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居家，广州大学李建立、同济大学陈昶两位老师微信中谈起北岛近半个世纪前的中篇小说《波动》版本及手稿详情。2008年下半年，为《今天》创刊30周年编印纪念册，徐晓去北岛居京老宅地下室，翻拣出他保存完好的70年代诗、文手稿，用毕后移交给我。其中有《波动》手稿五件（图三与图四分为上、下册封面； 8开修改稿图片暂缺）。这为勘校已出版的《波动》一书诸多版本，提供了详实的依据；加以我曾参与1979-80年《波动》在《今天》杂志首发（四、五、六期连载和《今天》丛书之四单行本）的油印工作，试就此答疑。
这是我留下的粗略记录，至于文稿次第的孰先孰后，当时未能顾及。
此后，忙于向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今天》文学资料特藏”移交之前的整理，仅来得及把这一批次手稿中的手抄诗集、诗稿和部分零散文稿做了扫描，对于《波动》手稿这一大块只好留待日后补做。2011年10月，应邀参加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今天》文学杂志社暨中国当代诗歌特藏捐赠典礼”，为稳妥计，将北岛文稿随同首批《今天》资料，先期委托广州木刻文化公司陈志实先生亲自押运抵港。其间仅数日，却发生两起有惊无险的变故：
——资料运走后的翌日深夜，我家自来水表突然爆裂，及时阻断后，内室地面已漫水寸许，暗自庆幸保存数十年的《今天》资料再次免遭劫难，终成善果。
——一周后我单身赴港，与城市大学图书馆方做“特藏”的清点和交接。资料暂存在北岛租住的书房，某日客人来访，临别时北岛随手拿了一盒“礼品”相赠，恰恰是我用废弃礼品盒封装的他的文稿，幸得客人当场察觉。北岛向我讲述此事时，他尚茫然不识自己的旧物，待我依次展示给他，方如获至宝，逐一收入内室保险柜。类似场景还发生在前些年我归还给多多那本“著名的”诗抄笔记本之际；数十年的海外漂泊羁旅生涯竟造成如此失忆，令人唏嘘。
完璧归“赵”。同时，我将北岛在早期《今天》上已发表的诗、文手稿，剥离即将入藏的《今天》资料，连同存贮扫描文件（约12.5G）的硬盘，全部移交给他。
2017年夏，经陈昶老师沟通，由陈思和先生主政的复旦大学图书馆“嘉润·复旦诗歌资料收藏中心”立项收藏《今天》资料的电子文档，北岛与我赴沪参加捐赠仪式和座谈活动。与会前我试探地向他提议：同时捐赠这批文稿的电子文档，北岛慨然应允。
自此，“北岛早期文稿”（电子文档）得以附入“《今天》资料”公诸于世。
此后，遂着手《波动》的扫描。北岛居无定所，手稿分存在京、港两处，他先交给我前述稿本之一（252页），这是一份未作装订（页眉处无装订痕迹，仅存原稿纸的封胶）的誊抄稿，页面整洁，较少修改痕迹；但其情节与其他稿本迥异，篇幅也比《花城》排字稿多出43页，显然是较早期的稿本。
转瞬至2018年岁末，《今天》创刊40周年庆典仍在香港举办，北岛将存放香港家中的《波动》“花城排字稿本”（209页），交由我带回京扫描。归途在北京机场海关，我们一行随身携带的《今天》纪念套装书籍几乎悉数遭查扣。搜检时他们翻看《波动》手稿，说了一句“这东西够老的”。好在不是印刷品，且作者名字被当年编辑误改为“赵震开”，遂放行。我赶紧拖着空荡荡的行李箱，逃离这是非之地。此又一劫也。
我是1979年初开始编印第二期时参与《今天》事务，曾见北岛挎包内装过封面很靓丽的《波动》稿本。当时距6月初《今天》第四期首发（分三期连载）只有两三个月，我想他不会再轻易拿给人去传阅，也许是在利用《今天》创办初期紧张的事务间隙，做最后的修改。
直至撰写本文之前，我记忆所及则是从未接触过故也无从得知其所依据的稿本。在与《今天》共事的最初两年，前期（待业）整天窝在76号编辑部油印、发行和兼管账目；中、后期（上班后业余时间）则在工厂、家庭、76号三处之间往返，就连民刊的“圣地”也无暇光顾，仅在集会和游行那天，方一睹“民主”之“墙”的风采。《今天》人员各尽其责，诸项文稿编校、蜡版打字事务由他人奔走。与誊印社建立业务联系后，我才参与蜡版打字等交接事项。
此次为厘清《波动》诸多版本与手稿之关联，我选定《今天》丛书（1980年油印）、“花城”版（1986年铅印）和“牛津”（2012年小说清样），时间跨度30余年的三个版本，与“花城”使用过的“排字稿本”做勘校。这个稿本通篇盖有印刷行业专用的“行距、字体、字号”等红色印戳、排字工人常年摆弄灰黑铅字，就像当年我做汽车修理工时，那双被油污浸渍总也洗不净的手，在稿纸边侧留下无数清晰的指纹和污痕。
在稿本第五章起首处，赫然出现我的字迹，我从未染指1986年“花城”的出版过程是毋庸置疑的，而所作标注却是对油印蜡版打字格式的要求。这一发现极为重要：我所标注的文稿章节，又恰恰是《波动》在《今天》首发连载的第二部分（第五期）起始，这证实了一直以为1986年才使用的“花城”排字稿，最早曾在1979年《今天》首发时用于打字；而我的参与，却从记忆中消失殆尽。
陈昶老师不久前在微信中提到：反复核实“……可能这样写文章会很慢，但比较安心一些。”我的回答是：“我更慢。长期梳理资料，更是步步惊心，总怕贻害后人。”孰料再一次受到警示：人的记忆是多么不可靠！
在全稿中仅此一处留下我的字迹，我猜想是别人送交打字之前，向我征求《今天》期刊连载对打字格式的要求时随手写下的，因我未曾深度参与，以致淡忘。
“排字稿本”第五章页眉上是1979年首发时，我留下的蜡版打字格式标注，1986年被花城出版社划掉
我在90年代初开始整理《今天》资料并尝试将其数码化，曾以《波动》单行本（《今天》丛书之四）为蓝本，参照“花城”铅印版（彼时尚未得到手稿）做了全文录入，已发现其差异极小（“《今天》首发连载”与“丛书”版相距半年多，仅稍有改动），这也可佐证：《波动》自1979年《今天》首发，到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书，甚或下延至2012年的“牛津版”，除几处重要增添，始终在沿用同一稿本。就其完稿年代而言，“花城版”排字稿本无疑是《波动》一书的定稿。
这为当下的勘校提供了捷径和极大便利，况且，也只可依据 “花城版”排字稿本，选取由此稿本衍生的“《今天》丛书（油印版）”和“花城（铅印版）”与之勘校，同时兼及“《今天》首发（油印版）”和“牛津版”（小说清样）；我的结论：1980年的《今天》丛书（油印版）最接近于定稿，且臻于完美；较之其后数十年，沿袭这一版本陆续出版的书刊，反倒谬误多多；根据所作勘误归纳，原因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