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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键小传

发布: 2016-11-03 16:03 | 作者: 庞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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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昌过去,荻港附近,一个叫桃冲矿的地方,1967年12月27日,诗人杨键诞生在一个有五口之家的矿区人家。在解放前后,他的祖上曾经沦为乞丐,奶奶为生计所迫,在旧上海滩讨过饭,晚年还时常向孙儿辈讲述十里洋场骇死人的大铁桥,以及战乱年代的世态炎凉。他的老家属一江之隔,长江以北的安徽省无为县。直至今天,每年的清明,杨键仍要乘坐他诗歌里时常出现的“过江渡轮”到老家的乡下上坟,祭扫亲人的亡魂。我们每年相约至少见面一次,他的脸上总有刚从乡间扫墓回来后的悲戚。无论四季春秋,他的人和他的诗一样,总有一股刚焚化的纸钱、香火气息;其间夹杂着内心虔诚、风尘仆仆的跪拜,年复一年身体的沉重、肃然。
        荻港,马鞍山以西,是长江步入中下游区段著名的港区,西楚霸王项羽就是在荻港对面的江北兵败自剔的。历史上所谓“乌江之战”,隔着滚滚东流的长江水,早已经烟消云散。诗人杨键的童年记忆里,当然更多地也只是他出生那个年代的饥饿苦乐,而很少有历史传奇。他仿佛成长在一大堆灰烬废墟,一大片中国礼乐诗书的断垣残壁间。满脸的黑灰,面露惊诧:“我没有学上,小时候没有书看……”
        他排行老三,妈妈直到现在,仍在家中唤他的小名:“小三子”。上面有两个哥哥。二哥1991年去世,生前也写诗。大哥杨玉生,笔名杨子,同属国内六十年代出生声誉日隆的著名诗人,现为《南方人物周刊》副主编。也就是说,在诗人杨键身上,出现了一个国内诗坛罕见的奇迹:兄弟仨人都写诗,且都成绩斐然!在彼此诗风迥异的情况下,为当代中国新诗作出了有目共睹的优异杰出贡献。
        “我小时的知识,识字、看书,了解到的中国历史,大都是跟在两个哥哥后面学来”。杨键回忆,“包括怎么样做人——怎样玩”。
        童年在贫瘠的山村,诗人小小年纪,一半生着病,一半在通往外面世界的铁路上蹦跳着打发漫长荒凉的时光,要不就是兄弟俩人结伴到山那边的长江边上去看轮船,看江面上南来北往的航船,看着看着,就看出一小半残缺的中国历史,看出了多半从哥哥嘴里打听来的古代英雄的传奇名字。
        “大哥读书认真,小时候也很少出家门陪我们玩。我总是跟随二哥的屁股后面,满山满坡地拾柴,找吃的东西……”杨键这样形容诗人三兄弟成长过程中的不同面目。“我二哥小时候太精灵了,人又聪明,又忠厚。我的忠厚不及他的一半!”他思念二哥的语气是不容商量的那种。
        “每天早上一大早,二哥就先起床来烧早饭给我们吃,蹲在灶门口,一副忠厚的样子……多少年过去,我也不会忘记!”言下之意,做弟弟的杨键跟做大哥的杨子都比较懒,欢喜在早起被窝里懒一下床。这一会儿功夫,被称为“二哥”的三兄弟中的老二就已经在那种家徒四壁的陋屋里动脑筋寻到了煮饭用的粮食:米、面、各式穷乡僻壤的蔬菜杂粮。……多少年过去了,诗人仍常痴迷着回忆在清晨乡间的袅袅炊烟中的二哥的少年形象。
        父亲在矿区辛苦上班,脾气暴躁。妈妈没有工作,东一搭西一搭地做些临时工,挣些朝不保夕的小钱贴补家用。妈妈所做过的零工包括:砸石头、拖板车、做别人家孩子的奶妈……。“我的母亲一生做过十几种临时工!”杨键回忆。而我清楚地记得他诗歌里写到的是十三种。我相信,母亲辛劳平凡的一生,正是他诗歌里作为平民品格存在的美学方向,他的目光始终围绕着他妈妈那样的一群人的身影,在中国广大的城乡之间迁徙,这目光,仍旧闪烁出童年时代,童年一般的依赖、清亮和信心。
        他诗歌里的爱,是由一种女性形象作保障的——那是一种来自亲身母亲秘密宽怀的慈爱。
        “我母亲是个天生的诗人!”十一年前我们认识之初,他就这样说,而在不久前——一星期之前——在我江阴的附近乡下,我们边散步,他边这样开心地大笑道。“她说起什么,用的比喻都是最自然,一掏一个准,常常吓我一跳!”他写六十年代的一个县城,用的就是他妈妈的口语——从山顶往下看,县城“像一片荷叶”……
        儿时的桃冲矿,背靠一座座林木繁茂的紧倚长江的大山。山里有老虎、狼、豹子。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诗人还记得小时候矿上的食堂有过人们把打死的老虎煮熟来吃的事情。“我从没见过真的活老虎,却见过人们吃老虎肉……”至于狼和别的野兽,每个夜晚,孩子们都是在野兽恐怖的嚎叫声中渡过。可是,到了白天,山上多美呀,“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尤其是春天,每年的春天,桃花、梨花!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时候的山野空气,山上什么都有,有各种各样的中草药,比如黄精、玉竹什么的,这两味是补药呐!”
        “我们家是1975年离开桃冲矿的。1975年,我大哥13岁,二哥12岁,我8岁。当时离开家时,父亲弄来了一辆卡车,卡车上也没装什么东西,家里没东西呀!只装了满满三分之一卡车的松毛(松针),就等于柴火呀,大半是我和我二哥的功劳。漫山遍野去扒松针,扒着扒着就看见一条大蟒蛇!那时家里还烧大灶,要用柴火。其余的,只有几只破箱子。现在想起,那真是穷得家底都漏空了……
        “1975年,从荻港到马鞍山,实际卡车开了也就两三个小时,可是在我记忆里,一直到今天,好像还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次旅行,那沿途风景啊……;那时候有意识离开矿区的人家很少很少,矿区大多数工人都没这个意识,但我父亲有,而且很快,很果断!十几年后我才知道,他是害怕我们兄弟仨将来呆在那里,也沦为做矿工呀!赶快转移——于是我们全家就进了城,虽然一开始很艰苦,住在临时工棚,但几年后,在学校一直勤奋上进的大哥就考取了大学,并且是著名的天津南开大学……”
        “在南开图书馆,大哥杨子经常去借书。大哥喜欢上了诗歌,有一次借回来一本英文版的拜伦诗集,在封三借书登记栏,竟只看到只有一个人借过书的登记名字,你猜那人是谁?大名鼎鼎的穆旦(查良铮)啊!
        “大哥杨子的名字,于是荣幸地在一本多少年没人借的书页背后,被书写在了‘查良铮’三个字下面……
        “就这样,大哥成了我们全家的骄傲。他去上大学那年,我们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出站,我们跟在车厢后面追赶,一直追出去好几里路,追到火车看不见了,还在挥手……。我们兄弟间的感情太深了……!”
        
        2
        
        回忆自己的童年,诗人杨键念念不忘的似乎只有两件事:一是他死去的二哥。二是他从小不幸患上的一种病,打听再三,我才弄清楚这种病的名称叫“肺蟹虫病”。我最初刚开始以为听见的是“吸血虫病”,其实不然。直到今天,我也不太能确定医学书上是否有关于这种病的正式记载。据杨键自己说,是小时候在山上乱吃东西——尤其是吃了山沟里长出的一种螃蟹而误得的。那样一种体积并不大的螃蟹,见证了他和他二哥童年在山野四处觅食的饥饿。
        “生了那样一种病,人就会很瘦,瘦得皮包骨头,全身低烧、无力……比较严重的时候就会吐血,但我没吐……
        “跟着我二哥,小时候就捕鱼摸虾呀。这方面,二哥是个绝对的能手,用鱼叉捉鱼,远远地几米开外,一掷一个准!现在回想,就是罪孽啦。”已经信佛,吃了十五年素斋诗人开怀地说。“无意中伤害了很多生灵,自己也弄上了这种很麻烦的病,我二哥也得了这种病,这样生了很多年,一直看不好,也不知道吃掉多少药,化掉多少家里的钱”。言谈至此,杨键用安徽方言骂了一句:“小时候家里父母弄了一点钱,就给我们看病看掉了……;小时候的记忆,就是我父亲带着我到处去求医问病,坐汽车、坐轮船、坐火车,到大上海……”
        汽车、轮船、火车,外加长江中下游一带平原,城乡的景致,这正是诗人笔下耳熟能详的日常笔墨。诗人通过童年、少年时代苦难的经历,为这一片景致勾勒出了一幅类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画家蒋兆和笔下著名的《流民图》,堪称以诗歌形式表达的当代新《流民图》。而这幅画图的主人,诗人杨键,当年也曾在这样一群贫困的难民堆里苦苦挣扎,捱过艰难时世。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其忠贞性格天不怕、地不怕,特别正直顽强的父亲。是他的父亲,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濒临灭顶的家庭从年代的漩涡里生生挽救出来;是他的父亲,为这个家筑起和一片大陆相连结的,坚固的堤坝。全凭一己的意志,击垮堤外的滔天大洪水。
        有两年事情,可以证明杨键诗歌里巨大潜在的父性——一个中国农民的勇敢善良、不屈不饶。
        五十年代初,马鞍山市建成,轰轰烈烈的马钢企业正四处外出招工。杨键的父亲和他在无为县乡下村子里的年轻人一起为外面世界和传说中的,从未见过的火车所吸引。纷纷结伴离开了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种田生涯,要去城里当工人了。五十年代末,因为饥不果腹和工资不得转正,大部分当年一起进厂的老家人又全动摇了,一夜之间又过江回到乡下村子里。杨键父亲是咬牙坚持不走,留下来不多的七、八个人中的一个。到了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他的父亲回乡探望,发觉当年一起跟他进厂,后来又回到乡下的三十几个人,几乎全已经饿死,如果他当初也跟着回老家,会是什么下场?
        站在荒坟遍野的老家田野上,诗人父亲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1996年春节,在诗人马鞍山的家中,我曾亲耳听杨键的父亲痛心而畅快地回忆黑暗的六十年代。
        “我挑着付箩筐回老家,给家里送点吃的。箩筐一头装着老二老三,另一头是老大,再加些粮食。远远看,通往老家村子里的路上没有人,走好远也看不见人,尽是荒草,尽是满天满地的乌鸦和芦苇。乌鸦是吃死人的。我到现在没弄明白,那些年怎么会生出来那么多乌鸦……” 
        白花花的芦苇,黑乎乎的乌鸦在上一辈人的脑筋里晃动。父亲顽强地留在城市,在铁路上干活,做过一段时间货运员、扳道工。扳完道立即要跳上飞驰而来的火车。这件活计需要很强的体力,但更需要“艺高人大胆”的胆魄,稍一迟疑就会出人命。父亲的好几位同事,都在他这个岗位上出过工伤。可是诗人的父亲坚持下来,依靠“一天一大碗薄粥。”。有时饿得眼冒金花,身子稍一使劲,就头晕,……但直到1975年回到马鞍山,家里还有两名生了怪病的孩子,需要治疗。一直以来,杨键兄弟俩得的这种病,都被误诊为是肺结核,也吃了无数相关无效的药,直到几年以后,1970年代末,四处求医的父亲才终于听说了上海医疗队来到先前的桃冲矿区,把这种病给攻克了。“我父亲于是就连夜坐轮船,带我们去荻港,再从那里走很长很长的山路,回矿区,把病硬是给治好了……”
        “药的名称?我已经忘了,只记得那种药的味道,特别特别难闻”。
        “我对上海,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一座大铁桥,黑乎乎的。那恐怕就是外白渡桥了。在上海看病,晚上父亲带我在桥上散步……”
        “小时候记忆深刻的还有晚上被网网住了的鱼。你能老远听到它们的声音,感觉到鱼在水里挣扎,那时候一听到这声音,人简直兴奋得不得了!那全是我二哥的功劳。他用香喷喷的菜籽饼作饵,吸引鱼游进网里来……菜籽饼用手掰开后的香味……小的时候人就会想:大概这就是幸福了……”
        1975年,杨键入马鞍山郊区的一所“长江小学”上学,一直到1986年高中毕业。期间曾因病无法正常上课,留过两级。1986年夏天,乘上北去的列车去乌鲁木齐探望南开大学毕业以后自愿支边的大哥杨子,在新疆各地旅行了大半年,于1987年春天回到安徽,同年8月正式分配进马鞍山钢铁厂,做制氧车间工人。这一年,兄弟仨人都已偷偷开始写诗。兄弟之间仿佛展开了一场诗歌的秘密竞赛。直到1991年二哥意外的去世,才给这场竞赛短暂地划上一个句号。
        “没有我哥的死,也不会有我现在这种文学的面貌……”
        “什么面貌呢?”我问他。
        “我也讲不大清……。总之,我觉得二哥的死(1991年)是个很重要的转折点,生命中的转折点。然后是我父亲的死——第二次的转折点(1997年)……使我在写作上,彻底地朝向底层,朝向民众,受难。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还(觉得自己)在这个转折里面。
        “让我直面这个现实……
        “我二哥的死使我完全背转身来了,不再跟这个现实发生关系了。在这么年轻的一个年龄,从此好象处在了一个比较隐逸的状态里面。”
        据杨键回忆,二哥的诗写得特别好,应该是三兄弟中间写得最好,最富天才的。“老二的诗,生前只在地方报纸上发表过。”“除会写诗外,二哥还会画山水画,会篆刻。画和篆刻都很好。最主要的是,他从小就很懂事,天生是个侍奉者。”
        在这个三兄弟全争着写诗的家庭,从小老二就不大得宠。父亲最宠的是老大,老大是中心,所有的人都围着他转。
        而现在,三诗人兄弟中的一位,忽然间溘然离世……(死去的二哥,生前在一家耐火砖厂工作)。
        在去世了的二哥葬礼上,杨键痛下誓言:一生素食,从此不得沾半点荤腥。他这样坚持,一戒就是15年!
        1991年至今,他每年都要给亲爱的二哥写一首诗歌。至今已累积写了十五首悼亡诗了。
        不幸的二哥,逝世前留下来一名刚满周岁的儿子,孩子现在也16岁了,有15年是诗人杨键悉心抚养。
        “在我二哥去世的第三年或第四年——有一个大清早,我醒来,突然觉得我家老二真的死了,不在了——在那个早晨,我的二哥彻底离开了我。当日,我简直痛不欲生,独自嚎啕大哭了半天,感觉跟我家老二一样死了,再也不在这个世上了……”
        ——2003年8月,被收入“年代诗丛”的杨键诗集《暮晚》正式问世,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印刷发行。这也是当年写诗的三兄弟中迄今惟一正式的诗歌出版物。这一年,在广州工作多年的大哥杨子的一首悼亡诗——同样是献给其亡弟的——《月亮的悲伤形象》已经在中国的南北各地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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