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中
有说，「香港的回归过程历时只有一秒钟」。意思就是，历史上所有殖民地的解殖过程，全都经过长久而动态的发展过程，未到最后尘埃未定。反观香港，没有的翻箱倒笼的本土历史清算，没有前仆后继浪奔浪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没有洗心革面的自主意识醒觉；回归过程就如今年年初的全城禁＃烟法例一样，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时五十九分五十九秒过后，香港在欢呼声和反对声中顺利过渡，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包括连「什么都没发生」的错愕都没有。
查早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当香港还未可摆脱亚洲金融风暴和九一一的余震时，今天行政长官，当天的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坐著一艘髹著「香港品牌」的天星小轮，风风光光由尖沙咀启航到中环，宣传「亚洲国际城市」这个所谓「香港品牌」。那时回归才四年，香港却像透一支倒楣的军队，还未誓师便给攻个七零八落。据说当时市面百废待举，香港人和管治阶层都坐同一条船、《狮子山下》式的假像，几乎骗到了全香港的市民。
几年过来，在网上搜寻star ferry，即是天星小轮的英文名称，即便在如英国的卫报和美国的时代周刊，不难找到关于香港特区政府如何因为填海修路，冒著大批香港市民的反对声音而坚持清拆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的消息。当年还未当特首的曾荫权未知是否预视得到，区区一个拆码头的决定，竟然会牵动到香港人与自己土地的关系那一条似乎从未敏感过的神经，还有一大堆恐怕从未如此明晰而有说服力的解殖躁动。一个矩阵在运动中形成，公共空间、历史身分、管治关系等维度纵横交错；意识和身体，正大刺刺地逼近著由港英时代开始塑造的殖民性的禁区和底线。
换言之，姑勿论同样一片空间，更流行的讲法是英国皇室和港督等登岸的地标，但其自五十年代开始，已经与香港的平民百姓的生活绵密交织，绝对是不争的事实，也不容略过。一直被视为殖民管治象征的这片空间，竟阴差阳错始料不及地提供了一条线索，构成了回归十年始开始发生的解殖反思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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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机代表的是一种不惜一切的发展观，不顾历史不顾文化不顾社区关系地为了多建一两幢比天高的商场。这是我城之所以能够由上世纪一直经济冲天飞到今天的法宝，这件法宝的双生儿，就是自殖民地时代开始的一种殖民性。什么是殖民性呢？它把我们悬置在半空，拦截我们与历史、与地方的关联——地方只是通道而不是生活，历史只是包袱而不是诤言。悬在半空予人像雾像花的自由幻觉，这悬置启自一八四二年，至今纹风不动。初时它告诉我们，香港人是无（或者不需要）根的，后来索性以城市发展之名禁止一切令我们与地方和历史产生关系的条件。结果当然就是，香港人视自己为极端的单子，浮游在令人目炫的任君选择的「自由市场」；家庭已是最高层次的组织单位，集体行动和身份只是笑话。这，在回归之后未曾转变过。
去年的天星运动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意义就发生于抗争者登上推土机的一刻。齐泽克引述过法国哲学家巴迪乌（Alain Badiou）的真理事件（Truth-Event）概念，真理事件指的是在正史的知识中难以名状和辨认的事件，它无法拼入已有的传统并成为其一部份，无以在现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中找到资源以论述。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即为真理事件的典型例子。真理事件是绝对的异类，回避、抗拒、否证事件发生时所可资引用的各种分析或解框架，它甚至进一步搞乱常熊和个别事件的二份。真理事件不只是常态下出现的个别事件，不只是又一次的不著边际的骚动；相反，与现况与传统极端不协调的真理事件，披露了社会看似稳定的结构里的根本弱点。这弱点是社会结构的构成部份，社会所有制度和机器需要一直主动而低调处理的质性问题，大众也一直被告知和训练成对这根本问题感觉麻木，甚至不知不觉。
真理事件，虽然像个谜样的大爆发人人手足无措，唯它制造了属于真理事件的主体。按齐泽克的说法，真理事件的「真理」，是钩附在某个偶然而具体历史情状的真理。事件的主体各种原有观感和意识维度在真理事件中被暴烈地打乱，并重新收归在真理事件横空出生的新语境、感观和参照的维度上。主体与事件的关系，一语记之：忠诚。根据巴迪乌的定义，主体的出现是有限而偶然的：真理不仅不是「主观」（即并非由主体之游思妄想所决定），主体相反地需要服务穿透了他／她的真理；主体是命定地无法满足真理所提出的无止无终的要求，因此他／她只能在其身处的多重情状中，寻找真理的各种蛛丝马迹。
去年的天星运动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意义就始于于抗争者登上推土机的一刻。
先简单交代一下天星皇后运动的背境。风眼中的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座落在港英政府于战后五十年代的那一期填海工程的新填地上。一向吃大海饭的香港，由殖民者登陆始已不停填海。为了增加可使用的面积而逃避向政府缴交差饷，开埠时位于岸边的仓库和贸易公司已不停进行小型填海工程。五十年代的填海工程，不仅填出了日后的维多利亚公园，还填了中环现在大会堂，皇后码头、爱丁堡广场、天星码头等那大片土地。我城一如各地其他大城市，寸金尺土，五十年代填海工程特别之处，便是填海所得的新填地，竟然没有地产商的份，不作建摩天大厦之用，而是成为文娱康乐消閒场所。而实际上，这片香港现在买少见少的沿海公共空间，閒日是上班族午膳和饭后散步、钓鱼下棋的地方，周末是飘洋过海到我城打工的外佣的欢聚天地喘息空间，遇事则是社运份子纠集群众昂首阔步遊行到中环政商权贵总部的起点（六七年的反天星小轮加价、七十年代风风火火的中文运动、保钓、反战等遊行示威，不少就是发生于这片海旁的公共空间）。
香港无止境的发展欲望，今天终于波及这片在城市心脏的公共空间。政府终于启动了中环第三期填海工程，因为无关痛痒的地下排水渠和硕大无朋的公路，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都面临清拆的命运。去年十二月中的一个中午，约二、三十人聚集于天星码头的工程围板外，希望阻止工程的发生。然而，工程并未如计划般受到影响，门外的人边聊胜于无地阻挡希望进入地盘的工程车，边听著地盘内推土机地把那近五十年的建筑逐寸逐寸地毁灭，一筹莫展。突然。午饭后的时间，有工程车要离开地盘，乘著地盘的大闸开启，一帮人伺机跑进地盘入口，有的与保安追逐，有的被包围。还有一个：他站上了隆隆作响的推土机之上——推土机被迫闩掣停止，而这也是佔据，和真理事件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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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地报纸所载，闯入地盘后，关键点在于翌日，佔据者被不合理地大规模的警力抬离地盘——当时我城的议会正在就天星码头清拆事宜，进行动议辩论。然而，不能不提的就是在随著登上推土机而揭幕的二十多小时佔领时间。入黑前，保卫码头者几度被地盘的保安人员不熟练地抬走，惟被闯进的地盘已是不再一样的境界：它吸引你前仆后继再度闯进。因为它并非空谈的价值观争论，并非政府的决策闭门黑房，也不是要千方百计吸引媒体注意的photo opportunity（见报机会）。地盘就是工程，阻止地盘运作就是阻止工程，也更无意中挑动了我城的人与土地、与历史、与管治关系等的无意识设定。这道理在那几闯几抬之际，最是鲜明最是深刻。地盘保安把保卫者抬走，就是一个「地盘（即再不作为公共空间的码头）属承建商的私人地方」的一个宣示，而政府的强硬态度，更是一则警告：官民之别，不得越过。
电光火石，保卫者眨眼间回到一种殖民情状：任何与土地和历史建立关系的意向，都被冷漠地拦截，人就像禁锢在半空任由管治者所设定的场域所支配，不得置喙。面临清拆的码头，重复的清场，强硬的政府立场，披露了这个被称为后殖民地的殖民性秘密，亦将保卫码头的人士重置在一系列所有人都以为已不再的殖民座标下。如此情况，在回归近十年的一个下午，既是全新的体验，亦为历史的重覆。
几经波折，地盘保安和政府放弃了立即清场的念头。那一夜，保卫者都是光秃秃的暴露于一种管治之前，席地而睡，在地盘内、在推土机底，过了下著微雨的一夜。对于如笔者这种介于七十年代末八十人代初出生的香港人，八九民运还未懂事，九七回归只会以政治不正确的冷战思维看待；所谓社会或政治运动，要么就是纯论点上的唇枪舌剑，要么就是一色一样的大遊行，要么就是议会内政治精英之间的勾心倾轧。这当然与主流媒体的理解能力和书写格式有关。但似是而非的印象，就是「人」若不是人头的总和，就是缺席：缺席于面临能够促成社会转变的关口，更严重的是缺席于能促成社会转变的对奕。而这难道又能与从报章所读到的社会、政治运动的报导和论述脱得了钩吗？作为传播工具的报章和其他媒体，彷彿很「现实地」替你分析权在谁手，谁的计谋是如何，为什么得逞或成功。每天读这类报导或评论的读者，能想像自己终有一天能成为促成社会转变的一个角色吗？能够真切的体会，无中介地面对管治权力，同时所要承担的压力吗？这大概是社会人人轻轻省省无甚所谓浪奔浪流的特质的本体论基础。
天真也好浪漫也好疯了也好，当时保卫者的脑里想的很简单，佔领尤如在大水坝中刺一个小洞，小洞支撑得越久，整幅水坝彻底瓦解的机会就越高。而相反，地盘失守就意味昙花一现照常营业——一度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可以争取的东西，是否紧握下去，成为了唯一的问题。
换个说法，面对政府蔑视历史、蔑视人民的公共空间，保卫者死守的，不仅是一座有五十年历史的钟楼，也是我城或者从来只是若隐若现的主体性的。放开了手，没有实质的损失，只是继续什么都没有发生。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