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中
随后的一个星期，天星码头的保卫者就如不是在码头里，便是守在码头的外围，继续带著阻止工程的目标，行使香港人在公众地方的权利。绝食、往特区行政长官的官邸抗议，不停被警察阻挠、不停的地抬走，不停的被驱赶。过程中，保卫者跌撞于街头之际，原本在城市中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感觉逐渐变成难以承受的轻，一种对立于只希望把人民封锁在无根状态的殖民式管治的本土意识，亦开始在酝酿觉醒。
虽然天星码头的钟楼，最终在众目睽睽下整座被锯走，直往堆填区被磨成碎片；惟在天星码头保卫运动中被召唤的人，亦像被充了电的电池般，转战在天星右邻的皇后码头。保卫运动走到皇后码头的阶段，要求参与者更清醒地直面及回应我城的殖民经历。查皇后码头于一九五三年建成后，一直是由英国乘飞机抵港后，由九龙坐著其「慕莲夫人号」到中环登岸进行其就职仪式的地点。现在流行的讲法，皇后码头的设计与其对面的大会堂以一条轴线遥相呼应；在这意义下，如果原本天星码头所象征的，还可以说战后像雾又像花的现代管治形象，保护皇后码头岂不是走历史的回头路，甘心将热情都奉献给殖民的始作俑者？
历史不能重置，也不能改写。若皇后码头的确曾有过标志殖民权力——登岸以宣示主权——的过往，除了发掘一直以来在皇后码头发生过的抵抗运动——中文运动、保钩、外佣争取权益运动——，码头保卫者亦努力在皇后码头的空间刻写与权贵无干的本土历史。自天星码头被拆毁后，皇后码头及其对开的广场，不断有文化活动在发生，计有：本土社会运动前辈的夜话、剧场遊戏工作坊、文学沙龙、独立短片放映、诗歌朗诵及音乐会、关于历史文化保育的论坛、火锅聚餐、摄影展、导赏团、人民规划工作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早前三月台湾的汉生病疗养院「乐生院」因为捷运工程而面临清拆，一班关注的香港朋友亦于同仇敌忾的皇后码头进行过两次音乐会。除此之外，码头的保卫运动更开始与其他社区运动的团体连结，尝试以保护香港本土文化和庶民生活为主题，将抵抗同一发展至上逻辑的运动扩散和连结。
殖民情状的暴力，在于殖民者带者高傲自负的眼光，目空本地人的一切，纵然由萨依德《东方主义》始的后殖民批评发展了快三十年，理论所及，谁是殖民者谁是被殖者已开始难以界分，惟一种将土地的生活方式、历史、身份、贡献埋没和贬抑的主流意识，历史和地方只是与所有商品一样的消费心态，在香港仍是南征北讨百战百胜。码头保卫者在街头的一切，便是希望实践出一种别样的时空观念，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解除社教化中成为统治者眼中的「顺民」的训练，填充香港空间的意义，重述香港地方的历史。在这半年期间，有两次行动可资说明。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皇后码头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仪式：人民登陆皇后。码头的保卫者以一艘被命名为「本土号」的船，载著近一百人（当中包括不同重建区的街坊、新来港人士、关心历史文化保育的团体、工会成员、非政府组织成员、进步知识份子、运会运动前辈、外佣团体等），浩浩荡荡由尖沙咀起航至皇后码头登陆。行动的讯息一目了然——香港的土地曾经是以殖民者的登陆而成为不由自主的国度，回归十年情况亦未因主权易手而出现转变，则香港人需要以集体行动宣告，谁是香港真正的主人，谁才是香港历史、社会、文化发展的无名英雄。保卫者还预备了两条各五十米长的横额，由所有参与者写上了其心声，绘满了意味深长的画，在码头登岸之处由登岸者领到大会堂前原本由港督主持升旗仪式的检阅台。大会堂、皇后码头和爱丁堡广场整个空间，顿时人声鼎沸旗海飘扬鼓声震天，几乎让人错觉这片公共空间正式宣布独立。
三月十八日，时值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一场全港七百万人只有八百人有投票权的「选举」）前一星期，码头的保卫者和不同的社区运动、居民运动的团体，发起了一场遊行，争取香港空间规划的民主化、要求规划的过程和机关尊重社区的历史、文化和有机地形成的网络。香港一般遊行的原则，是人数至上，大街大巷至上。然而，三一八遊行因为连结了不同社区运动的团体，争取属于旧社区的权利和尊严，故遊走于旧区的横街窄巷，在旧社区的现场宣示团结，便成为一场保卫旧区免于全面被高楼大清洗的遊行的理所当然的路线。路线更途经汇丰银行于中环的总行，即星期天休假外佣的聚脚点。队伍途经该处，随即与外佣合唱团结的歌曲，亦有发言互相支援——只因作为香港职业女性的家务劳动替代人员，她们长年累月对香港经济发展的贡献，从来便被忽略；作为本土社群的一部份，她们也是被拒绝的。队伍中除了年青人外，也有在各个旧区居住和建设了几十年的老街坊，遊行之于他们既是向外宣扬讯息，亦是向内加强团结。最后，遊行队伍挺著一块几十平方米，由基层妇女和艺术家编织而成的百家布，有尊严地完成遊行路线，抵达终点站皇后码头。
事实上，遊行队伍不断被便衣警察渗透，被军装警察以各种秩序理由拦截。或许如此的参与者的组合、如此的遊行主题、如此的遊行路线，对有著某种不可理喻的官威传统的警方而言，完全摸不著头脑。结果一位受人尊重的重建区街坊在遊行后发言时竟遭警方不礼貌地中止，而一位艺术家朋友亦在遊行完结后，遭掩饰自己重案组身份的便衣警员无故截查。这场保卫香港本土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如不是已经越过了一直以来在当权者理想的「顺民」的界线外，遊行参与者所受到的对待实在难以理解。
从登上推土机的一刻开始，保卫码头的运动者便从一种不一样的介入点靠近解殖的彼岸。回归的一刻，政权由原来的宗主国英国移交到中国的北京政府，各界预计由政权移交所引发的转变，回归差不多十年后的天星码头皇后码头保卫运动的雷达差不多扫描不到，亦没有以这大历史上的一刻间的差异，作为其观照自身状况的理所当然的参照点。相反，似乎是名义上有变而实质管治关系的不变，两者之间的距离，就触发了一场真理事件，为忠于真理事件的主体提供判断和行动的座标。
管治者透过土地限制香港人的生活空间及归属意识，而码头的保卫者，则在街头正面迎击，在街头巷尾，捡回属于本土的片段，重组本土的世界。而事实上，政治和社会的抗争和异议在香港的历史上绝对不是缺席的，由码头保卫运动所开展出的解殖语境，要求保卫者承先启后，从过往的异议历史中，了解今天能行使的自由和权力的沿革及限度，并由此思考和实践摆脱回归后还残留或强化了的枷锁，真正感受作为香港这地方的历史主体。将「本土」、「庶民」等受支配、被动的客体，正式宣布为具自主性、能左右城市走向的主体。这尝试并不在中立真空里进行，更并非无关痛痒——视之为回归十年忍无可忍的历史任务，该不算是意图不轨的自高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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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话
回归前突然出现大量由国内学者出版的香港史著作，抗衡一直以来英国人对香港的历史论述，曾令不少论者慨叹没有从香港本位出发的历史：不单止主权是伦敦和北京政府的争拗对像，即连对主权的论述，香港也从来不由自主。针对这情况，回归前后曾有一批年青的学者和知识份子对过渡期的香港文化作批判性的研究。
当时的文化评论，不少是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脉络中，不无自贬地把香港理解为「边缘」、「夹缝」、「混杂」，描述八十年代以还香港被伦敦和北京政府排斥的现实。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而得力于后殖民批评的引入，另一批论者便指出「两种政治策略都不能妥善处理复杂多重的后殖民香港身份，反而往往成为文化北进反攻大陆的不在场证据」。辩论的因为笼统的定性而起，而止于特定的反证。另一方面，以菠萝包、茶餐厅等作为香港文化的特征的论述，无疑贴近生活且能在前途谈判的一片无力感中找到香港人肯定自身的立足点。
这些对香港文化作描述和分析的例子都立足于特定的论辩和历史情境，本就不是要处理香港人的解殖状况，亦无法对之延伸有视野的讨论。面对当前香港庶民社区被逐渐消灭，殖民遗产在香港有全盘的历史清算前已被埋葬，或与资本结合成全新的消费空间等问题，不难暴露出学界评论界对香港解殖任务的忽视。这不止是在一个超级市场内少了一个牌子的货品，而是我们是否付得起埋没一段段对香港走到今天举足轻重的历史的责任，是否真的提不起意志找根据想策略解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殖民枷锁？
已几近成为经典的印度庶民研究小组，早于八十年代初（约于其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建国三十年后）已开始专注研究一众在南亚社会在殖民时代的社会变迁。庶民研究系列的首位主编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在〈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中给他们自己开出的研究对象：人民政治。「在整个殖民时期，印度政治存在著另一种与精英政治领域并行的领域，其中的主角不是本土社会的统治集团殖民政府，而是由广大劳动者构成的庶民阶级和群体以及城镇和乡村中的中间阶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这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因为它既不是产生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精英政治而存在。」
由前途谈判起到回归十年后的今天，香港已走了近三十年光景，即使无需将回归一刻视为浓缩了一切历史问题的金钻一刹，对于香港解殖情状的分析之空白或难产仍是令人相当尴尬和沮丧。香港社会如何走到今天、小市民（有别于正史主力记载的华洋精英）的自强抗争、对人民如何（无法）构成社会的进步力量等问题，香港要是希望走出殖民情状，对上述问题认真而批判的认识和清算实在是逼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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