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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成长

发布: 2017-2-16 17:31 | 作者: 余泽民



        以前我总觉得,像“半个世纪”这类词只适合说别人,说那些秃头、长髯、满脸风霜的老者,由于漂泊的缘故,无休止的变化使我误觉岁月的流逝与自己无关。直到买裤子时腰围不得不加码,追车后觉得呼哧带喘,几天不刮胡子就满脸胡子茬,第一滴雨落下,头皮就能够敏感地觉察……不久前回国,一位昔日的好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你变主意啦?”
        “变什么主意?”我被问得莫名其妙。
        “当初你不是说,活到五十岁就自杀?”
        朋友记得并没错,80年代我读书的时候,确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这样说过,而且不止一次,想来那时的自己腰围只有二尺一,俊洒不输小虎队,享受集体的友情和生理的燃烧,距离衰老还太远太远,远得从未具体地去想,感觉五十岁就该是“弯腰拄拐、满脸皱纹、看着年轻人流哈喇子”的人生尽头。
        现在回想,我在年轻时有过一个误区,就是认定年轻是生命的黄金时代,以为燃烧青春是个体存活的绝对价值。于是,我放纵骨子里的不安分,从画画到弹琴,从学临床医学到学艺术心理,体内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和行动力,《迷墙》的反叛劲加重金属的节奏。那时我把学业当成了副业,兴奋点放在积攒朋友的数量。特别是在中国音乐学院读研究生时,每次回家打开房门,都不能预料谁在等我,经常,十来平米的小屋挤十几个人,弹琴,唱歌,看录像,打扑克,即使午夜过后也有人加入,有人离开。后来,那群人里出了许多行业里的大腕儿,可大家一起厮混时,都还青涩得像蓄大胡子的克林顿。80年代的年轻人爱谈理想,乌托邦式的,憧憬未来,但并不具体,想来那时我们对社会、世界所知甚少。
        后来一夜人如鸟兽散,无数年轻人卷入出国潮,像水一样地哗地泼了出去;我也是,从那至今,脚下的路像倒流的水向后流走。掐指算算,离乡那年我二十六岁,之后又过了二十六年,感觉弹指一挥,但光阴确在我身上流过了半个世纪,而且是不带引号的。
        走了也有走了的好,现在我可以狡辩自己“只有二十六岁”,因为1991年将我的生命切割成两半——前一半属于集体的,后一半属于个体的;前一段属于计划的,后一段属于自由的;前一段是“度过的”,后一半是“活过的”。两条生命,两段年龄,其实这也不全是狡辩,想当年,当列车驶离雪花飘舞、寒风呼啸的二连海关时,我真觉得是被“再次娩出”。
        回顾这前后两段时光,不仅只是时空的改变,更是关于自己的一切——内容、色调、直觉、质感、机会、方向、节奏、强度与速度等所有的一切,改变是如此彻底、微妙和决绝,并总暗藏或天降意外的兴奋与危机。对我而言,出国是生命的一道分水岭,经常有人问我当时为什么离开?我说不为什么,就想一个人到世界上光着脚走走;并且,无知者无畏,我相信年轻就是拥有一切的本钱。
        我常回想起那次不可能重复的漫长旅行,褪色的画面里,三四十位亲友在老北京站的国际站台上为我送行。之前的一夜,我们一起唱歌,低语,一肚子话的沉默,我在父母琐碎的唠叨中收拾行李。铅灰的霜晨,熙攘的站台,由于送行人太多,父母没机会单独嘱咐儿子;父亲耐心地为我和朋友们一张张地合影,几年后我才意识到,当时我唯独忘了跟父亲合影,但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了。列车开动的刹那,母亲向前冲出几步,隔着满是划痕的双层玻璃摸我哭变形了的脸,那一刻我真觉得是永远……接着是十天险象环生的颠簸,之后在布达佩斯东火车站,我拎着比我体重沉的皮革黑箱跳下站台,等到所有人散尽,看到一个瘦高个子的陌生人手捏一张我北医时的照片朝我走来,带我去了两百公里外的塞格德小城。
        一幕落下,一幕拉开,接下来的十几年青春是更纯粹的燃烧,燃烧岁月与荷尔蒙。自从像婴儿般被孤独地扔在一个陌生地开始,我本能地学习语言,适应生存,经营情感,虽然一无所有,但有大把的朋友和大把的时间,靠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睡百家床地活下来,最根本的,是在漂泊中学会做本色的自己。那些年,我读了许多书,记了几百万字的日记,在不知不觉中为后来的创作积累下素材。我记得很清楚出国后读的头两本小说——英文原版的《在路上》和《鸟人》,那时并无当作家的野心,顶多曾经这样想过:等我死前,写一本自己的《在路上》。
        至于后来做文学翻译,更是命运的安排,想来我没正经学过一天的匈语,纯粹靠听靠读靠交流靠理解,再有是靠无意中受到的文学熏陶。刚到匈牙利不久,我就遇到了文史学家海尔奈先生,并在他家结识了《撒旦探戈》的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后来在拉斯洛家,我又见到了艾斯特哈兹、凯尔泰斯和更多的作家,即便当时无论他们还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我能成长为他们的译者。1998年我陪拉斯洛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中国的十座城市,回到布达佩斯后,我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好奇。巧得不能再巧,当时我寄宿在海尔奈先生家,他刚出版了拉斯洛的小说集《仁慈的关系》,顺便递给我了一本,于是我搬着字典开始了阅读,并用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翻译了一个短篇《茹兹的陷阱》,从那之后我翻译成瘾,直到2002年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海尔奈到凯尔泰斯,他们都是我生活的贵人。
        我的第一本译著《英国旗》问世,三十九岁;我第一本小说《匈牙利舞曲》出版,刚好四十岁,我带着年轻的惯性跨入了中年,接着是典型的中年打拼,十年里出了二十多本书,虽然透支,但不觉疲惫,文字成了我的第三只眼,不管是看世界还是看自己,都有了新的视角和维度。也许在技术、物质掌控的今天,文学确不能改变世界,但是能够改变一个人。读书能为个体修筑精神的城堡,写作则能将个体的存在夯实,擎起,不仅展示与人,而且能让目光越过俗众的头顶寻找同类。现身说法地讲,我因为文学而活得实在而沉着,因为文学而透视到人性与历史,过去所有的知识和阅历都开始发酵。说老实话,我享受这种人到中年后的窖藏式的成长,一步步地更接近自己。
        如果将年轻比喻成冲浪,那么该把中年比喻成航行。“也许,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生活,一方面由于这生活竟然如此地不真实;另一方面,由于意识总在不断地窥伺所谓的真实,它渴望真相。”凯尔泰斯写在《船夫日记》里的这句话,正道出了中年生存的智睿心态。年轻人对生活的承受力源于未知,中年人则在于认知。
        如果说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是体验,那么中年人的则是记忆。开始怀旧,是典型人到中年后发生的心理变化,然而怀旧不能仅止于回忆,还应该赋予怀旧以反省的意义。一个人活过半个世纪,可以说已经“经风历雨”,他回忆的对象不该仅限于自己的,还应该扩展到别人的,父辈的,祖辈的,周围人的,甚至国家的和历史的。
        如果说年轻人与历史的关系多是投入,或被卷入,那么中年人与历史的关系则有可以拥有审视、评判与推理的视角。所以说,中年人的记忆不是简单地重现,而是深层地剖解,发现自己与历史的联系。我去年写完的《纸鱼缸》就基于这样的中年理性,这部小说经历了十几年从日记、短篇、中篇到长篇的成长,实际上有也是我内心的成长,我意识到了个体对于历史记忆的责任感,听到了用个体记忆抵抗集体失忆的内心呼唤。
        当然作为学过医的人,我更明白中年后肌体功能“走下坡路”的事实,也明白焦虑于事无补的道理,那样只会掉入“中年危机”的陷阱,让生活变得一团糟。应对生理的衰,该采用心理的盛,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段话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以静制动,以心理上的继续成长平衡生理上的由盛至衰。
        如果说年轻人的欲望实质在于获取,那么中年人的则在于给予,至少对我自己来说。与同龄人相比,我为人之父的年龄较晚,客观上将青春期延长了许多年。孩子的出生,对我来说才是一次重要的成长,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自己的年龄、责任和随之而来的疲惫,不仅没有抱怨,相反充满感恩。我在心理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追求平等的爱,而是享受于无条件的付出。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我的心里充满感激,感激他们不会拒绝我爱的给予。我突然明白,年轻时的不安、冲动和不计能量的追逐,不仅仅由于荷尔蒙过剩,还由于情感、身份、乃至存在上的“怕被拒绝”。实际上,一个人能够付出而不被拒绝,也是人生中一种简单、真实的幸福。
        如果说青春的情感是实打实的燃烧,那么中年后的情感是平静地辐射。你的热度不再取决于你的强壮和运动,而是取决于你的心智和定性。一个活过半个世纪的人,不仅知识丰厚,逻辑成熟,而且他的知识和逻辑能接上地气;不仅经风历雨,阅人无数,也拥有了扎实、可靠的社会关系,沉淀出局外人角度的判断力;不仅被残酷的历史席卷过,碾压过,也能在幸存之后以相对远的距离回望,审视,反思,由合唱变独唱。总之,只有人到中年,我们才有可能达到苏轼所说的那个“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境界。
        昨天,我泡在热的发烫的澡水里读《谁,在我呼喊时》,读了一会儿,将书合上,作为休息,看了一会儿微信,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被一条帕蒂•史密斯在诺奖典礼上唱《暴雨将至》的微博击中了。看第一遍时,鼻子酸了,后来连看数遍,哭得泪流满面。中年之后,我大概从来没这样哭过。并不是伤感,而是感动。我感动于七十岁歌者始终如一的真诚,我看到了见证:真诚的成长能够赋予年龄以如此的美好。这种镇定与羞涩、紧张与坦然、丰沛与简单、自信与敬畏的复杂气质凝合成为一种早已超越青春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在这样的年龄才有资格拥有。这是继续成长的力量,平静地迎接暴风雨的力量。从浴缸里爬出的时候,我怀着强烈的渴望:镇定地成长到帕蒂•史密斯的年龄,看自己的生命能沉积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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