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开发商陈立新访谈
采访：朱亦民，建筑师，道格玛建筑工作室（DOGMA Architects）创建人之一，任教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现居广州。
刘平，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在读硕士
孙海音，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在读硕士
陈立新，建筑师，开发商，东莞市华建联合体集团董事长，现居东莞。
（会议室）
采访者：我们是从荷兰建筑师库哈斯的《大跃进》这本书里知道你的。1996年他带着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来珠三角做调研，其中有一个美国学生和你有过交流。他们给你一个绰号叫“陈半城”，因为据说当时东莞市面上的房子有一半是你设计的。今天我们通过当时参加调研的一个哈佛学生找到你，很想了解一下你这十几年的历程，作为中国建筑师的一个缩影，一个样本。
陈立新：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我是比较特别一点，和其他的建筑师还是有点区别的。
采访者：我们刚才去现场看了你公司的很多设计作品。你现在有好几个不同类型的公司，应该说不完全是一个建筑师吧，已经跨到很多的行业里。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
陈立新：其实我这些年的经历都充满偶然性。首先我大学毕业回到东莞就是挺偶然的情况，因为当时我是华工88届的优秀毕业生，可以随便选单位。我也不知道选哪里，我老爹说回东莞吧，我就回来了。在东莞设计院当时我是第一个本科建筑院校毕业分配回来的。反正是水中无鱼，虾米第一。
那时候整个市场都是挺乱的，不是很规范，“炒更”特别多。在设计院上班是副业，回到家“炒更”才是主业。我们做设计包括“炒更”的时候都是甲方提着钱过来找我们，这么好的市场为什么不自己出来做呢？于是自己出来做，开始一直挂靠国营设计院。
（康华医院总体模型）
（雅名轩样板房）
19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我们本来预计设计单位会有一个业务量的回落，一个低潮期。结果没有，我们每年设计量都是以20%、30%这样的速度增长。但是会产生设计费拖欠。那时甲方欠我们设计费还挺多的，加起来有三、四千万。其中最大的债务人是东莞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我们那时候已经差不多有一百多人了，自己要用办公楼和宿舍。既然如此还不如我们找块地叫他帮我们建房子，就等于把欠我们的设计费用在盖楼上。快要盖好的时候想到，这个楼其实是可以卖的，于是就打算卖掉一部分。当时是想收回成本，剩下的给自己用。结果一卖起来就全卖完了，这样就进入了房地产业。我们第一次做的项目是在宏远，不是有一个广东宏远嘛……
采访者：搞篮球甲级联赛的那个？
陈立新：是。因为宏远当时的资金流的状况也不是太好，也欠我们的设计费，然后我们就拿他的地作为补偿，开发第一个项目，是一栋办公楼与宿舍混合的建筑，大概一万平方米。差不多从1998年开始到2000年完成。这是我们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我们当时主要是做写字楼，就是“华凯”系列。第一个就是华凯大厦，就在旁边，接下来是华凯豪庭和华凯广场。
这种开发对我们搞设计也有一个很正面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准确理解写字楼在市场上的定位，对住宅项目的理解也很有帮助。房地产开发对我们来说，第一是可以作为我们一些设计研发项目的实验；另外，对我们设计业务的市场竞争有好处。因为有房地产业务，我们就不仅仅是设计者，还是策划者，然后还会做工程细节方面的服务。相对于其他一些纯粹做设计的设计院来说，我们提供的是房地产业的全程服务。
目前我们最大的盈利的产业就是开发这部分。我们开发的团队经过了差不多十年时间，现在很稳定，有一套标准化运作模式。我们自己开发的那些项目，由团队按照标准流程去进行运作，基本上投入的精力很少。这个方向稳定了以后，另一个方向就是做建筑材料方面或者是构件方面一些标准化的研发，包括一些电料系统。这种研发其实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产品设计。关于产品设计，我在十年前就觉得设计院应该慢慢地往这个方向去转了，因为整个设计行业总有业务量萎缩的一天。
设计业务这边我们还是主要做住宅、办公楼、医院，还有工业建筑。这是我们设计院最强的四个类型。从今天来看的话，我们对这四个类型的理解也确实比别人深刻得多。做康华医院也是挺偶然的，之前别人找我做医院的时候，我说没有经验，但这个开发商跟我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就试了。从那个项目开始一直到现在，应该说，我们在全国医疗建筑设计方面也是有点名气的。
采访者：你是哪一年从东莞设计院出来的？
陈立新：我是1993年出来的，其实也没完全离开设计院，两边都在做。
采访者：那你相当于从1988年到1993年，差不多六年的时间，一直在东莞设计院？
陈立新：对。
采访者：听说你出来之后是用了广州一家设计院在东莞的分院的牌子，用了大概多长时间？
陈立新：很长时间。好像是到2001年或者2002年，我们才用现在这个设计院的牌子。这个设计院当时没活干，我们就把它收购过来，然后再改制。
采访者：你收购的时候是乙级院还是甲级院？
陈立新：乙级院。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升为甲级院。
采访者：当时收购花了多少钱？
陈立新：这个不便透露。
采访者：你介入到房地产这个行业里面去，开始是因为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从1998年一直做到现在？
陈立新：是，几乎是每年三、四个亿的销售量。
采访者：单是房地产？
陈立新：对，单是房地产这一块儿。
采访者：那设计这一块儿呢？设计实际上成了副业？
陈立新：也不是副业，我们整个企业叫联合体，每一个公司有它独立的运作体系。但是我们是利用这么多的公司联合在一起的各方优势去共同开展业务的。
联合体当中设计人员最多，整个联合体大概五百人吧，设计占了三百人到四百人。房地产部分的人员不多，就三十几个人。还有产品研发这一边，到目前为止也就是十几个人，很精干。产值最大的人员最少。但设计这个本行是放不下的。
我觉得设计是一个手工劳动，一个设计师一年拼死拼活，即使24小时36小时这样的工作强度，工作量也就只能这么多。但是从管理方面看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人能不能形成一个整体。设计院始终都是人进人出，人员流动频繁。我们每年的流动人员不超过5%，已经算很稳定了。规模越来越大，每进一批新人，综合的素质就会往下走一点，怎么保持更长时间内的一种相对较高的素质，这是最难的。做设计院是要占用很多的时间的。而且要细分市场的话，投入很大。
采访者：1990年代初你刚从设计院出来的时候做设计，与现在相比，感觉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陈立新：以前，从业人员比较少，素质普遍来说比较低，信息闭塞，这是没法短时间去突破的。那个时候社会关系好，接的项目就会比较多。但对于设计质量的要求并不是那么严。甲方看重的是速度和成本。其实当时我们搞设计的民营企业也是从三大方面去控制，就是效率、成本、质量。而现在这个顺序反过来了，质量第一，速度与成本排第二位。社会关系也已经不是首要的了。就我们集团内部来说，自己开发的项目也不一定给我们自己的设计院来做，比如说前期策划或者方案设计的时候也会招标，找好的设计院去做。
曾经有开发商第一时间认识我，把项目交给我做。做完一个后觉得可能还有其他人更好，就去找别人，但第三个项目的时候又回来给我们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比较了服务和质量，觉得我们走的路子或服务方式比较有竞争力，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的客户非常非常多。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对设计质量和深度的要求要不断提高，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我们的同行当中可能一半以上还是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他们是做项目不是做公司。这样的话，某一个项目如果由公司里一个好的建筑师去管理或设计时，可能会做得很好，如果不是就不行。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