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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黄昏---五月五日草原大火亲历记

发布: 2017-1-12 19:30 | 作者: 崔保平



        一九七二年五月四日,是我们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后的第一个五·四青年节。当年,这可是一个大节日。
        那一天,整个连队充满了欢乐轻松的气氛。女战士们都穿戴的干干净净,兵团服肥大臃肿,但经她们一改造,不仅合身,还显得非常俏丽精干。她们住的房间也打扫得窗明几亮,给人温馨的感觉。男战士们大都显得悠闲自得,有的嘻笑打闹,有的闲话聊天,有的下棋打牌,欢声笑语不断。全连除机务排放假一天,炊事班皆尽所能改善伙食,当晚还组织了全连的文艺晚会。将近一个月的紧张春播,人困马乏,难得休息这么一天啊!
        那是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扎根边疆、保卫边疆”是主旋律。
        回想一年来,我们白手起家,在一片茫茫荒原上,打石、伐木、脱坯、打井、喂猪、养羊,盖起了营房、机库、厨房、粮仓,开垦了二万亩耕地,收获了八十万斤小麦。这一切不会从天而降,一草一木,一檩一石,一斤粮一块坯,都有着我们的汗水、泪水和艰辛。
        就说脱坯吧。俗话说“脱坯打墙,活见阎王”,那是农村青壮年劳力都怵头的活。每人每天任务是二百块,男女都一样。和泥是最要命的,草料泥土如和不匀,坯根本就没法脱,想取巧都不成。我在学校爱好体育运动,体质是不错的,可一天活干下来,累得几乎虚脱了。有的女战士个头不到一米六,要完成二百块坯,可以想像,需要怎样的付出和坚韧。据说有的女战士发明了空心法,可以省时省力。但不管真假,从没一栋房屋出问题,证明坯的质量是完全合格的。
        再说秋收和春播。四连是当年全团播种最多的连队,有近二万亩小麦待收割。全连有四台拖拉机,四台收割机等一批农具。收割机是当年八月中旬运到连队的,同时组建机务排开始学习操作。从机械原理到实际使用,学习时间还不到二十天,就开始了秋收。这些几个月前连自行车都不会修理的年青人,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二万亩小麦的收割任务,八十万斤小麦安全入库。其间,没有出现重大的生产事故,虽然惊险的场面也不少,战士李新华就被压到了收割机车轮下,有一次,牛清兵连长都差点被卷进收割机滚筒。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
        这一切,难道不值得自豪吗?要知道仅仅一年前,这一百多名兵团战士还是在家吃闲饭的学生,现在已经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国家的建设者保卫者,而且干出了四十年后的今天,需要多少金钱才能买来的业绩。
        有人问,这一切的付出值得吗?不错,事后诸葛亮容易当,闲话也容易说。且不提七十年代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历史上看,汉唐明清各代都进行过大规模的“屯垦戌边”。这些措施,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进程,巩固了边防,使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疆域得以最终形成。今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就是明证。
        不必讳言,在当年的政治氛围中,兵团的管理是存在诸多问题的。这些刚刚经历了文革的无拘无束,又远离父母的年青人,不适应艰苦的环境,产生种种思想活动和不守纪律的现象,是很正常的,解决起来也并不困难。但领导的处理方法往往简单以至粗暴,对一些不守纪律的战士,经常采用开批判会的方法处理。我还记得对×××开批判会的一些用语:“×××有名言,能多吃就多吃,能少干就少干,中国赫鲁晓夫说吃小亏占大便宜,你们都是一丘之貉。”这样的作法当然只能加剧矛盾,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效果。后来,这个战士病退回家了。
        兵团和部队不同,是男女青年聚集的地方,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和接触,是很自然的事情。如能很好的因势利导,可起到鼓舞士气,加强连队建设的正面作用。兵团在这方面管理也很僵硬死板,男女互相的接触是绝对禁止的。可偷偷的私下接触是挡不住的。就我们连来说,主要是男战士悄悄的找女战士洗衣服啦,做针线活啦,借东西啦,没发生过大的事情。在这方面还流传着笑话,×××男战士去向一名女战士借东西,碰巧女战士正在洗澡,女战士慌忙转过身去,男战士跑了,女战士不知所措,自言自语:“看了前头看后头”。每当说起这件事,总伴随着一阵善意的哄堂大笑。
        并非一切皆白,更非一切皆黑,年青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磨砺着,了解了生活的不易,知道了劳动的艰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升华着自己的主观世界,用毛主席的话说,逐渐的有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回顾一年来的经历,可以说有激情、有奋斗、有欢乐,也有痛苦、有眼泪、有沮丧,更有人类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五·四晚上,有一台机车出了故障,我陪师傅在修理间修车。连队的文艺晚会一直进行到很晚。“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需要哪安家……”,昂扬的歌声从食堂的大厅传出,在夜空中迴荡。谁也不会想到,六十九条年青的生命,会在明天戛然而止,永远留在了这片可以称之为他(她)们第二故乡的土地上。
        第二天,五月五日清晨,太阳初升,晴空万里,是难得的好天气,头天晚上出故障的机车修好了。炊事班端来了饭菜,有炒鸡蛋还有酒,这小锅饭是春播期间给修车师傅的特殊待遇,还请了连队报导员徐建华陪酒。陪李师傅吃完饭,大概八点多的样子,我就去地里督促春播了,我当时是机务排长,一到春播秋收,机务排是没有白天黑夜的。
        约摸十点左右,春播正在紧张的进行,我在连队东面的地里,看到西北方向有一股淡淡的青烟升起,烟很淡很高,感觉距离也很远,几乎是不动的,大家都没在意。我们连地形选择的不错,营房坐北朝南,坐落在一片开阔地上。西北面是绵延不断的小丘陵,东面是平坦的万亩耕地,南面是一条沟,大家都叫西沟,也有五千多亩耕地。只要在连队的北面和西面打通防火道,再大的火也不会波及连队。
        过了一会儿,远处的烟柱在变粗变浓,颜色也变深,呈白色,逐渐往连队方向缓慢移动,气温也有点不正常的高,大家纷纷议论着:是不是着火了。又过了一会儿,烟柱变得越来越粗,成了灰白色,距离也越来越近了,似乎就在不远处小山的背后,同时感到股股热风吹来,不用说,肯定是着火了。
        我这时正在播种,离连部不远,看到一人骑马飞奔而来,到跟前才认出是通讯员王金山。他也没下马,大喊:“着火了,连里通知,拖拉机开防火道,机务排不参加打火,保护连队!”说完又向其它耕地的拖拉机奔去。很快,所有耕地的拖拉机都掉头开向连队。
        我快步往回跑,远远看到连部前正在集合,指导员何龙光在讲话,牛连长走过讲了几句回去了,战士们有的拿着铁锹,有的拿着苕帚,有的空手。而后,在付指导员杜恒昌的带领下,大队就朝着西北火场方向跑去了。
        机务排也有些战士聚集在修理间门前,吵着要去打火,我拦下了一些人,当时真没想到会有危险,主要是想着连里交待的任务。最遗憾的是战士张国通,几次拦住他,最后还是偷偷跟着大队后面去了,不幸牺牲,这是我终生后悔的一件事。还有战士刘宝柱,因车出了事故,正在写检查,也随着大队去了,烧成了重伤。
        几乎与此同时,拖拉机已经在开防火道了,金占坤、张春捷、安学智三人在同时作业,从连队东面地边向西,再拐向南,一直开到南面的耕地边。很快,一条几公里长,七八米宽,保护着连队建筑、油库和粮库的防火道就完成了。我看到牛连长在安学智的车上指挥打防火道,才知道他没带队去打火。
        再远眺去打火的队伍,已经没有了队列,人们争先恐后向烟火的方向奔去。在枯黄的山坡上,就像漫山遍野提前开放的山花,又像集团冲锋的战士冲向敌人的阵地。在翻过远方的山顶之后,很快就消失在西北的山丘之中。
        大约十二点左右,大火离连队越来越近了。烟柱开始变成灰白色夹着黑烟,几乎和白云连在一起,一股股的热浪扑面而来。突然,随着一阵狂风,火焰夹着黑烟一下窜上了北面的山顶,火头有几十米高,浓烟滚滚,烈火翻腾,顿成一片火海,烧红了半边天。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火,甚至都没想过。以前一直认为,草原的枯草刚盖过脚面,能有多大火。却不知,连队西北人迹罕至,年复一年,在山坳处积存了大量枯草,有的地方甚至齐腰深,简直就是一个超级柴火垛。有火必起风,干柴烈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难怪火势如此凶猛。
        大火越过山顶之后,风变小了,火势也小了,形成了一道低矮的火线慢慢向连队移动。由于防火道前草很稀,火线也只有小腿肚高,我们留守人员就拿着铁锹、扫帚等工具冲上去扑打。可谁知,不打还好,越打火苗越高,忽然一阵风起,火苗一下窜至腰间,全身被烤的像要着火似的,只得跑回防火道后面。这样反复几次,火烧到防火道前就渐渐熄灭了,后面留下一片焦黑的土地。而其它方向的大火,被东面和南面的耕地挡住,也慢慢的熄灭了。
        大家松了一口气,坐下来休息。这时才想起了去打火的战友,既然大火已经过去了,他们也该回来了。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总不见他们的身影。人们开始议论:“他们哪去了?”“也许正在休息,一会就回来了。”但想到刚才那惊心动魄的大火,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正在议论纷纷,惊人噩耗传来了:有战友牺牲了!我立刻往连部跑,首先看到了去打火的战友张福民,他神情疲惫,脸上和手上都有很大的泡,但总体上伤情不算很严重。问情况,他说打火的队伍散在很大的面积上,整个情况也不清楚,但看到有战友死了。随后就见到曹副连长。他是现役军人,平时很整洁,正坐在地上,光着膀子,只穿衬裤,我跑上去问:“副连长咋这样?”他连声说:“死人了,死人了。”“死了几个?”“不知道。”接着就哭了起来,再问就不说话了。还没等我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就听有人喊:“张实毅回来了!”他是一个人从北面山坡附近回来的,两只胳膊抬着,衣服袖子都烧没了,上臂有肉皮垂着,步履艰难,几乎要摔倒的样子。陈一凡和杜文孝扶着他去了医务室。看到这么强壮的汉子都烧成这样,那其它人呢......
        这时,整个连队乱成了一锅粥。五连的28胶轮,六连的55胶轮,团部卫生队和七连战士乘坐团部的汽车,陆续到达。人员很多,场面混乱,不知谁在指挥。胶轮拖拉机载着各连战士,也有一些四连的战士,纷纷向火场方向驶去。连队的链轨拖拉机也开去火场救人。
        打火的战友陆续回来了。我第一个见到严重烧伤的战友是杨鸿原,是链轨拖拉机救回的。在连部东墙边,几个战友扶着她往医务室走。她大腿以下焦黄,脸肿得很大,我一哆嗦,“这得疼成什么样!”我知道已经有塔拉、王占祥等战友在医务室抢救,但始终没敢去看。我无法面对这样残酷的场景,不敢看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战友。一会儿,传出了消息,杨鸿原牺牲了。
        战友们的遗体一车一车的拉回来了,都停放在修理间和食堂之间的空地上。没人指挥,没人说话,我们麻木的默默的把一具一具的遗体摆放好,杜恒昌、王爱民、赵月秋、力丁,查日斯、敖敦、舒宝立、马福红、张国通、聂建新、张金来、青春......,一串串熟悉的名字,一个个朝夕相处的身影。面对如此惨烈的场景,我大脑一片空白,手在不停的颤抖,机械的摆放着。记忆最深的是王爱民,她皮肤几乎没有任何烧伤的痕迹,像睡着了一样,早晨刚刚吃了她送来的可口饭菜,转眼竟成永诀。
        几具、十几具、二十几具......,遗体的数量不停的增加着。修理间前摆放不下了,就开始在最后一排宿舍前摆放。
            其间,牛连长把我叫到连部,对我说:“连里四个排长少了三个,你就多负点责吧。”他已无力再多说什么了。其实,全连所有活着的人都在拼命做着力所能及的事,用不着指挥,也没人听指挥。
    大约下午四五点钟,五师姜副师长及团里的领导都来了,姜副师长在连部外一见牛连长就大声斥责:“你他妈还没打仗,就给我丢了半个连!”牛连长举手敬礼,嘴嗫嚅着,说不出话来,表情充满了自责、羞愧、害怕、委屈……几难以言状。团崔副参谋长则显得比较镇定,据说“不惜一切代价堵住火头”的命令就是他下的。他是六十三军的,参加过抗美援朝。六十三军在五次战役铁原阻击战中抗击四个美军师的进攻,一战成名,这种惨烈的场面他也许见多了。
    黄昏时分,一辆28型拖拉机拉着最后一车战友遗体从西面山坡上缓缓的开下来。远远望去,整整一车,身躯和四肢在颠簸的拖车上不停的晃动着。太阳还未完全落山,天边的晚霞变得血一样鲜红,远处的山峦被晚霞染成一片红色,那晃动着的遗体也仿佛被涂上了一层红色。
    我和机务排的战友一直在摆放牺牲战友的遗体。开始,各连及团部来援救的人很多,还不觉得很吃力,越往后,各连战友陆续离开了,只剩下以机务排为主的人在干。我记得有陈一凡、金占坤、张春捷、李俊德、雷钢、李钢、安学智、东旭、杜文孝、李希明等十几人。在卸完最后一车战友遗体后,天已经黑了,大家也几乎要瘫痪了。没等休息一下,一位戴着口罩和白手套的师部参谋来了,让立即把所有遗体分开男女,搬到宿舍炕上去。“这是阶级感情问题。”说完他转身走了。尽管一肚子委屈,可这是自己的战友啊!我们开始把战友遗体一具一具的抬进屋里,由于体力透支,只能几步一歇,一点一点的挪动,有的几乎是脸对脸的抱着往炕上放,每个人身上都沾满了牺牲战友身上渗出的液体。就在筋疲力尽时,司务长王大堃回来了,又来了几位原牧场的老职工。他原是我们的排长,人们愿意听他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所有遗体终于整齐的摆放好了。
        当我回到宿舍时,已经半夜了,女战士们屋中仍在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声,在夜空中传得很远很远。
        几天后,烈士墓地建成,共有六十九位兵团战士长眠在这片土地上。
        一九七二年五月五日,永远忘不掉的血色黄昏。
        一晃四十五年过去了,“一页风云散啊,变幻了时空”。今天,人们开始对过去重新审视和反思,对于那场草原大火及造成的重大人员牺牲,也不乏各种议论。不错,指挥的失误,经验的不足,盲目的轻视,风向的突变,都是造成惨痛牺牲的原因,教训应当永远的汲取。但一个最基本的大背景和事实是:面对敌国屯兵百万,威胁我国安全,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屯垦戍边的军事化组织,他(她)们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为扑灭草原大火,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义无反顾,冲向火海,壮烈牺牲。我常想,如果面对的是外敌入侵,毫无疑问,他们也会像扑火战斗一样,面无惧色的冲向敌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自己的祖国。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他们血染的风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千万兵团战友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祖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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