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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巷

发布: 2017-2-16 17:52 | 作者: 余泽民



        去找阿蒂拉,要逆行穿过一条时间的隧道。
        他住在布达佩斯八区的铁巷里。那是一条不长的窄街,夹在大环路与小环路之间,是帝国时代的老城区。街里的房子大多有上百年历史,墙体很厚,门洞幽深,举架很高;由于年久失修,临街的外墙大多墙皮剥脱,斑斑驳驳,可以看到裸露出黑砖、电线、管道和松动的砂浆;在有的门外墙上钉了两三块数字不同的门牌,或红或蓝或白或新或绣或宽或窄或高或低或并列着,显然是在不同的时代被钉上去的。不管人们留下这些牌子是出于懒惰,还是恋旧,毕竟留下了时间的痕迹,每块门牌述说着一段历史的结束或开始。
        曾几何时,这片街区曾是一战前后新兴市民阶层的居住地,街里盖的都是豪华、宽敞的大公寓楼,许多人家里有比卧室还大的门厅,有的还特别设有窗子开向通风井的吸烟室。佣人的屋子有两个门,一扇开向厨房,一扇开向楼道或悬廊,后楼道里还有佣人的专用厕所。这条街里的房子大多建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不少楼内在二战前就已增设了电梯。如果留心细看,你在这条街上能找到巴洛克屋顶、新古典的门楣,还有分离派令人眼花缭乱、辨不清结构的繁复装饰。在老楼中间,偶尔夹着一两栋跟周围建筑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水泥楼,从楼层高矮就可以辨出:老楼的三层是新楼的四层……想来,那是在二战空袭中被炸掉房屋的废墟上建的,低矮,简陋,左右两边露出隔壁老楼的高大防火墙,灰头土脸,感觉像被两个大人夹着的孩子。人们通常认为,时光流逝,历史进步,其实未必;从这条街上的建筑上看,就是退步的。
        铁巷里的每栋楼每个门洞每个窗口都在无声絮叨着百年的故事,有辉煌有破败有家史有绯闻有战争有和平,还有和平时代的刀光剑影。百年里,布达佩斯人经历了一战、二战和冷战,建筑上许多的细节已被浮尘和烟灰覆盖,窗台上鸽子屎日复一日地流淌,累积,形成一道道白色条纹,变成像石头一样坚硬。如果你仰着脖子在墙上找,很快就能发现零星散布或连成弧线的弹孔,有的水泥墙被打掉一块,有的砖墙被击碎一角,这些都是在1956年10月巷战的记忆,血迹早被冲刷净,弹壁仍睁着惊悚的眼睛。就在那年的10月23日,匈牙利人推到了斯大林雕像,赶走了独裁者拉科西,改革家纳吉临危出任了几天总理,宣布退出华沙条约国;但是苏联很快出兵,坦克横行,炮火轰隆,全城巷战,这就是我小时候从国内政治报告和领袖悼词里听说的“纳吉事件”。我在凯尔泰斯的《英国旗》里译过一段令人窒息的记述:“每辆坦克在继续行驶之前,都要射出一发——而且是仅仅一发——炮弹,似乎是要比一个万一可能浮现出来的闪念还要快。每辆坦克开炮的位置、方位和靶心都一模一样,就这样,一辆又一辆的坦克一连几天将炮弹射向同一栋年久失修了的、装饰派风格的居民楼一层的外墙上、窗户上和房间内的墙壁上,这个一天比一天逐渐扩大的窟窿,看上去就象一具尸首临死前惊惧张开的嘴巴,现在又被人逐个敲掉了所有的牙齿。”
        我对这条街很熟悉,一是我打工过的一家华人报社编辑部就在铁巷隔壁,二是几年前我想买房,看过一套房就在阿蒂拉的楼上,那是一套在老楼顶上加盖的公寓,屋子很矮,墙体很薄,冬冷夏热,不过采光好,风景好,可以望到铁巷口那家百年的医院。
        铁巷医院非常有名,被称为匈牙利现代外科的摇篮;罗列一下它的历史,你就能嗅出人类悲喜剧的气味:医院建于奥匈帝国的和平时期,最早成为帕约尔疗养院,早在1913年就对肿瘤病人进行放疗,一战时被改为战地医院;一战后匈牙利享受了十几年梦幻般的和平,这里发展成了全国装备最先进的外科医院;二战爆发,先后变成过战地医院、战俘医院、第102号红十字医院,直到1946年才又重拾旧名;1949年被国有化,一度改为“希腊人之家”,专门接诊数以百计的希腊难民;有几年医院被腾空改为党校,几年后重新又改回为医院,1956年秋天爆发了自由革命,这里抢救了大批伤员。1989年东欧剧变,匈牙利也改革实行多党议会制,铁巷医院成为了医学院的外科教学医院。一家医院的历史简直就是20世纪的欧洲史,从战争到和平似乎是进步,但也许只是历史轮回中的一个小环节。每次战后,人们都幼稚的以为不会再有战争;但遗憾的是,有人类,就有战争。
        当然,历史有大历史和小历史,战争也有大战争和小战争。我说的“小”,是指“个人的”。前几年我决定翻译阿蒂拉的《宁静海》,就因震撼于书里讲的“小”故事:冷战时期,在一套老公寓里住着母子俩。母亲是一位性感、自恋、认为“在需要的情况下,一个人可以原谅自己的一切”的话剧演员,由于拉小提琴的女儿叛逃到西方,她即使向组织表示跟女儿决裂,也没逃掉“靠边站”的命运,于是十五年足不出户,平时除了搜集过去同事的讣告、担心自己死后会被火化外,将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监视儿子的一举一动,软硬兼施得控制他,宁愿鼓励儿子嫖妓,也不愿让他找到爱情。尽管儿子每天将母亲反锁家中,但实际他才是母亲的囚徒:他不仅要为母亲买面包、唇膏等一切琐碎用品,不仅要忍受母亲的歇斯底里、苦杏仁的体味和分分秒秒的监视,还要以被母亲象征性活埋掉了的姐姐的名义给母亲写信,并将母亲写的回信锁在抽屉里……大历史的冷战结束了,小历史的冷战变本加厉,儿子试图借助写作进行内心逃亡,但他无法逃脱十五年里母子俩共同编织的憎恨与激情的蛛网。
        “什么时候回来儿子?”
        “你去哪儿了儿子?”
        十五年里,儿子每次出门进门,都要回答母亲同样的问题,或者编织不同的谎言;十五年里,在无数次“什么时候回来”和“你去哪儿了”之间,昼夜交替,四季更迭,政治剧变,东欧解体,乌托邦的桃源里建立起拜金的宗教,十五次颁发诺贝尔奖,三百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三种亚洲语言被宣布为死亡语言,三千名智利的政治犯在矿难中销声匿迹;十五年中,这个衰败家族的最后两名成员之间,只有日趋变态的情感纠葛勉强维系。阿蒂拉的文字有骇人的力量,用真得不能再真、细得不能再细、狠得不能再狠的笔触记录下一切,犹如摄像机镜头,不仅记录下人物和事件,还连同许多乍看上去可有可无的细节一起记录下人物内心最暗处的纠葛,每一个细小的情节,后来都会引发令人惊愕不已的结局,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会在揭示主人公的命运中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摄影机的镜头缓慢移动,每移动一寸,向人们展示的内容都出人意料,且并不由于出人意料而不可信,再极端的东西都在人性可能的情理中,他用富的层面呈现出冷战中的东欧社会悲凉、边缘、孤独、无助的生活景象。
        阿蒂拉的全名的是巴尔提斯·阿蒂拉,我第一次见他是在照片上。2004年的一天,我去安德拉什大街上的作家书店,目光被架上一个封面吸引了,要知道,我属于那类会因封面买书的读者。封面上是一只睫毛清晰可数、眼白血丝可见的女人的眼睛,犀利,冷艳。后勒口上有黑白的张作者像:背景阴暗,一束光打在男人的左脸上,另一侧隐在灰影里;男人胡茬粗硬,脸上有颗明显的黑痣,脖子上挂着一根皮项链,嘴角斜叼着一支燃着的烟卷。头稍稍右偏,眉头微皱,戴着眼镜,用一副怀疑、警惕、厌世并带着挑衅的眼神看着读者。从那张俊酷、狡黠、令人敬畏不安的脸上,散发出某种毁灭的气息和潜伏的残忍。
        我见阿蒂拉本人,是在2011年中文译本出版后。他住在铁巷大街一栋很久很结实的老楼里,大门口的门铃上,写的是他已故父亲的名字。按门铃的刹那,我感到时空错乱。
        阿蒂拉的父亲也位作家、诗人,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匈族区,曾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五次被捕,第一次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时只有13岁,年仅20岁就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后改判有期徒刑,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的青春。出狱后,举家被流放,1984年被注销罗马尼亚国籍并驱逐出境,带着儿子逃难到布达佩斯。阿蒂拉的母亲已在父子俩逃亡的前一年病逝。
        推开沉重的黑漆大门,走进昏暗暗凉的大门道。巴尔提斯家的门开在楼梯拐弯处的平台上,相对清净而独立。屋门打开,两米多高的作家站在门口,瘦削,刚硬,浓密的头发梳向脑后,两腮留着青皮胡,比书上作者像的愤青样子更智睿更成熟也更男人一些。
        房间里的光线很暗,临街的大窗不仅灰蒙,而且还在窗玻璃的四周贴满不透明的米黄色胶带,感觉已有许多年不曾打开。两面墙上是直通天花板的书架,架上桌上地板上都堆满了书,其它的墙上挂满油画,从晦暗的色彩和沉实的风格看,怎么也是一个世纪前的作品。客厅的一角是方桌方椅,靠窗的一角横着一张笨重漆黑的旧写字台,另一角的矮柜上摆满了烟斗,多得感觉像在办展览。书架前有一台小人国里用的小风琴,估计怎么也有两年岁的年纪,风琴盖上靠了一张主人少年时代的标准照,褪色,变黄,阳光,无性,无论他中年后的模样怎么俊怎么酷,都让人对成长萌生隐隐的怜意;旁边横摆了一个骨雕的阳具。风琴的脚下有一摞礼帽,想来他家几代男人戴过的。这套屋子与其说是住宅,不如说是博物馆,吸引我的是挂在墙上的一把小提琴,像一个符号,让我联想到书中叛逃的女儿作为遗产继承的那把名琴,以及书中描绘的那个死气沉沉的家。未等我开口,阿蒂拉就向我解释:“有个记者来这里采访,我花了半个小时跟他解释,书是在这里写的,但这里并不是女主人公的家。我妈妈更不是小说中的母亲,她在我十三岁时就过世了,没当过话剧演员,更没有那种专制倾向。”不过,他也提到一个似曾相识的细节,他有过一个早夭的妹妹。妹妹死后,母亲再也不拉小提琴了。
        “那你怎么想起写这部书?我指的是,这种母子关系,有没有自传色彩?”
        “我首先设想出这样一种关系,之后顺水推舟地写下去,这本书可以说是自己形成的。”他说,“永远不能把纪实文学跟虚构小说混为一谈。当然,如何将真实的元素渗透到虚构中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不存在与作家体验无关的虚构作品,而渗透进过少或以什么方式渗透到文字里,那并不重要,因为不管怎样,它都会建立一个有着独立的自身法则的世界。在一句话或一段话里,完全可以用十分特别的东西建造另一种世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可以跟现实相混淆。至于书里的母子关系,坐到写字台前才知道的。我在写字台前经历了那一切。”
        我朝窗台前斜摆着的那张宽大笨重的黑色写字台望了一样,仿佛看到了一个舞台。不过,不管他怎么解释,我还是感觉作者的面孔跟书里儿子的脸是重合的,想来,一部真诚的作品肯定是作者内心的造影。阿蒂拉当逃亡者时,是15岁的少年;书里儿子的内心逃亡,大概也从这个年纪开始的。
        屋里到处都是书架,一半书是父亲的遗物,另一半是儿子将留给孙辈的遗产。里屋正对门的那面墙上,挂了四五幅风格各异的油画,其中有一幅很大很显眼,画的是一个长着狼头、翅膀的神秘裸体。他说这幅画是他自己画的,我问这幅画叫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每个人身上都有魔鬼和天使。”
        在另一面墙上挂了一块巨大的黑布,这里是阿蒂拉的“摄影棚”。原来他年轻时读过两年摄影专业,后来一直没有放弃。据说最近十年,他只在室内拍一个女人——他现在的情人,我猜,这里是主要拍摄现场。我告辞之前,他支上相机,邀我一起自拍了一张合影。于是,我俩坐到那块黑布前,做在一张黑漆的床边……我很喜欢这张合影,气氛、感觉都很特别,仿佛在另一个我们都未出生的旧时空里,想来现在人很少拍这样的合影,很少下意识地摆这类姿势。我跟他说:“下次我再翻译你的书,得把这张放到书里,因为我跟你是合著者。”
        上周,他又约我去他家,并告我他马上要去柏林,他拿到了一笔奖学金,可以不用为生计发愁地写作半年。他说,他明年一定要完成手头的这部小说,写一位摄影师的故事,而且,这本书里将出现中国元素。阿蒂拉去过两次中国和一次台湾,有一次在上海住了两个月,回布达佩斯后给我看,他真的走烂了一双新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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