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浪，诗人，现居波士顿和香港。
上海被推了过来，活生生展开。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同时只是数学和物理学概念中的一个点。我们深陷其中。……人类正生活在地球村中。上海跟这颗星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靠得太近了。……我们生在上海纯属偶然。必然的、不可逆转的事实是：我们深陷其中。
——孟浪《海上诗群艺术自释》（《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September 1988/上海）
如此十里洋场的上海，也是如此“新感觉”的上海，如此“现代”的上海……我远离上海、也远离中国已逾八年。而今，上海又终于在那里被集权与资本媾和而成的一种疯狂的强力撑起，当属美学上的忒勉强。在大洋彼岸，遥对八年来貌似巨变的上海，恍如遥想八十年前那旧照片上纹丝不动的上海：一边是我的回忆，另一边则是他人深刻鲜明的生命印记，我们把它小心翼翼地承纳下来……
——孟浪《施蛰存先生的六封信》（《印刻文学生活志》（INK Literary Monthly）December 2003/ 台北）
上海，不是溢出的盈余，也不是透支的亏空，它应该是恰如其分的——一个词，一方土地，一座城池，一段梦境，一片回忆，一种想象，一次缱绻……甚至是一声叹息。
当我在电脑键盘上用汉语拼音敲出“上海”这个词的时候，同时还会有另一个词跳出来并列着让我选择：“伤害”——“上海”的同音词。每一次敲击，我的心中会感到略略被刺一下。作为一个出生在上海的诗人，当我1995年9月离开上海、更是平生第一次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开始自我放逐生涯时，我已经34岁，而我20岁到30岁之前的整个少幼和青年时代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度过的；当时以浦东新区建设为标志逼近千禧年正处于再度崛起中的上海，刚刚开始重新进入青春和生长的狂欢，我却带着落寞和希望依稀并存的茫然远离了它，去向未知的大洋彼岸。
在我离开的10多年间，我先在美国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波士顿、之后是香港，过着半定居、半流徙的动荡生活。上海，对我来说，常常已拉伸成遥远的不可及的距离，那些年月我只能通过手写的书信和越洋电话（千禧年后我也开始使用电脑，这些年才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对上海保持着适当的关切和注目。而上海，自进入二千年纪元后，更成为世界遭遇的轰然而至的视觉冲击事实，让上海人自己惊讶，也让中国和整个世界惊讶。在千禧年之交前后的10年中，上海渐渐地已经成了中国和世界的“显学”。在我看来，上海的成功之“显”，与它的错误之“显”，一样夺目。我的判断是：失去了过去的未来，上海在徘徊。
我的上海，我们的上海，上海的上海，中国的上海，亚洲的上海，世界的上海。我的心理视野将以上海为圆心，一圈一圈地扩展开来，首先触动了我，波及了我，然后是“我们”——我的同时代人，再就是中国、亚洲，直到全球化的整个世界。它却未必一定是呈线性空间序列发展的，而力图“恰如其分”的描述和言说，感性和理性交互的影响，作者及作者的表达，其某种意义上的局限和无碍并存，也是不言而喻的。上海是一种困难。
我分明记得，大约是1973年，12岁的我在农村祖母家的灶间熊熊燃烧的炉膛口，紧挨着我的一位表亲舅舅，看他一边熟练地添弄着柴火，一边与来自4公里外县城的我阔谈我们那个县城（当时属上海市宝山县）所处与黄浦江出海口交汇的长江口岸（我们当地俗称“海塘”）的未来。当年他是当地人民公社属下一个生产大队的民兵营长，25岁上下，意气风发，见识也算不少，他告诉我，听说离县城仅一箭之遥的长江岸边将兴建国际客运超级码头，他兴奋地展望宝山的巨变。这可能是我的记忆里，上海的“国际化”前景直接触碰我视野中地理性存在的第一次悸动。距今35年过去了，那个曾令我的少年有所遐想的国际客运超级码头的蓝图并未在那里实现（是否有过这样的蓝图，对我至今是谜）。不过，也差不多是在那里，另外一个“国际化”的庞大现实数年后诞生——由日本新技术支持于1970年代末开始兴建的巨型企业宝山钢铁总厂，座落在长江口南岸上溯数公里处的沿江土地上，尽管它如今也已经是略显色彩剥落的次旧“神话”。
在这里我想说说，“我的上海”是怎样诞生的，又是怎样幻灭的。我自小长大并在那里接受中小学教育的县城——宝山（今上海市宝山区），在上海市区的北翼，黄浦江口（吴淞口）与长江口的交汇处的西侧，距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路程约25公里。记得小时候，我们那里的大人小孩从来都说“到上海去”，指的就是从我们县城出发去上海市内的“征程”。当时的上海，那些名之以“区”（District）的10个行政区划界内的地区才被视作市区，其他名之以“县”（County）的10个行政区划界属（宝山是上海10个县行政区划当中的一个）则为郊县、郊区，在“市区”的居民眼里，是“乡下”——主要由广大农村和众多市镇（其中当然有机关、商店、学校、医院等等存在）及散布在此郊区界属内的各种大小规模不一的工厂，乃至稍显零落稀少的军营等等组成。
我在县城居住，那里的居民一方面把造访“市区”定义为“到上海去”（言下之意我们自外于上海或并不居住在上海），另一方面把去往县城以外的农村（比如去4公里以外、座落在广袤农田阡陌上的外祖母家）统统也称作“去乡下”。于是，在“市区”人眼中有一个“市区”与“乡下”的梯次落差，在“县城”人的眼里又有一个“县城”（“市区”人眼中的“乡下”）与“乡下”（“县城”人眼中的“乡下”）的二度梯次落差。在那个年代，上海人中间，并非主要因社会阶级、阶层不同而有城乡居民身份差别形成的等级观念，都市人身份的优越感绝大部分情况下因居住者的地域分布差异而出现的“高下”之别，决定着一些人虚荣和自得意态的舒放程度。直到进入1990年代，上海的“城市蔓延”（the Urban Sprawl Debate）几乎致命地侵袭上海行政区划内所有郊区部分，这种观念才也随着都市化进程的疯狂扩展而被逐渐消解。更不要说细究下去，在上海“市区”内，就还有着“上只角”（有身份的人士或家境优裕人士居住较集中、居住建筑较现代的街区或社区）和“下只角”（类似于“贫民窟”或低下阶层人口密集居住的街区或社区）之分；对“非上海”人，上海人还有着依是否会讲上海话作为区别标志的“上海人”与“外地人”之分，甚至这“外地人”的称谓在这时几乎是明显带有歧视性的。这样的“上海人”不愿意公开宣称、但内心有着一个不事张扬的共识是，“外地人”和“乡下人”因“大上海”都市身份的缺失，而被视作“低人一等”。行笔至此，我常常忆及一种心理性的窒息感，于是，“我的上海”的诞生，与幻灭，此时就成了同义反复的毫无意义！
多年以来面对“你是不是上海人”的提问时，我常常答道：我不是上海人，我是上海乡下人。此刻，这不是上海的光荣，而只是我——一个与“上海”不合作者——作为“不是上海人”的光荣。
令我惊异的最显明的变化发生在千禧年之交。2001年10月，我在离开上海赴美国整整6年后第一次又回到那里，短暂逗留3个星期。阔别上海6年后，我的感受最强烈的变化，不是黄浦江外滩对岸陆家嘴一带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我发现，离开上海出国前所见所闻绝大多数人（除了外来旅行观光者）操的还都是上海方言（上海话），而今所到之处，无论是街头巷尾的贩夫走卒，还是公司写字楼的白领小资，上海方言（上海话）和普通话的使用（流行）程度已经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了，有时甚至感觉普通话更是社会公共交往间的主要语言了。可见，就在我“缺席”上海的数年间，构成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从业的各阶层人员中的外来移民剧增。一个“非上海”的新上海诞生了！
上海宝山一带——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激烈发生的三次重大战事1.28抗战（1932）、8.13抗战（1937）、国共上海之战（1949）的主要战场而闻名——分布着好几家职工数千甚至上万的大型国有企业，我随便举几个在那个“新社会”建设中产业工人甚是吃香的年代因其厂房规模巨大、烟囱高塔林立而令我记忆深刻的工厂名字吧：上海第五钢铁厂、上海第八棉纺织厂（我的母亲就曾在这家工厂当纺织工）、上海第一钢铁厂、吴淞煤气厂、上海硫酸厂等。这些国有企业在最近10多年的上海巨变中，随着中国经济和市场多元化、混合化的转型（当然也随着近年来广受诟病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如今日薄西山已近奄奄一息。
我指出这些，并非为缅怀已经远逝的昔日大工业的上海。恰相反，我正是要指出，在我亲历的上海版图内，上海曾作为中国乃至远东最重要的产业城市，给它的居民也留下了必须正视的创伤性印记。当年从宝山往上海市区方向唯一一条公交线路经过的公路，因为必须从厂区面积达数平方公里的上海第五钢铁厂一侧驶过，乘客经常会穿越自厂区的冶炼车间地带源源不断逸出的呛人的工业雾尘，对这些滚滚卷过路面的铁锈色、橙灰色烟尘的有害性开始认识并警觉的时候，我们的呼吸系统已经可能遭受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传统的粗放型重工业、制造业的企业自1990年代起在上海逐渐退出舞台，要么让位于来自外商（包括港商、台商）投资的集约型技术或资金主导的先进企业，要么让位于非传统工业型的商贸仓储、物流等企业。在上海郊区，在“乡下”，我们少年时代度过田野生活的“疆域”，包括我的外祖母家所在的村落，如今都已经被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资本之手抹掉——我曾经无忧地奔跑其间的、一望无际的田野，被不断圈起、不断围建的厂房、仓储蚕食或鲸吞。
这些年回到上海，我陆续见到一些稍年长于我或与我同龄的同时代人（30年年前或更早些年的校友和同学），我们一致发现，除了如上海宝钢集团（Shanghai Baosteel Groups Corporation）这样的超大型国有企业外，在我们的身边，记忆中的、传统意义上的“工人”消失了，“农民”消失了！制造“工人”的工厂纷纷不存在了，厂址也移作他用了，残剩或勉强维持的工厂绝大部分员工则由自外省农村涌入上海的廉价劳工充当；而培育“农民”的农村也基本消失殆尽（农村耕地和农户自宅建地均被征用、拆迁，统统用于资本运作的其他用途）。这是我作为一个曾经的上海“乡下人”所目击的上海的最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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