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期，海外复刊后的《今天》文学杂志陆续刊载《寻找家园》系列散文，我对作者高尔泰先生一无所闻，但一如当年前初创的《今天》给予我的震撼与共鸣。先后近八年，我在整理《今天》资料同期，用简陋的“卡西欧中文电子打印机”录入了《寻找家园》的四十余篇文稿（彼时的书刊印制尚处于菲林（胶片）制版时期，《今天》海外复刊后最初十年的期刊，至今没有电子文本），令我真切地感觉到一部巨著正在诞生。我未读过完整本的《古拉格群岛》，但诚如北岛所言：高尔泰先生“……作为证人，记下那远比古拉格群岛残酷十倍的苦难”（北岛《证人高尔泰》），在同一篇中还有“中国不缺苦难，缺的是关于苦难的艺术”。高尔泰先生自己也曾写道：“这种……挣扎的处境，是时代赠送给文学的礼物。诗人和作家们为进行伟大创造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接受这一礼物”。
高尔泰先生作为时代的受难者和见证人，真切的、毫无修饰地记录下我们民族曾经的苦难。
2000年代初，徐晓去美国拜见了高尔泰夫妇，她带回在《今天》之外发表的部分文稿，与我录入的合计共60篇，高尔泰先生将其编为“梦里家山”和“流沙坠简”两卷。开始协助徐晓整理《寻找家园》一书的初稿，八年来我反复校读录入文稿，也可说是烂熟于心，竟然不揣冒昧地建议高先生修改“兰姐的标本簿”一处微末瑕疵。高先生寄来的文稿添加了如下情节，那短短两行文字令人悲愤难抑，尽管以往在录入高尔泰先生那浸透苦难和血泪的文字，也时时为其惨烈所击倒：
“……大姐去世了,享年六十九岁。给大姐夫寄了点儿钱去,他回信说,他已经四十多年没写过一个字,现在给我写信,连笔都不会拿了。”
这是我们国家过去曾赖以维系千年的支柱——乡绅社会的两位小学教员斯文扫地被打入社会底层的惨状。与之相映的是我在七十年代初读过索尔仁尼琴的另一中篇节译《马特廖娜大娘》，作者在结尾处吁喊：
“……离开了这些人，村庄就不会继续存在。
城市也不会继续存在。
我们的整个地球都不会继续存在。”
《寻找家园》一书编定后，徐晓以她的活动能力，辗转京城的十数家出版社，均遭婉拒，最终由广州花城出版社林贤治先生承接，并作为他编辑的“紫地丁文丛”散文系列的首册，内中详情我不知。机会难得唯恐生变，随即进入付印前紧张的流程。首先，“花城”方面循例请作者自检自删文稿中不合时宜的篇章及“敏感”字句。先生远在美国，我不清楚徐晓是如何与先生沟通商定，这事居然让我来做 。我一门心思只想促成此书早日问世，也只得勉为其难。好在先生写作功力炉火纯青，他也曾讲过“……是压着极大的火气写的”，尽管如此，我依然本着我们这代人与生俱来的恐惧和谨慎，删去了不少我认为会触动出版审查部门敏感神经以致本书“胎死腹中”，以及日后有可能会给先生带来纠葛甚至诉讼的文字（在2009年11月台北印刻出版社的繁体字版中大部分恢复原文）。书稿送检顺利通过，专业编辑慧眼如炬，仅删除了我有意留下的两处模棱两可的文字。
2004年5月，终于侥幸成书，第一版印数6000册。然而令我沮丧的却是：随手翻阅，错字“百”出。须知，我们交给出版社的可是经多次校对的电子版本，由于时间充裕，近十年来，我连标点符号都曾反复斟酌，最后还请赵一凡先生的“高足”，长年从事校对工作的李南女士做过统校。粗略统计，全书错字、缺字多达150个（其中《淳溪河上的星星》一文缺失的一小段就将近30字），远远超过出版行业万分之一的容错率！徐晓向我解释：这些错误是在PC电脑转换为“苹果系统排版软件”时经常发生的。真得感谢众多读者们的宽容，十几年来，未曾听闻哪位读者抱怨过。我想应该是高先生那些震撼人心的文字得到读者的共鸣使其忽略，但于我而言，却始终摆脱不掉这深深的愧疚。
三个月后，花城出版社第二次印刷（6001-12000册）时改正了几乎所有的错字，并去除了初印中那些可有可无的插图。
三年后，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将2007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高尔泰先生及其《寻找家园》一书
整理《寻找家园》书稿的漫长过程，使我获得了写作的勇气。记得先生文中曾有过“海纳百川，不择细流涓滴”这样的话语，我曾录入过先生与友人讲述自己写作历程的通信，可惜因更换电脑搞丢了。先生文章中极具特色的遣词造句，以及数易其稿的修改迹痕，于我则更是体察入微的学习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