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一九五六年出生在辽宁省金县，一九六九年底参军，驻守吉林省珲春的中苏边境。一九七五年退伍，在佳木斯铁路分局任报务员。一九七七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于八二年毕业，并考入山东大学，研读美国文学；八四年底拿到硕士学位。一九八五年赴美读书，在布兰代斯大学读英美文学，于一九 九三年获得博士学位。八九年决定留居美国，并开始用英文写作。至今他出版了三本诗集，四本短篇小说集，六部长篇，和一本论文集。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笔会/福克纳奖等多种文学奖项。《等待》和《战争垃圾》分别入围2000年和2005年普利策奖小说类决赛名单。目前他在波士顿大学教授文学和小说写作。他的长篇小说《刺儿头》和 《背叛指南》将由神殿出版社出版。
采访者：江少川，中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中文系主任，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写作学，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
《等待》创作前后
江少川：你在中国工作及读书期间，好像没有发表作品 ，赴美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才开始小说创作。在美国以文学创作为职业是不能养家糊口的，你当时是怎么思考的呢？
哈金：当时我的一些美国朋友出了两本书后都能找到教职，我觉得要是我出了四五本书后也许能找到个教职，就对妻子说等我十年。她同意了，幸运的是我出了一本书后就找到了教职。
江少川：《等待》出版之前，你作了哪些准备，出书的过程顺利吗？回忆这段历程，是否充满艰辛？
哈金：之前我出版了五本书，已经有了些声誉，但还没有商业出版社出过我的书。所以，《等待》写完后放在书架上待了九个月。我的中间人已经对我丧失信心，后来我又找了个中间人，把书稿送往一些纽约的出版社。
江少川：《等待》是你的第一部长篇，这部长篇获得美国文学界两项最高奖项，得到美国文坛的认可，你没有想到《等待》那本书能够卖到50万册吧？而且同时被 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中国湖南文艺出版社率先出版的中文版也早已售完。应当说是得到东西方广泛认可的一部作品，它写的是发生在当代中国的中国人的故事，请 你谈谈当初为什么会有《等待》的构思，或者说当时是怎么思考的？
哈金：故事早就听说了。在我读研究生时去看望我岳父、岳母时听说的，当时知道这是好的小说题材，但从没想过要写它。在美国找到教职后必须发表作品，诗集太 难出版了，才写了这部小说。开始写时弄不清孔林的毛病在哪里，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弄明白了他心理上受到伤害, 渐渐失去了爱的本能。
江少川：这本书出版、获奖后，对你的教职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你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吗？
哈金：没出书前我就拿到了终身教职，工作已经稳定。获奖后，学校给了我一个讲席教职，叫“林乐知”讲席教授。林乐知曾经在中国办过《万国公报》。后来，我 辞掉了那个工作，好完成《战废品》。至于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只能说台阶越来越高了，压力也大了，但这只是好事中不好的一面。
江少川：许多学者指出，《等待》是非常典型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它虽是在西方用英文创作的小说，但在写法上，并未受到西方现代派或后现代的影响，并没有花哨的形式与叙述的圈套作装点，你的其他作品也是如此，写的平实、质朴，很想听听你在这方面的想法。
哈金：我不喜欢花哨和卖弄的东西。我是教写作的，对小说的技巧很清楚，长篇小说的结构是我的教学强项。 《等待》的风格深受《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和《父与子》的影响。这是刻意的选择。我不明白为什么国内一些人认为写法“陈旧”。文学只有优劣， 没有新旧。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之类的东西，早就被淘汰了。如果不相信我的话，你在西方写比本那样的小说，看看有没有人给出版。每年都有几个这类的年轻作家 申请我们的写作间，结果他们跟本不在考虑之内。我还比较宽容，有的同事死活就是不收这类学生。我今年还跟一位同事吵了起来，希望能给一位这种写法的年轻作 家一个机会。
在美国经常听到人说“吃中餐光吃佐料”，当然这话主要是指低档的中餐馆。写作也是如此，花哨的东西多是“佐料”，应少用，要力求原汤原汁。
《南京安魂曲》与《落地》
江少川：你把历史叙述分为三类：即英雄叙述、集体叙述与个人叙述，谈谈你对这三种叙述的理解，你把《南京安魂曲》作为个人叙事类，是否可以认为：只有这种叙述才最能够最真实地表现历史呢？个人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
哈金：各种叙述都有其价值。 英雄叙述往往在一个民族和文化形成初期特别需要，象荷马和维吉尔的史诗，而集体叙述在对建立和巩固政权以及反抗外来压迫方面有很大作用。 个人的故事是对权力和集体意志的一种反动，这在当下尤其需要。
江少川：你说过：“惟有通过时间、历史，才能超越时间、历史”，请你就《南京安魂曲》的创作对这句话加以阐释。
哈金：这是把故事和细节都牢固地建立在史实上，而这些东西又不会被时间轻易地侵蚀掉。
江少川：创作《南京大屠杀》，你说曾经放弃过两次，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后来是什么力量支撑你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
哈金：就是不甘心，觉得自己的艺术受到挑战，非把它完成不可。
江少川：《南京大屠杀》在国内出版后，获得一致好评，余华称其为“伟大的杰作”，而《等待》在当时却有不同的声音，你对此有何看法？
哈金：平心而论，《等待》是好一些的文学小说，但《南京安魂曲》是个坎儿，也了结自己的一块心事。
江少川：《落地》这个短篇小说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它以什么地方为背景？
哈金：大概是2004年到2008年陆陆续续写的。其实我早就有一个计划，写一本关于移民生活的短篇小说集，但不知道将故事往哪放。1982年去了法拉盛 后，就决定放在法拉盛。在法拉盛到处都是移民的脸，而且华人非常多。我觉得美国有些小城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很快的，法拉盛就成了新 的中国城了。
江少川：《落地》写的是纽约新中国城移民的故事，你的写作题材移到了美国，发生在小说中的人和事的素材从哪里来？你是如何采访哪些移居法拉第的中国人的呢？
哈金：一些是自己经历或知道的，也有的是从报纸上读到的。到法拉盛新中国城，你不能问他们问题，否则他们就什么也不说了。只能看、听、琢磨、观察。
我从来都是把短篇作为一本书来写，把故事都放在法拉盛，也都是关于新移民的事，从而给全书一个整体感。
江少川：《落地》写的是新移民的故事，它不同于你以前的短篇小说集，你想赋予它一种暖色调，是这样吗？
哈金：对，实际上那些移民的生活当中还是有希望的嘛，移民一直不断地到美国来生活，他们的生存空间还是有的。辛苦当然都辛苦，大家都惶惶不安的，都是为了 寻找家园，但是希望、空间、成果[经历]还是有的，所以说整个故事的基调给人很有生机的感觉，最后的目标是使读者能够热爱生活。
江少川：《落地》中是否写进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哈金：很少，自己的经历不多，可能偶尔在一个小的地方放入了一个小的细节。这些故事有的时候是一个消息，或一个问题，或道听途说来的故事。当时为了写作，找了很多细节，把它编成故事，这就需要做很多工作。我去了好多次法拉盛，有时还会住几天，注意不要把细节搞错了。
江少川：小说不等于新闻，源于现实生活，得靠艺术想象与虚构。
哈金：是的，有些地方你得发挥，但是不能离谱，必须得是从生活的逻辑上衍生出来的。我写的每一个事件都有现实的基础，是发生过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可能是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身上，我把它容纳到一个地方了。
江少川：《落地》中的《樱花树后的房子》是写妓女生活的，你怎么会想到写这样的题材呢？
哈金：那个故事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般人写中国华人打拼就是开餐馆、做衣服。但实际上地下妓院大量存在，是一个行业。她们没有办法，其中有些人也是被骗到 那里。也不光是中国人，许多别国来的移民都是这样。这从一开始就没法回避。但怎么写这个东西？不能写得乌烟瘴气，至少要写得有人情味。材料还是很多的，当 时的报道五花八门。
我有时去法拉盛住几天，有一次住到一个家庭旅馆里。后来我发现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妓]女 人，故事[都]就 是从那种情况开始的。
你看华人的报纸，上面有各种广告，比如说送小姐上门到旅馆，那就得有司机来送，对吧。而司机肯定不是女人。这些都是从生活逻辑当中推导出来的，这是不会错的。
江少川：小说的叙事设计极具匠心，情节、心理描写都很细致、出色，很真实。
哈金：是的，小的细节都得真实。比如说她们打电话怎么说话，怎么算钱、到哪去，她们住的空间是什么样。小的细节都真实了以后，整个故事就给人一种真实的感 觉。何况整个大的故事也不能离谱，要按照生活中的逻辑展开。叙述人说话也要给人有生活亲身体验的感觉。细节都有生活来源，但是整个故事[都]是[完全]编 的。
江少川：《英语教授》写一位教授因提交终身教职的材料中错了一个字而发疯，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吗？
哈金：有的，但是现实中的这位教授没发疯（笑）。是这样，他给一位资深学者写信，写错了一个字。结果那个学者就不断地找他的麻烦。而实际上写错信的人，以后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大学者，还不是一般的学者。但是当时他就是因为用错了一个字而受到没完没了的刁难。
江少川：小说里为什么写他发疯了呢？
哈金：我给它发展强化了[颠倒过来的]，主要是为了描写一种恐惧感。不管什么样的移民都有恐惧感，发疯是对恐惧感一种变态的表现。
江少川：为什么移民都有这种恐惧感？
哈金：一个人花了几十年来按照一个参照系统生活，结果到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参照系统都被破坏了，特别是语言、文化、价值观都变了。对移民来说这需要许多年慢 慢重新组合，有的人一辈子无法重新适应。在原有的参照系统被破坏后，人在心理上变得特别不安、恐慌，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