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寇
对不起，我是一名教师。
为此，我感到羞愧。
有必要声明，在短短的三十年人生里，我确实没干过什么坏事。有的人从小就干坏事。比如我的所谓“童年玩伴”，他们从在放学路上偷人家菜园里的黄瓜、西红柿开始干起，后来就是偷家里的钱，偷学校附近小卖部的。是的，他们早在十五六岁就开始抽，而我迄今也不会抽。再后来就是所谓大学生活。他们，他们玩了一个又一个姑娘，在大学附近的钟点房的肮脏的床上摁下了他们的身体形状，继而在下水道里留下了许多避孕套。即使如此，仍然有一部分女同学需要到下水道上方的医院做人流手术。姑娘们纷纷进出于医院，表情无不恐惧而倦怠。每一场人流手术都使她们面色焦黄、龇牙咧嘴，嘴角丝丝的吸气声音至今清晰可闻。就是这样，我对大学时代并无什么深刻的记忆，所记得的不外乎此。我总是被满眼这样的姑娘搞得十分难过。我曾为她们的将来考虑再三，但我想来想去都迂回在一个问题上而不能释然，那就是她们将来怎么嫁人呢？这话是说，在当时的我看来，自己是永远不会娶这些已被别人射过精、流过产的女人的。这只能理解为我很土，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的妻子王丽在与我上床之前也已非处女。关于此事，现在我不愿多谈。我只能再三告诫自己，我得接受这一个现实，因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但我仍然会在过完所谓夫妻生活后眼望屋内的一片黑暗而深感失败。我为自己找到了理由，现实都是正常的，我的失败感未尝不也是正常的。
就是失败，三十年来，我总是被这个糟糕的感受所俘获。有时我不免会这样想：我的失败就在于自己没干过坏事，或者坏事干得不坏不多。大学毕业那会儿，同学们大都积极主动地找到门路分到了个相对较好的单位，而我则抱听天由命、谨遵师长安排的态度最后被分在了这所鸭镇中学教书。也就是说，只要我当时能主动一点积极一点，很可能现在不是教师，也就不会感到失败了。事实上机会很多，在当上教师不久，有几个同学曾来喊我去考公务员。就和你所看到的那样，随最近一些年的变化，国家公务员这一行当确实相当诱人。它不仅具有和公办教师一样的医疗、养老保障制度，而且收入高，有“向上爬”的希望。比较之下，教师的收入并无外界所传言的那么玄乎。我现在是中学一级教师，拿到手的工资是一千四百五十二块，按照制度，过些年，我的工龄增长，并且也评上了高级教师的话，会超过两千。但我听说，国家公务员光是年终奖励，往往一次性就可以拿上好几万。再说“向上爬”。作为一名教师，向上爬究竟能爬到什么位置我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将来当校长呢？嗯，当校长，一把手，走上了领导干部的岗位。作为教师，我确实想不到更理想的出路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想到我们鸭镇中学的校长我就想笑。他脑袋上的头发所剩无几，却偏要将那有限的几根养得极长，然后在光秃秃的脑门上环绕一圈。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我始终没有想明白。首先，它肯定谈不上美观。其次，它不仅不能遮羞(秃)，反而让人一眼即可发现对方是个秃子，因为只有秃子才会搞这种怪异的发型。第三，不方便，光溜溜的脑门经常会使这缕头发滑落下来。有一次在食堂吃饭，我就发现校长那缕头发就滑下了脑门，掉在了他的汤碗里。他迅速地将之撩了起来，继续搭在岌岌可危的脑门上。他还四下观望，大概是看一下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细节。我当然装作没看见。但我还是放慢了咀嚼速度，我想看看他是怎么处理那碗汤的。喝了，他自己喝了。如你所知，这真叫人恶心。刚开始我和你们的感受一致，但后来想了想就觉得没什么了，因为那头发是他自己的，那碗汤也是他自己的。我们不是经常在干净明亮的所谓公共场所听到响亮的咳痰声而听不到痰被唾弃于地面的啪嗒声吗？也许晚报健康版有必要告诉我们，自己的痰、头发和头皮屑含有高蛋白和维生素这维生素那呢。
岔远了，这是我的一个极其不好的习惯，在课堂我也经常这样。回到顺序。关于同学邀我一起去报考公务员那码子事，我并没有去。他们六个人去了，结果只有一个叫彭飞的家伙被录取了——在后面我还会提到此人——因此，我被那五个没被录取的家伙夸作有先见之明。他们告诉我，彭飞之所以被录取，是因为他报考的单位的副局长正是他的舅舅。对此，我不敢也不愿承认是一种腐败现象促成了彭飞成为国家公务员。我仍然觉得这是正常的。我只是现在感到后悔，我应该参加那次公务员考试，很难说当我参加考试后不可以也在自己所报考的部门找到一名舅舅出来帮忙。多么遗憾，我没去。正如王丽所说，我这个人太不懂得抓住机会了。
现在我就来说说王丽。她长的并不好看，个子很矮。她说她有一米五五，我一直很怀疑，因为我一米六五，却感觉她的头顶只齐我的胳肢窝。此外，她的五官也很平庸。好在她戴眼镜，加上成人的打扮，这使她来往于中学生之间还能勉看出是名女教师。她是在我到鸭镇中学后第二年分来的，当时我对她一点好感也谈不上。我和几个男同事透过办公室的窗户看了眼这名新教师，只看了一眼，就各自回归了座位，然后聊起了别的。
我已懒得向你们介绍我是怎样跟王丽搞对象继而结婚的。因为整个过程都很普通，也可以说都很“经典”，与你们在三流小说中、恶心的电影电视中所见相同。即使对于没有搞过对象的少男少女来说，光凭想像也能猜到个八九不离十。吃饭、逛马路、看电影，然后拉手、接吻、隔衣服抚摸、手游进衣服内抚摸和上床，再然后见彼此的家长，定下一个所有受邀者都能出席的日子(黄金周)，把亲朋好友都喊来吃上一顿。那家饭店就在鸭镇上，饭店大台上至今还悬挂那个巨大的“囍”字，数年来，这个“囍”字都没换过。除了我和王丽，许多鸭镇人口都使用过这个“囍”字。我们也像所有的人那样在那个“囍”字下面的台子上接受了各种天经地义而又荒诞不经的捉弄或祝福。那个台子上面铺油腻腻的红地毯，应该是木板拼的，底下是空的，踩在上面咚咚直响。有一小块还不太结实，软软的，我当时就踩在那块软的上面，这使我的身高比平时要低一些，于是使王丽的身高要高一些。说实话，这块软软的木板为我们的婚姻不遗余力地做出了贡献，恰到好处的使我们站在一起的形象基本吻合了挂历上那种并肩走在沙滩上情侣的背影。也就是说，不会有人认为我和王丽不般配。
确实没什么不般配的。我有时想，如果我娶了一个身材高佻的美丽女人，即使谈不上高挑，就算肥胖高大吧，一起站那台子上就会被人们觉得不太合适了。在我们鸭镇中学，未婚的青年男教师和女教师还有一些，但我和别的未婚女教师站在一起没有这么好的效果，而王丽和别的未婚男教师站在一起也一样。像我这样的其貌不扬的各方面条件都很普通的男的，不娶一个同样其貌不扬的各方面条件也很普通的女的，难道还想娶章子怡娶莫妮卡．贝鲁奇吗？这大概也是为我和王丽牵搭桥的那个中年女教师所持的态度。她觉得我和王丽简直是天生地设的一对，否则她也不会多次把我和王丽往她家邀请了。我们第一次在这位热心的老大姐家里遇见，就心领神会了。也正是因此，我们才开始首次仔细打量对方，结果是觉得对方跟自己确实差不多，挺合适的。老大姐还告诉我们，你们都不年轻了，转眼就三十了，不要眼光太高，看差不多就行了。总之，人总是要结婚的。我听到她说“人总是要结婚的”这句话时立即就想到“人总是要死的”。这两句话又和“太阳总是要升起的，太阳总是要落下去的”意思完全一致。那就是这既是社会秩序，也是自然规律，没什么好质疑的。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道理不接受老大姐的一片热心肠呢？于是我们开始了上述的交往，一切都是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及至最后般配地站在那个台子上。
当然，在和王丽交往以前，我其实还没有这个清晰的思路。我那时候可能是年少气盛，觉得自己应该娶一个漂亮一点的姑娘，哪怕她不是像王丽这样也有个稳定的工作，哪怕是个没什么教育程度的打工妹。我觉得当时的想法虽然有点不顾现实，但也没什么不正常。作为一个男的，谁不希望每天晚上有个漂亮的女人躺在床上等自己呢？而且那时候我曾在同事们面前经常发表宏论，我说，教师跟教师结婚有点像乱伦，而且极其没意思，更何还在同一所学校。试想，二人白天在学校彼此能遇见对方，回到家后是不是一起谈论教学呢？这种生活在我没有亲尝之前，觉得是不可思议、相当恐怖的。不过和王丽婚后，倒并没有早先所担心的那么糟糕。事实是我们在学校并不怎么说话，只是谁有空谁到食堂帮对方打一份饭，谁最后吃谁洗碗而已。我们所任教的学科不同，也不在同一个办公室。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交流的。晚上在家，我们说话也并不多，压根儿也没怎么说过什么教学。作为夫妻，我们乐于说的还是家庭事务，买什么，过年过节时，父母亲戚那边怎么给钱给物啊，诸如此类。有时王丽会像学生作文中所描写的那样在灯下备课、批改作业，遇此，为了不打搅她，我就看看晚报或上上网。我们更多的是一起看电视，对电视中的人物、情节进行有一句没一句的讨论。刚开始我以为自己看不进电视剧，尤其是那些韩剧，后来我才发现，自己每天到了时间都会主动地坐在沙发上等待。电视剧一开始，如果此时王丽正在洗头或洗衣服，我就会喊她，到了，快。然后她就兴冲冲地坐在了我的身边。
当然，我们也谈过各自的过去经历、兴趣爱好什么的。不过这大多在老大姐做媒也就是我跟王丽搞对象那会儿都说的差不多了。在婚后生活中只在偶尔被什么触动想起后才会补充一点。这一点有时确实也能调剂我们的生活。比如有次我看电视看到一个儿童不堪父母所给予的成龙成凤的压力而离家出走的新闻，然后就把自己念初中时有次考试没考好而不敢回家的事告诉了王丽。没回家并不是我所想到的，也不是勾起我感慨的东西，而是那一次我没回家，人却一直躲在村口那个石拱桥的桥洞里。我告诉王丽，我以为桥洞里不可能有人会来。可后来却来了个女的，那个女的是尿急找地方的，她肯定也认为没人会来桥洞，所以一进桥洞就脱了裤子。等她尿完，才发现我。她并没有惊叫，而只是狠狠瞪了我一眼就急匆匆地走了。我对王丽说，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她的屁股。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成熟女人的屁股。说我就开始抚摸王丽的屁股。后者的屁股又小又尖，与当年的屁股不可同日而语。我就带对当年的屁股的一往情深在沙发上和王丽过了一次夫妻生活。我得承认，那次效果挺好。
王丽并不介意这一点，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难过的地方。我在沙发上跟王丽干那事的时候，也想到过她很可能正在回味大学时代与前男友的交媾场景。在前面我已提到，王丽嫁给我时已非处女，她在大学时也有过男朋友，那个男朋友占有了她的贞操。虽然事后多年她一直悔恨不已，但作为既成事实，我们(我和她)必须得接受。我记得跟王丽第一次上床，在上床之前她就告诉我了真相，这说明王丽人品不坏。她赤条条地坐在我面前问：你介意吗？我不可能说介意，然后迫不及待地爬了上去。干完后，她哭了。我也没怎么安慰她。然后她流泪再次问我是否介意？我仍然说不介意。我想到了报纸上经常登的那些新闻，说是一对情侣，女的某天出于什么情被歹徒奸了，男朋友就不要她了。对于这种男的，我确实感到愤怒，凭什么啊，人家姑娘也不是故意叫人奸她的，她也是受害者啊，已经被坏人奸了，所谓生理心理均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作为让她信赖和依靠的男朋友，怎么也因此而伤口撒盐雪上加霜呢？太缺德了。这个联想其实跟王丽的情风马牛不相及，我之所以这么想，也许是想告诉自己，王丽当初年幼无知，被人家夺取贞操等同于被诱奸。事实上我在大学时代就是这么看待那些被射过精、打过胎的姑娘的，她们什么也不懂，糊里糊涂地就被人给干了。我为她们扼腕叹息且怒其不争并坚划清界限，仅此而已。王丽后来又问过我好几次你介意吗，我都说没有，这也是心里话。然后王丽做了一个动作，她把自己在我怀里蜷曲起来，眼泪因此也落在了我的身上，又又痒。她本来就小，这么一缩，就像一个可怜的死婴。不知道为什么，我被这个动作和那几滴眼泪感动了，以至于鼻子一酸，说，我们结婚吧。
当然，作为妻子，王丽不可能尽善尽美。比如她对我父母的态度始终好不起来。迄今为止，除了在酒宴当天的那个木板台子上迫不得已喊过我妈一声“妈”之外，她从来没有以“妈”的称谓来和我妈打招呼。她也不喜欢我妈烧煮的食物，连我妈的话她也觉得反感。好在她们之间还没有发生过冲突，我想这也许是迟早一天该发生的。虽然我不希望它发生，但如果真发生了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和难堪。有什么好难堪的呢，婆媳总是如此。起码我所见过的婆媳皆如是。就说我妈吧，在我奶奶活的年代里，她和后者之间从来就是谩不止，时而还推推搡搡。她总是希望奶奶死掉。也是，那些年奶奶都九十多了，却总是一点死的象也没有。说实话，有时我都要站在我妈的立场上来厌烦她老人家。与其说是厌烦奶奶的这个那个，不如说直接点，就是厌倦她还活在人世。活那么大难道真的是幸福吗？又聋又瞎，行动迟缓，把我们这些想跨越门槛的人挡在门槛内外许久。我妈自己又何尝喊过奶奶为“妈”呢？在心情好没有矛盾的情下，前者也只是以儿子们的口气称呼后者为“奶奶”，更多的是当面或背后所指的那个“死老太”，或“老不死的”。想到这些，我还真的想发出那种所谓豁达的笑声。也正是基于这点认识，我曾建议王丽和我加把劲，赶紧生个孩子吧。
到那时，你就不用喊我妈为妈了，喊奶奶就行啦。
说实话，这也正是王丽和我妈的矛盾的焦点所在。结婚两年来，她始终没有怀孕。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并没有使用避孕措施。我妈抱孙子的愿望越急迫，就让王丽感到越难堪。我跟王丽曾提过二人去医院检查检查。王丽发了脾气，那是她第一次冲我发脾气。她又哭又喊，声称我是怀疑她的生育能力，声称我介意她的过往，声称嫁给我完全是个错误。其实天地良心，我并没有那个意思。我只好安慰她，也许，也许是我的问题呢。
到现在我也不能肯定是谁的问题。也有可能我们谁都没问题。结婚两年没使用避孕措施并且没怀孕确实属于正常现象，这一点我曾在网上查阅过相关资料。退一步说，就算我们之中谁有问题，现在才去查，也有点晚了。难道我们真的要因此而离婚？如果是她不具备生育能力，那么离婚之后，她还能嫁给谁呢，难道真的要嫁给一个离异且有孩子的男人吗？难道她真的能将那个孩子和睦相处、视如己出吗？怎么都跟电影似的呢。是的，我们没有婚前体检。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结婚已并不需要这张来自医院所开的证明了。据说是为了保护人们的隐私，保护人们的婚姻自由，是人权进步的体现。说实话，我不能确定它是否正确。但如果必须婚前体检，可能会遭到我的抵触。我无法想像医院将如何对这对男女进行体检。是不是把我叫进去放一段黄色录像给我看，然后旁边那位一直盯我裤裆的医生发现我能有效勃起？再然后，是不是他递给我一个塑料容器，走出去关上门，让我独自面对录像画面手淫，直到我将精液射进那个容器里？等这一切做完，他们是不是又会把那些精液放在显微镜下面观察，看看里面是否有能使卵子受精的有效精子？操，这些想起来真的挺他妈荒诞。
既然王丽发了那么大的脾气，我便没有再提去医院的事。不仅如此，在许多方面我都希望自己能尊重王丽的意见。这可能跟我在什么书上看到的“夫妻之道”有关系。但我妈还是觉得我在媳妇面前太软弱了，正如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所描述的那样：“有了媳妇忘了娘”，“压不住媳妇”，“没出息”。
我妈这么说可能还考虑到了我和王丽的经济状。王丽的收入比我高。她教英语，我教的是地理。英语是主课，所以有补课，有补课就有补课费。而且王丽还是班主任。除了英语教学，她的班主任工作也很出色。所以她又经常得到来自教育各级部门的表彰，表彰也有一定的物质性奖励。地理在初中是一门副课，上级和学生都不重视，我当然也不会重视。没有补课，当然也无权当班主任了，所以我虽然收入比王丽低，但我比王丽轻松。每每我回到家，王丽还在校园和学生们在一起。所以我只好学习做饭、打扫屋子。这并不代表我在家里的地位比王丽低，王丽没那么俗气，我已说过，她人不错，不可能势利到因为每个月比我多收入几百块钱就摆出一幅她才是这个家的主人的模样。她回到家看到我忙这忙那，都会主动上来搭把手，而且洗碗洗衣服都是她抢揽的任务。我有时还很心疼她，不要她干这些事，因为我知道，在讲台上站了整整一天，人很累。比如她回到家时，几乎从来不说话，因为她口干舌燥，喉咙哑了。作为一名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下的主课教师，他们的艰辛不是外人所能想像得到的，除了这些没完没了的课堂，更要命的是心理压力，形形色色的优生率、及格率、差生率和升学率太他妈操蛋了。上面唱了多少年素质教育，但那根松紧带还是紧，人们从来没有脱掉应试教育这条裤子看到素质教育的真相。如果大家希望知道基础教育的现状，就娶个王丽这样的女的当老婆，真的。有时我会开开善意的玩笑，我说王丽，你何必呢，何必那么在乎排名和工作成绩呢。这些成绩目前虽然很能给个人挣回点面子，但我觉得是可疑的。我甚至大言不惭地断言道：在这年头，你书教得越好，可能越是误人子弟、祸国殃民。然后我还提到她所教的英语和我所教的地理。我说凭什么要求咱们中国人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呢？学到大学，考了四级证书，比如我们，到了美国还是一文盲。凭什么地理就是副课呢？多重要呀地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时候人都这么说了，而且地理多好，自然科学，是科学啊，咱们中国人缺的不是别的，就是科学，难道科学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考古和神奇现象那么简单吗？真他妈扯淡……我说的这些，王丽并不反驳，这倒不是她不愿反驳，而是她太累了。真的，太辛苦了，可怜的王丽，她连一集完整的电视剧都看不完就在沙发上睡了。我只好把她抱起来，然后轻轻放在床上。有时候我想，这就是幸福生活吧。
我是在冬至后第三天遇见王奎的。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冬至那天王丽没有和我去父母家吃饭。晚上在院子拐角给爷爷奶奶烧纸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如何处理我和王丽的问题。我并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脑子里全被眼前的火焰所占据。那簇火焰相当温暖，使我想起了爷爷奶奶在世时的童年时光。后来那团火熄灭了，我想如果王丽能在这几天回来，那就让我们恢复到以前的所谓幸福生活中去吧，就当什么也没发生吧。
可是，冬至当晚她没有回来，第二，第三天也没回。迄今她也再没有回来过。我还记得，在冬至后第三天傍晚，在校园门口，我还看到了王丽。她依然以娇小的身材穿梭于学生之间，如果不是戴眼镜、穿女士西装和高跟鞋，她很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一名小学生跑到中学校园里了。确实如此，因为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现在的中学生早在进入中学校门之前就进入了发育期。他们不再干瘪、矮小和不择衣，而是纷纷向这个时代最耀眼的流行明星靠拢。过早的发育使他们过早地拥有了情欲，而我们的课堂却告诉他们男女同学之间应该纯洁，应该用热水洗脚、穿宽松内裤睡觉，争取做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这，只能遭到他们的笑。我可怜的王丽置身这群学生之间，让人觉得悲伤极了。
回到家后，因为不必考虑王丽。我没有做饭，而是在小区外面弄了吃的。我吃的是兰州人做的刀削面，面很粗，但确实很好吃。吃得我浑身大汗。在这么冷的天，吃出这身汗，让人多少感到一些愉快。所以，在去浴室洗澡之前，我还跟面馆的那几个戴白帽子的西北人说了说话。我问他们之间交谈的语言是否是阿拉伯语言，他们想了想才用别扭的汉语告诉我，是的。我于是看了眼墙上那个绘有清真寺图案的画及上面那些我所看不懂的文字，好奇地问他们，你们所使用的语言跟本．拉登的是否有区别？他们又想了想，说，一样一样，没区别。然后我感到更愉快了，想不到我可以在鸭镇这个小地方遇见赫赫有名的恐怖分子本．拉登的伊斯兰兄弟。不过，当我问他们是否把本．拉登引为他们的民族英雄时，他们则警惕地看了看我，再也没说话了。
在浴室遇见王奎确实出乎我的所料。其实我早已忘掉了这世上有个叫王奎的人。作为一名教师，他不可能记住自己所教过的每一个学生。再说，我本来教的就是副课，加之教学责任心并不高，有时一学年教下来，我也未必知道学生们的姓名。
我们是在浴室的休息大厅里遇见的。他就躺在我身旁的榻上。和他在榻上的是三名小姐，王奎在跟她们调笑。看样子他不像嫖客，而是这家浴室的保安之类人物，跟所有的小姐都很熟。后来证明我这猜测是正确的。
我在他旁边的榻上躺下后，其中一名小姐走过来撩我。她希望我对她射一次精，然后她就可以赚一点儿钱了。这没什么好说的。我拒绝了。我对小姐没兴趣。我只是不急于回家，既然在外洗澡，为什么不利用浴室所拥有的条件享受一下呢。这里有空调，有许多人，大屏幕电视机上正播放一部周润发演的枪战片。氛围不错。
小姐遭到拒绝后，也不生气，她习惯了，一幅无所谓地神情返回王奎的身边继续加入了调笑。也就是这时候，我发现调笑声渐渐停了，接下来我还注意到小姐们纷纷离开了。最后旁边的榻上只剩下了王奎。他在打量我，有点犹疑，还有点欣喜。
（一）（二）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