,他则木呆呆地一只脚踏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门槛下面。有一次,他顶嘴,试着反抗,说的话特别有意思——他骂她是“地主婆”,她立即哈哈大笑,笑得浑身仅剩的皮肉都在衣服下面簌簌发抖。他们互相谩骂取乐,然后她让他进门,洗脸,换汗衫裤衩,偶尔也会有酒喝(烧菜的黄酒),他就特别得意,坐在长凳后面。这时候我们则在附近各个家门口溜达,一等天黑,马上围到他身边,帮他扇扇子,帮他拍蚊子,央求他讲鬼,讲《三国》、孙悟空、七仙女……他说世上有种鬼叫无常鬼,常躲在厕所里,“没有头”!夜色中,我们全都听得毛骨悚然。他说解放前曾经自己在北门的米店当学徒。“我看了一箱子书。”说罢偷偷瞟一眼正在板凳上搓衣服的侯美英。“都是好书。”他简单地做出结论,又开始讲鬼,讲庙里的和尚,讲神奇的《三侠五义》。“现在还有吗?”我身旁一个小不点鼓足了勇气问。“他们一直在山路上转。那些和尚、道士、侠客,他们像猫一样有九条命!”他用了“勇敢”这个词,仿佛一个小学生用作业本使老师觉得他聪明似的,他说:“毛主席一来,鬼就没有了。”有些时候,他明显是在瞎编。不过也有些玄妙的话,都是我从他那儿听来的,例如,他说:“世界万物中,只有牛的眼睛能看见鬼。”他又说,“人死的时候,灵魂会从窗户飘出去,像一只火球,有人的眼睛看得见。”于是,我们都从他的酒碗上瞪大眼睛,猜想我们中间谁的眼睛能看见死人的灵魂。我们抬头看天,天上星光璀璨,夜空洁净如洗,一望无垠。我们看了一会儿天,又低下头看附近的闸桥河水;看那活泼、透明的鱼儿在水面上晃动。河两岸排着一排黑黝黝、一动不动的船影,船上的人把一桶水拎上来,浇在甲板上,把拖把“扑嗵!”一声浸到河里,立即,夜空中弥漫出阵阵沁凉的、仿佛跟先前不一样的水气,四周响起了蛙鸣,“唧唧唧——”房屋的影子顿时在地上、在草丛中变得湿润,熨贴起来。风来了,看看树梢,梢上叶子在动。整个夏夜都晃荡起来,大街上开始飘过一阵远处庄稼地里的气味……
        整条街的人都在乘凉,家家户户门口都用两张长凳搭起一块门板,大人孩子都坐在一起(大人有的单独享用一张躺椅)。街面上已泼过一遍冷水。整条街的人,有的坐在桥栏杆上,有的坐在小板凳上。四周没有风,树叶纹丝不动,天空又黑又亮。所有的星星都竭力想认清对方。一片静寂中,街后响起一阵蒲扇拍打蚊虫的声音,蚊香的烟味呛人口鼻。半夜,突然有人瞌睡醒来,说几句梦话,然后终于看清自己在什么地方。有人吆喝家里人拿刀切西瓜。西瓜事先浸在水里(井水),此时用绳子吊上来。幽蓝的夜空下面,锋利的菜刀剖开一只西瓜的声音一条街上全听得清清楚楚,(有人就在这个声音里醒过来,说:“该回屋去睡了。”)接着是吃西瓜、吐瓜子的声音。一块瓜皮远远地扔到河滩上,“啪嗒”一声,让人觉得惊诧,觉得困乏难当。侯美英的丈夫此时正讲到《水浒》中的鲁智深下山,在酒馆里喝酒吃肉,他馋得嘴巴直啧巴。偶尔,他会讲些我们不懂的下流故事。这时,他往往很兴奋,用词特别仔细。他似乎总在讲同一个女人,在他的故事里,那个女人总是长得很肥。“一捏一把肉……”他说,并作出捏的手势,我们误认为他去拍一只蚊子。我们想帮忙,可他把眼一瞪,不高兴了。回头看看他瘦骨嶙峋、头发蓬松的妻子;侯美英正抱着她最小的小儿子呼呼大睡。月光下,她汗湿的头发耷拉在脸上,头蔫向一边,在睡梦中不时颠动。
        1977年,城里的体育场突然来了个陌生的马戏团,昼夜演出,吸引了很多本地人去观看。以前这里从未有过马戏,我出世以来,也只看过越剧、京戏,一些反特片和抗战影片。1977年,我第一次跟随我父母一起去看了由熊、老虎、猴子、狼和一头幼狮、几只狗同台演出的一场马戏。我看得着了迷,那年我刚好初中毕业,结束了学业。我兴奋得彻夜难眠,全城到处都在传闻马戏团白天轰动全城的种种轶闻。那一年侯美英最小的儿子也已经8岁,作为一名常年劳累的家庭主妇,她快解放了,眼看着儿女逐年长大,家境渐有好转,她毕竟可以松口气,歇歇了。一天中午,她突然宣布要去看场马戏,这事让她丈夫吃惊不小,以前,除了拖儿带女去附近农村看露天电影,她从末掏钱去任何剧院看任何演出,怎么现在?——吃惊之余,他们大吵了一场,末了,她带上最小的儿子、一个女儿去了,把其余5个留在家里,连夜饭也不烧,拔腿就走。一小时之后,侯美英在多年以来从末有过的一阵被动物们逗趣的动作弄得滑稽(欢乐)开怀的大笑中忽然中风倒下,体育场的看台顿时乱作一团(狮子仍在场地里转圈)。据说当时她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嘴巴、脸、眼神、下巴,都令人惊讶地向一边歪扭。她再也发不出声来(骂丈夫“杀千刀”!),只能用眼睛直勾勾看人。她在众人手忙脚乱送往医院途中猝然停止了呼吸。
        有人事后回忆,那是一阵非常响亮、骇人的笑声,几乎令……场上的狮子回转脸来,瞪了她一眼(冷漠地、龇牙咧嘴地)。
        我不晓得,是否另外会有一个人的眼睛,看见一只火球(她的魂灵)从体育场的看台上高高升向夜空。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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