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或者在路上
这个题目指涉了杰克·克鲁亚克的两部作品，译文社新近出版的简体字版《达摩流浪者》和在大陆出过多种版本、在上了点年纪的读者中更有名的《在路上》；就这两部作品所述的内容而言，把它们看作是一部作品也不算太过分，虽然《达摩》一书充满了对东方神秘事物的近乎盲目的崇拜，但他那稚气（并非指作者的年龄，）而随便的口吻，在旅途中边沉思边东拉西扯的做派，和《在路上》如出一辙；从作者将此书题献给寒山子可见，书中所述基本可以看作是匿名版的美国诗人形迹录，加里·施耐德、艾伦·金斯伯格等一一化名登场，在旧金山的某个画廊里过量饮酒之后，发布他们被视作诗歌文艺复兴的“嚎叫”，或者被回译成汉语时显得颇为稚拙的唐诗。其实，如克鲁亚克自己说的，后来他们已经变得倦怠了，已经变得有一点“口不对心。”
纳博科夫有一说，似乎专此布达，他认为“有些颇上了点年纪的作家，对自己的天赋过于自负，或对自己的平庸过于满足……尚在中途，他们就对自己注定的命运一清二楚，或是大理石一隅，或是石膏壁笼。”总之，较之他们早年的激情，他们后来的写作更像是从身后的历史回望前尘，那种轻舒缓叹，从容中带着一点顽皮，阅之令人顿生莫名的感慨。
译文社近出的奈保尔着作《魔种》，一般可视作《半生》之续篇。对照克鲁亚克上述两种着作，颇可玩味。奈保尔是那种大可为自己的天赋自负的作家，他晚年的封山之作仿佛出自一个作家的盛年，他书中的殊异观点你或许完全不赞同，但是，这就是那种被称作写作和人生教科书的作品，他向你展示，那被分析过无数次的人心，如何献出陌生的一面，那对沉闷人生的叙述如何渐渐地在你面前熠熠生辉。他像一位年轻人那样看待自己的一生，而克鲁亚克仿佛一个老年人那样看待自己的“半生”——那放浪的年轻时代。
这大概是一个早熟的东方人向西方寻求答案和一个早衰的西方人向东方寻求解脱的艺术结局，艾伦·金斯伯格当年在《嚎叫》（《达摩流浪者》译为《哀号》。）开篇就为那一代人后来的命运写下了箴言：“我看见我们这一代精英被消耗殆尽……”
我们知道，《达摩流浪者》的翻译以及书中唐诗的回译，译者自有匠心，我们甚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诗歌创作中，就能趣味盎然的发现唐诗回译的微妙影响，如同埃兹拉·庞德翻译的汉语诗歌影响了罗伯特·布莱、詹姆斯·赖特、加里·施耐德诸美国“深度意象主义”诗人，上述美国诗人的作品中的大量中国意象又“润物细无声”地滋润了高歌猛进年代之后的委婉的汉语诗风。一个高度概括的诗歌年代终于纳入一个细节并且歧义丛生的诗歌年代，东方和西方的艺术交互影响的历史终于使文化复杂性不再被简化为殊死对立的异端。可悲的是，这些影响并非始自今日，而对其的认识似乎需要玩笑般地反复被澄清。就像克鲁亚克所说：“走到哪儿都一样。”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空’中这样说，这个‘空’，在他的睡眠中几乎是可以具体拥抱得到的。
垮掉的一代作为历史运动已渐成往事，以今日视之，当初拨动一代人心弦的那份焦灼的体验，也已逐渐沉淀成作品的叙述成分，它对后代读者产生影响的方式也由对同时代人的情绪性的言说转换、聚焦于文本研究的对象。那些曾经活跃的生命渐行渐远，令人感佩或扼腕。
跑来跑去的兔子
2004年圣诞节前后那几天，我随赵长天等作家在纽约短暂逗留，准备前去康涅狄格州拜谒马克·吐温的故居，顺道参观一下闻名遐迩的耶鲁大学。一天傍晚，接送我们的司机走新泽西那潮乎乎的、满是锈蚀构件的隧道，穿越曼哈顿，把我们拉到街边满是杂草的佛邋修。司机去找他的上司理论出现了歧义的行程，我们疲惫地在寒风中吸烟等候，这时有人说起前些日子发生在此地的逸事。说是有一个来自上海的漂亮姑娘，辎重队般拖着她复杂的行李，被投放到离我们站着的地方不远的一个类似的街区，出租车扔下她扬长而去，她四下一看，哭嚷道：这就算纽约啊，册那，早晓得就不过来了。
说这事的人并非是要臧否当地的城市建设，本意只是想让我们解解闷，但是在黑夜中，这笑话却像小说一般令人感觉沉重。冥色四合，我们钻进车厢继续上路，旅行车慢慢掠过看不太清的街边住宅，根本无法从中印证约翰·契佛笔下的纽约郊区，更别说由约翰·厄普代克涉笔成趣的美国小镇了。
文学作品中得来的印象，只能汇聚成关于那部作品的理解，要想到现实中去一一印证，结局大概不外乎前面那个姑娘的遭遇。我们从别处得来的关于异域的讯息，都经过二度以上的筛选、剪辑和整理；而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已经替我们做完了这一切。所以，我说，可以把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看成是写给美国中产阶级的《追忆似水年华》，在比较两者的叙事和对象的关系之外，着重想说的是，“兔子”是由厄普代克多年的观察、经验、回忆以及写作汇聚而成的，并非是照相式的美国生活的实录。附带的感慨是，多年以来，某些中文读者已经不把小说当小说看了，并且由此得出结论，读不到好小说。
现在，最好的小说来了。
当然，其实它很久以前就来了。我最初读到的厄普代克的作品是刊载于《世界文学》上的短篇小说《音乐学校》，时间大约是二十年前，那沉郁委婉的表达其后只在纳博科夫作品的译文中领略过，那是一语成谶似的经验，一个短篇，就令你终身爱上一个作家，迷恋他，为他的作品所蛊惑。稍后，是被收入二十世纪外国文艺丛书的长篇小说《马人》，以及随之而来的被形容为描写换妻生活的《成双成对》，最后，大陆关于厄普代克的介绍被搁置在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兔子”系列第一卷，《兔子，跑吧》。
我在各类杂志上零散读到厄普代克最初发表在《纽约客》和《花花公子》上的文学评论，他的评论文字使我们得以对后者另眼相看，也使我们对他的作品中的性描写所造成的影响略知一二。曾经有一位小说家朋友问我，对还没读过厄普戴克的人来说，他这部书是不是有在写逝去的美国的意思？以我对美国的以偏概全的观感，美国是不逝去的。那里的人大概不知道什么是普鲁斯特式的逝去。美国的本质是安妮·鲁普式的，残酷的美国，那才是真正美国的，那里的人最终是在安妮·鲁普式的坚硬粗粝中溶解，安妮·鲁普笔下的人物和环境可说是美国内部离散的产物，她才是把地区性的经验提取出来，放之四海的那个美国人，相形之下，厄普代克无疑是一个老派的美国作家，我对他大部分作品的热爱，有为安妮·鲁普那两册薄薄的《怀俄明故事》所动摇之虞。
毫无疑问，好的译文是由伟大的翻译家呈现给我们，但是，容我赘言，他们也就是呈现给我们好的译文，而非凭空创造一个厄普代克，不然的话，上海或者北京的周边小镇，将有自己的厄普代克。我的意思是，好的译文有足够的资格令我们藉此向原着致敬，巴别塔的历史或者说虚构的历史正是以如是纷繁的面貌令我们沉醉，令我们绵绵无尽地遐想。
通常认为，厄普代克的主题乃“性、宗教、艺术”，他在《兔子归来》一卷中的引言，恰好令我们得以虔诚地深思他的作品以及他的作品的译文：
弗拉基米尔·阿·沙塔罗夫中校：“我正向对接口移动。”
“联盟”五号指挥官鲍里斯·弗·沃利诺夫：“慢点来，别太猛。”
法塔罗夫中校：“花了我好一会儿才找到你，现在已经套上了。”
遥远、陌生和昂贵
杰里夫·马丁在他的地理学思想史着作《所有可能的世界》一书中曾经写到:“人类与其它许多动物一样，将地球表面的一些特定区域作为他们生活的空间；而且，和其它许多动物类似，他们也会为觉得别人生活空间上的草看起来可能更绿而苦恼。山丘成为生活空间的阻隔，好奇心促使他们去探索这一区域之外的地方……然而，这远远没有将所有可能的世界都描述出来。”
着眼于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对自身的理解正是在对我们置身其中的环境的观察中发展而来的，这种种观察历经希腊罗马的荷马、希罗多德，中世纪的基督教旅行家马可·波罗，乃至当时虽然与西方相互隔绝，但是在研究方法和概念上却存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我们的祖先——中国人的研究，最终得以形成我们今日关于世界的认知。
人类的先贤，将书斋里的沉思和对高山流水的探访、记录，昼夜比照，一直将目光投向地球表面曲率的尽头。这一点，在今人的生活中，几乎难以复现，我们的目力为各种人类的构筑物阻隔；另一方面，广义的地表，虽然早已为人类发射的绕地卫星所覆盖；然而，人类对自己有能力抵达的地方，并非全然知晓。
微观而言，当一只狐狸对人类说：“请你驯服我吧！”多少会在你的心里激起对动物的童话般的友善之感，这种感情并不只存在于圣埃克絮佩里的着作《小王子》中，这位曾在高空俯瞰地球的飞行员所体会的，你也可以在意大利摄影师安特尔·迪奈尔的照片中读到。当你间或遥想非洲大陆上的珍禽异兽时，你是否也会像一个探险家那样思考令科学家头疼的问题：“斑马身上为什么要有条纹？”当你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藏羚羊牵肠挂肚时，在巴库巴的莱凯蒂公园，正有人为那些被用于动物交易的黑猩猩重回自然生态而殚精竭虑。麝雉，也许你是第一次听说这种鸟，它看上去就像是一次离奇试验完全走样以后的产物——它的造型仿佛由意见纷纭的多个设计师七拼八凑而成，它们到底是鸟类还是爬行动物？
与此同时，在世界上还有许多与都会经验相异其趣的族群生活，并将逐渐消逝于鲜为人知的地方：最后一支北方游猎民族——亦渔亦猎的鄂伦春最后萨满将面临后继乏人的境地，云贵高原的腹地，一个隐蔽的大岩洞里迄今生活着一群穴居人，内蒙古最后的游牧人家已经踪迹难觅……
这些在我们个人经验之外的事物，这些千百年来以其独特的方式繁衍生息的族群，并不因我们的无知而停止其自身演化的进程，他们远不只是旅游者傻瓜相机里一帧呆照所传达的那一点异域风光。深究其细处，更丰富更令人惊异的生命秘密会向你涌现，令你反观久已置身其中的日常世界，令你在更广泛的视野中发现世界之奥义。
宛如经由旅行家张骞所描述的穿越中亚到布哈拉，然后到波斯和地中海沿岸的陆路交通，运往西方的桃子、丝绸和蚕，以及从地中海带回的苜蓿、小麦和葡萄。这些我们日日所需的平凡之物，曾经是多么的遥远、陌生和昂贵，如同你将要在这套“人与自然丛书”中所读到的内陆或者边陲的风俗、动物和自然的故事，从《狐狸佛雷德的故事》、《动物江湖也凶险》、《最后的游猎部落》、《乡野有傩》中发现千百年来一直和我们休戚与共的潜在关系，以你的注视向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垂询、问候和致意。
“阅后即焚”
马克·穆勒照常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的红地毯上,上一回他兴高采烈地跪拜章子怡,此举被读解为礼仪、示好、奔放或者喝高了；这一次则露出一丝忧虑,或许是受到他的近邻、娶了明星妻子的萨科齐所谓世界进入了“相对大国时代”论调的影响，他在忧虑世界电影版图的固有格局吗？一般而言，他肩负着让全世界的电影人、电影媒体高兴和让出钱拉场子的意大利人高兴的双重责任。他的表情似乎在暗示，冲着各方的要求，是该做出些改变的时候了。
好比前些日子，在不远处的柏林，大出风头的奥巴马爱说的：“仅仅更换选手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改变游戏。”也许如奥巴马所说，他是要代表人民要回华盛顿；但是有谁能代表电影观众向威尼斯或者诸如此类的电影节要求什么吗？
如今，电影节比任何地方更像个看马戏的帐篷，原则上它本来如此；挤满了傻笑的明星和凑热闹的照相机，那些黑帮打扮的大佬，在墨镜后面向世界暗示在他们的电影中没有的东西，或者借某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来为他们的儿戏似的作品提供秘密的解释学通道。如今这套东西逐渐失效，难看的电影始终是难看的，世界再悲惨也帮不了他们。不过墨镜可以继续戴着，可以让他们像电影中的黑帮那样谈生意——要不只有像科恩兄弟那样，当众一起换一副眼镜，问题是并不是每个导演都有一个镜像般的兄弟，那样做也太不商业了——如今卖得好，要比巴赞或者齐泽克的一篇评论更合他们的心意。
电影似乎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电影节时代”，倒不是因为电影节越来越多，影响和重要性彼此削弱，而是由于人们对于电影节越来越冷漠，因为那些前来推介电影的从业人员，越来越无精打采，仿佛观众还没买票就已经欠了他们似的。这种一次过的玩艺，说起来，并不比当天上摊的报纸更耐读。
在《阅后即焚》的记者会上，有媒体把提问的主题指向了布莱德·皮特还要生几个孩子、乔治·克鲁尼什么时候结婚。对这些问题两位上了年纪的帅哥毫不掩饰他们的厌烦。套用梅德韦杰夫指责北约时的话，现在“球”似乎在观众这一边；世界会怎么样不知道，电影界和观众似乎将要进入一个“冷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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