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上海啊，土地之上的人们的命运，因土地的命运而彻底改变！
历史不可重建，但历史竟是可以失去的。从城市史、城市规划史的论述中，上海，作为一个近代都市计划的完整规划及体现，曾有过全新的蓝图，并得到了部分实施。如果不是1932年日本侵华在上海的战事以及1937年后中日之间长达8年的战争，还有战后随之而来的国共内战，一个可观的“新上海”不会昙花一现，也许还会完全改写上海的都市空间的大历史。
距今差不多80年前，1929年7月，1949年内战战败而致政权易手给中共的国民政府之所属上海特别市政府（相当于今日的直辖市），当时按照已故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决定在上海市区外东北方向兴建一个新市区，市政行政、经济、文化核心区域面积为460公顷。
非常凑巧，我就出生在上海市区外的东北区位，从小并在那一带接受中小学教育，而我就读的大学也是位于上海市区东北；大学毕业后又曾在一家企业工作过数年，而这家企业就座落在离那个“新上海”仅仅5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说，有大约七到八年的时间，我总是在这个已经消失的“新上海”的“遗址”中间穿行。记得我从宝山的家出发去我就读的大学、后来我就职的那家企业，每每搭乘公共巴士必须要经过五角场一带，这个“大上海计划”历经半个多世纪沧桑后幸存的仅有几个建筑——市政大厦、图书馆、博物馆——都会一一映入我的视野，而它们分别被几所不同的学校“幸运地”利用作它们的空间。规模最大的幸存建筑空间群落就是名为“江湾体育场”的所在，这个1934年落成的体育场曾经举办过中华民国第6届（1935）和第7届（1948）全国运动会。饶有趣味的是，直到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也在那里举行。有的评论不无夸张地将“大上海计划”中的遗留建筑物比作在上海都市灰色丛林中的“吴哥窟”，那也无非是不甘旧上海消逝的惋惜心情在激情强调而已。
当然，如果排除摩天大楼成为都市化唯一的集体想象的拙劣态势，这个规划哪怕从现在来看，它也让人无法不感到其正当的企图心和创意。它紧邻整个旧市区，却又可以利用东北方向延伸到黄浦江口乃至长江口海陆交接处待开发的一整段“腹地”，筑建一个紧凑、有效但又不乏一定发展和扩充可能的中心城市核心形态。商业、住宅、文教、交通及铁路、港口、工业区的安排也有周详的筹划。它是符合20世纪早期中国的“现代化”现实的，如果它能避开战乱而继续受到历届主事当局不弃不离地推展、精细化而得以整体实现的话，那么我对它在中国20世纪大、中城市都市化进程中可能产生的样板性示范作用毫不怀疑。上海的上海，也将因此适得其所。不，失去了过去的未来，偶尔生发几丝“无家可归”的徘徊感，也很正常。这也还是上海！
历史的逶迤走向完全出人意料。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中，于上海登场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数不胜数。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从如今半个多世纪以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诞生，一直到小个子邓小平1990年初对上海乃至中国的社会命运作出的推动和改写，历史击出的重锤似乎落到了上海土地上的，次次都引起了中国甚至世界的震动。
邓小平作为晚期集权主义中国领袖人物中“最后一个巨人”的个人意志，催化了上海这个世界级大都市命运的升级版改变，这是当代都市变迁史所罕见的“个人创造历史”。另外一个无法令人感到宽慰的事实是，在中国，过去十数年来，以下的情形却并未得到逆转性的改变：决定城市规划及城市细部未来真正面貌的主人，并不是由城市规划师、市政专家、社会活动家、社区营造工作者、市政官员、民意机构和市民中的热心人士构成的方案设计、听证、咨询、审批和决策等等的成熟机制，而是任期虽然有限且无确切的选举制度保证但在有限任期内急需“政绩”表现的各级党政机关中少数主要官员。中外人士经常听说、也经常不断从中国官方报道中得到证实的官员贪渎、腐败现象也常产生于此。
无论如何，城市的改造和扩张势不可挡。在大量拆迁的过程中，原址上的居民或家庭几乎百分之百地面临向郊区甚至远郊迁移的命运，原有的城市活体和机理就这样被解体了。尽管自1930～1940年代的战乱起，特别是1949年之后私有财产剥夺和公权力的强力介入，大规模地引起了整个城市居住格局和品质的几乎不可逆的持续恶化，原有的城市活体和机理中相当的部分必须清理与重整，这又几乎是需要几代人的漫长淘洗、过滤才有可能缓解。
对上海，我曾展望这样一种前景：浦西原来以内环线为主要交通线的上海城市旧区中心地带以“紧缩城市”（the Compact City）这样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思路予以再造和更新，而浦西旧区中心以远及广大的浦东地区则在“城市蔓延”（the Urban Sprawl Debate）的都市化的宿命中尽量可控地、有机地寻找发展的生机。比如，曼哈顿（Manhattan）似的陆家嘴金融区平地拔起，我也认为在情理之中。遗憾的是，我心目中的“旧上海”——近代中国历史与人文财富鲜活的精华部分——在我离开中国后的十数年里，它的文脉和气韵被彻底破坏了。
仅仅举一个例子，南京路（Nanjing Road），这条声称是“中华第一街”的商业街，20世纪中叶以来其繁华程度一直为上海乃至中国的翘楚，至今上海地方当局仍雄心勃勃试图把它打造成与曼哈顿（Manhattan ）看齐的亚洲“第五大道”（5th Ave.）。绵延5公里长的商家建筑，它原有的尺度和体量在历史上一直基本保持一致，视觉和身位感上流畅宜人、恰适悠游。1990年代中起的畸形发展，好端端的一条已经建立了自己良好品牌和声誉的商业街，如今却被沿街拔地而起的多座摩天大楼多不断切隔、阻断，空间感紊乱、错杂，甚至拦腰挖空出的大型广场犹如疮疤，人与街道、街道与周边空间环境的和谐比例遭到扭曲和肢解。行走其间，令人有置身哈哈镜前的滑稽感和荒唐感。
记得我大约5、6岁的时候（1960年代），我的父母曾经带我逛过位于南京路的当时中国最大的百货公司（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Shanghai NO.1 Department Store）。我对那次游历印象最深的是，这家百货公司地面一楼进口处向着二楼方向，有着一上一下两架坡道式扶手电梯。这个记忆经验很长时间左右着我对自动化、电气化时代的认知。当坡道式（阶梯式）扶手电梯，已经成了中国大部分都会城市中的商店与公共空间必不可少的代步器具时，当科技-技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寻常百姓司空见惯坐享其成时，现代生活带来的隐形病症却已经悄悄潜伏在我们的意识中了。在单面性的消费快感的洋溢和泛滥中，美感的缺失、智性的匮乏却成了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时的常态。上海，特别是浦西，传统上被称为“市区”的旧上海，开埠（1843年）以来一个半多世纪的历程，其城市及城市生活的样态，在在已风化和积淀成中国近现代社会进程中最大的实体“遗存”，无论如何，其中的丰富性、多样性甚至复杂性，以及再生长、再创造的可能性，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的人们，都是巨大的财富和宝藏，尽管需要深具耐心和富有远见的清理与筛选及重新打磨——这些主要文脉和气韵承续基本完好的街道、建筑，由大量影响了中国、改变了中国，虽人去楼空却音容宛在的历史人物及其生活空间构成的文化财富和人文宝藏，这座城市贯穿历史和未来的时光隧道且最具文化生命力的部分，令人沮丧的是，在过去10多年里被糟蹋、被毁弃。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时代曾经带来的“天翻地覆”悲剧，我们无法制止。但在现代人明白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也可以有所不为的时候，出现“旧上海”的致命消失，那又是另一个悲剧，无非因此悲剧而痛心不已的可能更多是未来世代的人们。
在我遥遥地继续审视和关注上海的最近五、六年间，我逐渐地在香港甚至台北居住的时间也增多了，地理上却也明确地又在迫近上海。上海、香港、台北，两岸三地的三个主要的现代化城市，被冠以“三城记”的命名，有论者试图凸显一种华人世界整合型文化上的想象共同体的前景。香港、台湾，虽然携带各自不同的历史身份，扮演着至今尚未完全卸下的一定程度上的尴尬角色——香港的去殖民化/再中国化、台北的国族意识定位悖论——而作为自主城市，内质上却自足自洽，气脉圆融；现在看来，上海则面临更本质的尴尬，在它急于获得“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的加冕礼的冲动中，因为缺乏文化上的自由感和安全感（它是自1949年起失去，而于1990年代以来试图开始复苏），至今未能建立起它面对世界投来的目光——无论是惊艳还是质疑、挑剔，甚或挑战——都可身姿卓然、挥洒应对的自信和优雅。
幸好，失去了过去的未来，仍然可以期待——因为，未来的主人公正在涌现——上海徘徊，何去何从？答案已经没有意义，我期待的是负责任的行动。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