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1970年深秋，我不耐文革痛苦，愤然完成“文革地下文學著名小說《九級浪》”创作“九级浪”的动因，可以追寻至1964年3月7日；是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青春放出光辉”，作者系史学大家黎澍（儿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田家英家、黎澍家、我家住在同一幢二层楼里）。文章罗列许多中外先贤的光辉业绩，令我这个少年人如遭雷击！
当晚，我含泪在日记里写下神圣的誓言：年近弱冠非童子，学不成名岂丈夫！“让青春放出光辉”中有句话“年轻人应当早日成器”；后来，这句话在“九级浪”中衍化为“对不起自童蒙时代就牢固确立的成大器的理想”。
1970年深秋，我年至弱冠，正值九一三之前文革最黑暗的阶段；青春虚掷，一事无成；抚今忆昔，我不禁像登临浔阳楼的宋江那样，流下两行英雄泪！宋江提反诗，毕汝谐写“九级浪”——异曲同工！
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看“九级浪”，其文学价值不足挂齿，而政治 意义空前绝后！毕汝諧借小说主人公陆子之口道："我们讨论否定之否定定律是否正 确， 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这是一个政治预言：文革否定了十七 年，未来中国否定文革而形成否定之否定；未来中国具备十七年的主要特征，却是十七年的更高级的阶段！今日中国的政局，证明毕汝諧的判断完全正确！
法国作家萨冈19岁写“你好，哀愁”，一生混乱、疯狂；终年69岁。
毕汝谐20岁写“九级浪”（和萨冈一样，我也喜欢写短句子）；而今67岁，依然以
“让青春放出光辉”为座右铭，犹思奋蹄狂奔，不辞天涯万里行！
九级浪
生命是一张弓，
那弓弦就是梦想，
箭手在何处呢？
罗曼.罗兰《箭手》
当年，司马丽还没出世的时候，她的生身父亲，一位颇有名望的民主党派人士，声色俱厉地对司马丽的母亲下命令：
“你听明白！我只要儿子，你还想在这里住下去，就生个男孩来！”
司马丽的母亲五十左右，是个温厚、顺从的厨娘，她一向听任这位政界名人的随意摆布。在这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了最后胜利的前夜，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包围了北京，傅作义部伪军败局已定，插翅也无法飞逃。城内百万劳动人民，焦切地兴奋地盼望着解放。但是，这座森严豪华的公馆里，沉闷的气氛和冷酷的秩序仍然如故。厨娘虽然怀着明显的身孕，还是努力地弯身鞠躬，瓮声瓮气地呻吟着：“哎哟。老爷。是,是。”
司马老爷年近花甲，却还像青年男子那样活力勃勃。他眯细眼睛，看着厨娘吃力的样子，斩钉截铁地宣布：“是男孩，你们母子一道留下，是女的，你们全都滚开。”他认为无需多费唇舌了。
司马丽是女孩。刚刚分娩完毕的厨娘，紧搂着投胎不遇的婴儿，昏厥过去。
北京和平解放了。世道变了，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得到法律的保障。司马丽母子到底没有被驱逐，就在这庞大的家族里，过着物质优裕的生活。
※ ※
这段故事，是我最近从农村回家，听一位姓苟的老太太说的。她讲得很简单，不过按我的想象，一定是这么回事。
苟老太太和司马丽的母亲，都是从年青时候起就在司马公馆里作佣人。几十年的仆役生活，使她形成了整套的和正常人格格不入的奴才哲学。如今，她在我的邻居家里当保姆，每天晚饭后都过来，向我以耻为荣地大谈其在公馆里的见闻。夸奖司马老爷身强体健，精力过人。她口没遮拦地提到很多肮脏的情节，热心地介绍着生理卫生方面的常识。
“一天，司马老爷半夜摸进我的下房，握着一串首饰，是准备送给我的……”，这天晚上，苟老太太在聊天时很有点得意地说。
我慌忙打断她：“您停一停！讲别的好不好？”
于是，苟老太太讲了上面的事。她出去了。
司马丽现和我在一处插队，她最近写来的一封信就在我手边。我拆开来，看到那熟悉的蝇头小字。她先介绍了队里目前秋收的情况，然后写道：“勇人最近护秋很忙，嘱咐我向你问好。他的姐姐勇珍，最近参加巡回医疗队，在咱们村给老乡的孩子看病，我和她住在一条炕上，交流着思想上的收获。她说自从下乡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劳动给生命注入了新的热情。通过和贫下中农的共同劳动，我也变了。大家说我变得和从前判然两样，再没有那些无病呻吟和无聊的苦闷了。我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要像雷锋同志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思想改造是会有反复的，但这个方向决不能改变……”
我赞成她的话。
这封信快结束时，她说：“我是在午休时间给你写信的，房东家养着好几条狗，有雄的也有雌的。现在它们都躺在房檐下休息，吐着扁薄的很臭的舌头。咱们从前简直和猪狗一样……”
这样的评价合适吗？我不以为然地摇头。
回忆往事，许多情形又历历重现。
一
我的母校是一所很古怪的中学。它的前身是小学校，后来经过改编成了初级中学。那些小学的老师们，原封不动地给中学生讲课。他们的水平可想而知。许多糟朽的旧知识分子、前清时教过私塾的老东西、张勋手下的文职人员，都在这里滥竽充数。一个中年体育教员自称是解放初期全国马拉松长跑第三名，这是否真实不知道，反正他现在是走路都吃力的跛子。
学生的情况也很糟。考不取其它学校的坏学生、辍学几年后功课跟不上的病人、东山再起的社会青年、打算回头的浪子，许多都塞到了我们这里。
他们一般都很土气，没什么求学的欲望。在一个班的同学中，年龄相差往往很大。附近的居民把这里出入的学生看作流氓，不敢在街上晒晾衣物，不敢和他们发生冲突。
后来，教育局下来了一位年纪较轻的干部担任校长。他很有些魄力，接手后先令几位吃闲饭的老资格的教员退职，又大刀阔斧地开除掉十多名害群之马，不管他们的家长怎样苦苦哀求。歪风邪气受到初步打击后，他亲自定下作息制度，让男女学生分班上课，减少接触。然后收进大批学习不错的新学生，我就是其中一个。
这位新校长崇拜凯洛夫的教育学，对于凯洛夫“没有惩罚就没有教育”这句名言身体力行。他喜欢训人，很会运用京津地区的俏皮话，威风凛凛地骂得大家抬不起头。在新校长的努力下，学校确确实实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是潜存着深刻的然而不易发现的危机。这是运动以前的情形。
几年前的夏天，是文化革命的中期阶段。校长的威风自然完全扫地。学校里的人都走光了，大家都不算是学生了，按照各人的自身逻辑发展着，变化着。只有我和勇人还在学校宿舍里住。
勇人是烈士子弟，只有一个年长的姐姐。所以，他一直在学校住宿。勇人的功课很好，原先在第一流的学校读书。有一次他看长篇评书《武松》入了迷，当班主任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仿照武松的办法伸出一条腿，把老师绊倒。从此班主任暗恨着他，耐心地等着整他的机会。勇人很精明，马上急不择路地转到我们学校来。我们俩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勇人一表人才。他的身段相当结实，永远给人以坚韧向前的感觉。五官的组合虽然有些犷野但毫不粗俗。他的行动沉着，敏捷。有时脱口说出一些经过深思的断语。
我看到勇人，不知怎的，总要联想到小乔初嫁时的周瑜，都有那种儒将风度。在课堂上，他经常提一些尖锐的问题，将老师难倒。勇人读过的书不算太多，可是有一定的理解程度。看过马卡连柯的全集后，他针对新校长写了篇作文，题目用的是马卡连柯的话：“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方法”。语文老师没批改，把它交给了校长。据说校长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运动以后，勇人仍住在学校。我为陪他，也搬进这间比较狭小的宿舍，架设了双层床。这间屋子在二层楼上，推开窗户，下面是一条相当宽阔但是不行汽车的通街。
勇人走上邪路了。他很忙，常常出去干打砸抢，也往宿舍带回一些果实。他有一群搭档。每次出去，勇人出力最大，而取的东西最少，那批人都很尊重他。有一天，他带回几件皮衣服，简单地对我说：“你把家里的户口本拿来，咱们到委托商店去……”见我犹豫，他挥了下手：“算了！我另去找……”过了几天，他买了些小摆设，把房间布置起来。他有时也给我一些钱。从不解释它们的来路，也不叮嘱我要封住嘴。
有时候，勇人一连几天不出去。我们对坐着看书，谁也不扰谁。看到某些精辟的地方，他读出声来：“苏沃洛夫元帅讲过这样的军事名言：‘大胆和谨慎是骑着一匹马走的’。大胆和谨慎，真好！真好。”
勇人有个特殊的爱好：收集各种各样的车锁和门锁，研究不用钥匙的开锁方法。他常常津津有味地玩弄一把锁，几个小时不放手。并且给我讲解：“这是撞锁，安装在门上很牢靠。不过拿写字用的化学板，从门缝里挤进去，也能打开。注意，需用软的弯度大的化学板！”他目光炯炯，让我觉得，普天下所有的深门重锁都挡不住勇人的去路。
我不参与勇人干的事，我们分道扬镳。
每天我按着自己的学习计划安排时间。我起得很早，先在没人的操场上跑几个来回，再吊在摇摇欲坠的单杠上，运动一阵。早饭后即开始读书。先自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然后用大量的时间看文学作品。也看营养学的书，按上面的表格计算自己卡路里的盈亏。如果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第二天一定要补足。读书久了，就凭窗远眺，休息眼睛。
街的那一边是一大片居民区。数不清的默默无闻的居民住在那里，这些人的名字无非是这么几个：金锁，铁锁，或是桂英，桂兰……除了少数熟人，谁也不知道他们。
夏天的晚上，他们都在院子里和街上乘凉。一家人（偶尔杂有几个外人）漫谈着油盐酱醋的琐事，斤斤计较着每一分钱的收入与开支。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很淡薄，有时为了芝麻大的事情彼此翻脸。三十岁以上的妇女为了贪凉，就可以赤裸上身站在院里。从前新校长到来之前，这里的居民对我校的校风感到畏惧，却又不得不把自己天资愚蠢的儿女送到这里上学。父亲或祖父，只喜欢用拳头教育孩子，而母亲或祖母则护犊子。教给他们世代相传的占小便宜的伎俩。
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在这些人中间大有市场。他们精通里面的每一个细节，用北京土话进行目光短浅的评论。这种方言，也许其中的个别语汇还算生动，表现力也强，但是整句整段却着实使人厌恶。……这些就是活动在社会上的小市民。我在楼上看得一清二楚。
在读书之余，我也练习写小说。因为生活面不宽，我只能从童年的往事、亲人们的关怀中，挖掘写作的题材。我写的短篇小说的故事都较简单，也没有鲜明直立的性格，意思不大。古人云：好文掷地作金石声。我自问写不出好文章，写完后往往把它们随地一丢，也不指望听到什么音响，但是，我坚持天天练笔。
写作给人的乐趣是无穷的。只需要一支笔和一叠纸，便可以长时间地娱乐自己。让手中的笔自由地跨越时间和空间，你会觉得自己置身在辽阔的可以随意行走的世界里。
我给自己制定了精确的作息时间表。据说，康德从小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他的邻人都以他的行动核对钟表。所以康德到晚年还有精力写大部头的哲学著作。他的寿命很长。
然而，每当我放下书和笔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缺少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有些空虚……
不知从哪一天起我注意到：有个脸色苍白、身材单薄的女同学，经常从我们楼下走过。她的衣着很朴素，却仍然显着不同凡俗。她总是独自一人，而且总是步行。每次我都目送她远去。如果连续几天没见到她，心里就暗暗感到惋惜。
我明白了。在感情上，我已经有了明确的黄金一样的冀求。因为，今年十七岁了。
勇人有时也讲一点这方面的事。他说社会上新近出现一股不正的风气：男女同学在大街上便可以平白相识。不需要正当的机会和介绍人，仅仅由于男女间天然的好感，邂逅相遇的人就可以胡乱地结成好友。他们自报着假的姓名，信口开河。开始，只有一些干部子弟这么做，后来这办法像疫病一样扩散开来，人们群起效尤，弄得一塌糊涂。勇人称这是“说谎的情侣”，我笑得直不起腰来。
勇人告诉我：“如果你想和他们见面”，他说了几个人名，“到他们家里是等不到的，必须到西单去找。他们天天在商场里逛，风雨无阻……”
我万万不能这么干。我只能勤奋地更勤奋地读书和写作，按部就班地提高自己浅陋的学识。我想，爱情之花，只可能为成熟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开放。
日子一天天流去。我在这溪水般的平静生活中积蓄力量——为了将来。
二
七月的一天早上。勇人唤着我：“陆子”，这是我的名字。“今天咱们到我姐姐家去，冯明从哈尔滨回来了。”
冯明是他的姐夫。他和勇珍原来都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后来不知怎的，勇珍在儿童医院工作，他却分配到了东北。因此，每年的探亲假，对于他们像节日一样。我和他们挺熟的。
我翻身下床，“真的？”
勇人不慌不忙地说：“别急。我和老伍约好早上见面，咱们一起去。”老伍是一个青年扒手，他的名字十分响亮：伍行浩。有一次勇人在商店里买东西，忽然觉得身后有一只手伸进了自己的口袋，勇人当机立断地扭住这只偷东西的手，回头看准手的主人。他不动声色地掐他、拧他，那人不敢叫喊。这样坚持了十分钟，勇人才松开来。弄清了这个人的姓名住址，没有把他送往专政机关，而是私下了结。从此，勇人经常向这扒手要钱。
我推辞道：“我去没用，我不懂呀！”
“没干过自然不懂。你跟着我，这很容易。”勇人坚持说。
他们约在沙滩电车站。伍行浩很瘦，看的出，因为整天提心吊胆，吃再好的营养品也没法吸收。他穿着雪白的的确良短衫，肩部塌着，显得很不合身。手臂上有了涂着碘酒的肿包。他主动迎上来，亲热地招呼我们。
勇人走近他，低声吩咐着什么，有些隐语我听不懂。
老伍拍着扁平的胸膛：“没说的！哥们蹬车请客！”嘴上虽然爽快，却迟迟不肯上电车。他还有道理：现在太早，电车上全是上班的工人，他们身上没钱，只有月票和内部食堂的饭票。要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勇人不耐烦了。这时，一辆从动物园开来的3路无轨电车进站，他踢着老伍的脚后跟，命令他从中门上去。
“哎，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老伍不满地说了句歇后语。
这辆车上的乘客很多。上车后我突突的心跳着，好像要干坏事的不是老伍，而是我。我忘了监视老伍，只顾自己往角落里躲。
勇人很老练，他像和老伍不认识似的，隔着几个乘客，严密盯视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脸上精神如常。而伍行浩整整衣衫，摆出一幅老手的样子，两只贼亮的眼睛开始查看环境。
我觉得无聊，真后悔不该做这种诡行。上下车的人们挤着我，好几次踩了别人的脚。那些挨踩的人大喊大叫，引起全车人的注意。也许，也许老伍正是利用这种机会下手吧，管他呢，我低下头去，默默温习昨天读过的书。
电车在灯市口停得较久。上来了七、八个女中学生。这批人穿得花花绿绿，神态都很轻佻，这附近有一个全市最不成体统的女校，许多学生简直是秽根，专门在社会上传播淫乱的毒素，这几位肯定是刚从那里出来的。
她们在车上闹得很凶，互相搂在一起，哈哈大笑，用力踩地板。我看了看，发现其中有几个被勇人的英武的仪表吸引住了，不约而同地做出茶花女赴晚宴的姿式，往这边飞过些多情的顾盼。勇人没看见，或是装作没看见，一心一意地盯住老伍。另有个麻脸女学生，好奇地望着伍行浩那身漂亮的衣服。
我不想看见这些俗不可耐的女学生，就使劲往前挤。老伍却蹭了过来，径直向她们靠拢，很快，他和那个麻脸女学生搭讪上了。
“3路电车的总站是北京站。”伍行浩主动地代替售票员回答问题，博得了周围人的好感。勇人也挤进去，一步不离地跟在后面。
我仍然往前挤，木然地呆住了。那个经常从我们楼下走过的脸色苍白的女同学，正坐在迎面的单人座位上，她仿佛是在无人之境，头微微垂着，衣着还是那么朴素。整个形象凛然而又清高。外界的嘈杂的声浪，对她不起作用。
我全神贯注地望着她，没法控制自己，完全忘了为什么乘这辆电车。我生气地推开一个遮拦光线的老人，隔着大约五尺的距离，痴迷地看着她，脑子里甚至掠过一个想法：毛遂自荐地上前说话……不行，不敢。
她的目光专注而朦胧。如果扬起来看看我，该有多好。我借着对面一副反光的墨镜照了照脸孔，认为自己并不难看。在她手里捏着一支炭铅笔，我自惭形秽。我居然和伍行浩这样的垃圾打交道，等着来历肮脏的金钱玷污自己的心灵。我不禁面红耳赤了，有好几次，简直想喊出来，当众揭发老伍，告诉乘客，他们中间混有一个名字叫伍行浩的坏人……
我正在想入非非，勇人在后面通知我下车，我只好怀着深情向她投了最后一瞥。
这一站是东单。我们三人站在开阔的十字路口上。
“你们忙什么？”老伍不太高兴，“我还没办好……”
勇人骂了他几句，拎着他穿过闹闹嚷嚷的菜市场，我们进入一条僻静的胡同。老伍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个浅色的女式钱包，里面除了一张写着“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单以外，什么也没有。病人的姓名是司马丽，年龄栏里填着十七岁。司马是中国古朴的姓，而马丽是最常见的欧名，它们联在一起未免有些不伦不类。
“钱呢？叶子呢？”勇人气愤地用明语和暗语同时问。
老伍一脸苦相：“靠窗户有个拿铅笔的姐们，像木头人，我辛辛苦苦地抠出来，哪知是空包……”
我气坏了。
勇人不信任地盯住他，突然挥右拳很有力量地在他腮上一击。老伍像稻草人似地应声倒下。他双腿并住，双手捂在头侧，胸口朝下，这样一来，全身的要害部位都护住了。有经验的扒手在挨打时，都是这种姿式。
我真恨他，可是望着他那形销骨立的样子，又不忍心下手。
勇人把老伍架起来，按在电线杆上，再用一条腿贴住他的肚子，一字一板地说：“晚上七点，咱们在东单还见，如果你递不出来……”他做了一个摆拳动作，把后面的话省略了。
伍行浩滚了。我和勇人另外乘车到冯明家去，他给我讲，大扒手都是又滑又油，他们有很高明的藏钱方法，你根本搜不出来。只有狠狠打，才能打出钱来。老伍是没有后台的扒手，打他无妨。
我不太专心地听着。街上有许多无轨电车，一辆、两辆，我觉得每辆都坐着司马丽。
冯明家是个三间房子的小小独院。勇珍在院子里晾衣服，她稍有些胖，待人非常和气，即使不穿白衣服也像儿科大夫，大概是职业的习惯。
勇珍引我们进屋。最宽敞明亮的那间，业已布置成了绘画的创作室，型号不同的油画笔，杂错地放在调色板上，桌子上还远近不同地放着几个供素描用的模型、石像、和一个完整的人的头盖骨。东墙上挂着几帧风格迥异的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夏娃与蛇》、《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在对面墙上是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熏人的油脂香味儿，我连着打几个喷嚏，冯明从里面走出来，笑着解释说：“我刚刚回来，就教一个小姑娘学画，辞不掉的，我们是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