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锐访谈录
时间：2008年11月
地点：北京
采访者：朱朱 录音整理：罗玛
朱朱：关于“星星画会”，你在自己的文章中，以及在很多的场合已经多次谈及；我想，我们不妨从你后来的状况谈起，包括你创建“798”，和你现在的创作。
黄锐：这是一个关于身份认定的问题。对我来说，在中国是否做一个艺术家不是很重要，艺术能做什么可能更重要。也可能，有的时候不做什么艺术也很重要——如果需要的话，拒绝做什么艺术，也可能变成一种有创造性的艺术。
我现在做的新作品，是关于历史题材的，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用十二生肖重新去排列历史，比较有规模的大型展出是在罗马城博物馆做的。很多在罗马看展览的记者，他们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历史？我想，我们是活在时间里的，时间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中国文化把循环性放到时间里面，而我又是从时间性来考虑的，时间影响到我们的思维和创造方式。
对我来说，从“星星”开始，艺术是一种理想，这个理想不是一种技术的表达，不是一种手段的表达，而是通过手段和技术来转达你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浓缩的、独特的思考，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这个决定，这种身份，是每时每刻都要确认的。你如果不创作，就不要自称是艺术家。如果你换了一个场合，你仅制作作品，没有考虑创造，也是一样。当然，你可以戴一个艺术家的帽子，这个帽子，就像顾城的帽子一样，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一种所谓的艺术家身份是令人讨厌的——最终我们是要破坏这种身份，然后我们又去追求这种身份，这是很可笑的一个情况。
对于“798”，我思考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798”，就我们刚开始所追求的那些目标而言，看起来是达到了，或者说在社会认知的符号里面，应该是很成功的。可是这又怎么样呢？我甚至都不愿意去想，“798”它能成为什么，它在成功的意义上达到了什么样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成功之前——现在成功之前的东西也不是很重要了——或者成功之外的东西，可能更有意思。
朱朱：你认为“798”现在的局面，和你当时对“798”的设定或者理想之间，有多大的偏离？
黄锐：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偏离。原来是一种颠覆行为——当然是有很多计算，这些计算是我们的手段。在过去的很多社会活动里，我们已经有些经验，包括做《今天》，它是一个积累。然后做“星星”，又是一个更戏剧化的、时间更长的经验的积累。后来我到日本，也是另外一种经验的积累。我在日本也参与了很多在野的活动，和后来在北京“798”做的工作一样，也是希望当代艺术在日本能够变成一种社会普及。可日本的情况是什么都可以存在，但是都不容易改变，这是日本的特殊情况。不管怎样，我在日本参与了很多这样的活动，对这种工作的方法和水平，包括工作背后的程序、组织、预算、宣传等，都略知一二。后来“天安门事件”，我又参加了很多当时抗议政府的运动，我又变成了一个角色……在日本的所有的艺术抗议活动我都参加了，对那些外围的、同时又是关注“六四事件”的人，我是艺术方面的组织者。这些都是经验，这些经验还没有被时间给磨蚀掉，所以做“798”的时候，我们就用多种手段，在一个时间里用更多的人、更多的组织方式、更多的展示形态，同时表现出来。哪个好？当时也不敢确定。比如说我们做书，做艺术活动，写报告，提交倡议书给北京市人大，做媒体发布会等等。这些分开的路线，都是一种摸索，但是最后总会有一种情况拓展了局面，并可能引带了其他的情况。以前在做“星星”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经验：对媒体的宣传，它会引起滚雪球的扩张效果。那么做“798”的时候，就有《纽约时报》来——当时它登了三分之二版，《新闻周刊》来了，因为“798”，北京被选为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城市。就是这样，变成了一些新的效果，我们也是在这些新的效果、评价、线索里面，寻找一些能够继续展开的方式，之后的活动就更有组织性，包括做艺术节等等，我们更多追求的，不是现在的这种情况。当然，人数我们是追求的，场面是追求的，但更多是找社会主题的矛盾，这种矛盾可能会变成某种发酵的东西，变成某种话题，比如城市主题、建筑主题、行为艺术的主题等等。
现在的情况是，我从“798”出来将近两年了，在这两年里，“798”已经迅速地旅游化。我最近不关注“798”的事情，我觉得它表面的繁荣，其实影响了它的质量。最近我也不和“798”的画商们接触——2006年以前我和他们接触，希望他们参加一些联合活动，我们有交流。可是现在我们没有交流。我觉得，由于市场的因素，一些展览的情况，它的趣味性、环境的专业性，可能受到一些影响，这种气氛之中，很难有世界水平的收藏家过来。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市场很好，但可以肯定的是“798”开拓了这个市场，因为“798”一下容纳了大规模的画廊进入，这个趋势还没有停下来，而画廊就是一个展示和销售的平台。从某些方面来讲，我也是始作俑者。可是我也不知道，因为后来角色的替换，“798”进入新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情况已经变得非常表面了，当然也和我没有关系了。
朱朱：“798”之所以市场化，很重要的因素，一方面是政府的介入——政府已经把它作为一张牌，然后还有包括尤伦斯、佩斯这样的机构也来到这里，形成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局势。就你而言，一开始做“798”是希望能够有块阵地，一个传播理想的、不妥协的、斗争的阵地，当然，同时也希望中国的当代艺术能够去抱团、发展。这与现在的局面相比，已经形成蛮大的差异。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正如在“星星”里你也是做了一个开拓性的事情，事实上后来的明星都是从89’艺术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无论“星星”还是“798”，你虽然都是首倡者，但都不是最终的得益者。我好奇的是，在最初的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了这样的反差之后，你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又怎么能够最终相对平静地回到你个人的理想和生活之中？
黄锐：这次从“798”出来对我来说，是相对平静的，因为我出来的时候，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可能从“星星”到89’期间，我还非常关切在国内发生的事情——因为1984年我就去了日本。1990年代我重新回到北京，做一些很边缘性的行为艺术，做装置，当时的好几个展览都被当时的公安系统给关掉了。那个时候，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很脱节，也有一些失落：这个江山已经是别人的了！怎么会是别人的？现在，我对于“798”的这种情况，情况改变了——我发现，它本身不属于我的领域。无论如何，这些自己曾经不怎么看好的东西——可是我又想要它，就力所不能及。
记得我离开“798”的时候，做了一个叫《开放》的展览会：就是把我的画室开放。每天我就在那儿泡茶，当然也是有目的地请一些人来喝茶、聊天。各种各样的人，有学者、艺术家、建筑设计师、城市规划者、历史学家、哲学家，进行一些谈话。这样的谈话特别有意思，可以使自己的心灵开放，使自己的问题变成大家的问题——那么既然是大家的问题，一个人的身份是解决不了的，于是“798”与我个人的纠纷变成了一个社会的问题。那么这个社会的问题，就不是黄锐的命运能如何得了。其实那个时候北京市政府已经决定，让七星集团接受我留在“798”，已经有一些机构里的人来找我谈话。可是，算了吧，我就出去了。我觉得很好啊，我不是一个流亡身份吗？那么很好，出去了以后我又是一无所有。其实我很满意，我在这种流亡过程中，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掌握了很多能力，得到了很多认知，很多评价，也得到了各种层面的人在以后的过程中可能的互相合作的承诺。所以，我这种流亡身份有什么不好？接触的面更多，知道的事情更多，掌握的知识技巧也就更多。
朱朱：从语境来说，或者从社会环境的变化来说，这个年代和“星星”那个年代相差很大，很多东西都在改变。你现在的作品，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带有一种周旋的、谈判的成分，或者说，表现出一种比较轻松、比较戏剧性、比较幽默的效果。当然，你反讽的、睿智的、批判的那种东西，是一直在延续，虽然用了一个轻松、幽默，甚至游戏性的外表，但是内里还是像石头一样坚硬。实际上从“星星”开始，在那一批人当中，你是特别早也是特别完善地进行架上的尝试和表现，后来，可能由于去了国外，艺术视野的开拓，使你开始有意识地动用有别于架上的、综合的媒介手段，一直到今天。我很想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暂时撇开政治和社会批判这根线索，就你对艺术本身的认识、理解以及感情而言，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在未来又有怎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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