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学城的功能看上去很单一，就是一个“教学城”，里面的流动人口也在不断更新，但它能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消费群，学生可以完全不用进城，他只要每天去图书馆看看书，在篮球场打打球，就基本上OK了；而且很多大学之间可以有参与性，学生可以到其他学校去听课。这种城市结构其实很单一，它的学生主体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流动比较稳定，能够每年有进有出；而且还能够养活大学城里的几个城中村，这些城中村能够提供一些学校没办法提供的服务。
南沙的问题，我觉得目前主要是交通问题，计划中的一小时经济圈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如果能够实现一小时、甚至时间更短的话，人口还是会继续到南沙。另外，进驻的企业也没有完全落成，落成的企业也没有真正形成规模生产；过来的人口不能马上在这里找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的人也不能够形成南沙的主要人口……这些都需要一个孵化的过程，因为南沙作为一个新城是比较独立的。
刘珩：很有意思的是，我们重新回到一小时经济圈。南沙作为一小时生活圈的几何中心，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城市？我觉得这跟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很有关系，我到深圳、到广州、到香港都是一小时，但我到这些城市有不同的目的。我到深圳很多时候是公务，不在深圳住；我在香港住，但我的事务所主力又在南沙，其实目前在南沙又没有业务，没有正常的生活内容，所以我觉得南沙只是一个想象中的中心，实际上它又是可有可无的，没有承担一个城市所需要的任何一个重要功能。从深圳到广州，要经过虎门大桥，必须要在南沙经过，但你不需要在南沙逗留。这种情形下，南沙作为一个地理几何中心和想象的中心，跟它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实际上的生活中心，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距离，它会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市？
姜珺：未来南沙的主体人口，是由目前设计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配套形成的就业主力。产业要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就是珠三角传统的转口贸易、出口加工这些内容，启下就是比较独立的制造业、加工业之类。这些产业必须要靠一小时经济圈的区位优势来展开物流，然后它的服务也可以相应围绕这个经济圈展开。
刘珩：但目前我感觉到，你刚才谈到一小时经济圈这种感觉，从一种最短距离的运输的可能性来考虑，把产业物流放在南沙其实是最合理的。但是如果把人放到生活圈这个位置上，我觉得这个又会产生另一个可能性，如果把南沙想象成一个“卧城”，住在南沙，工作地点可以是在深圳、广州、香港、珠海，那会不会还有这种反向的可能性，或者是把所有的工作都放在南沙，而人可以住在深圳、广州、香港或对调。人不就是工作和生活两个头嘛，你怎么去分配这一小时？这是个想象了，你可以把中心想象成一个“卧城”，你的工作地点是在一小时之外。这是一个空间分配的问题。另外可能还有第三个可能性，广州有自己的工作、生活圈，深圳或珠海也有自己的工作、生活圈，大家都不需要南沙。其实这是另外一种scenario（情节），现在就是按照这第二种情况发生，所以南沙最后可能只是一个物流中心或是换乘中心，而不能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中心。
姜珺：生活方式还是要培育的，需要有一定的住户。如果只是把南沙当成一个工作地点的话，到了晚上基本上就没有活力了。南沙的规模尺度决定他必须是一个混合型的、相对独立的卫星城。城市的吸引力很多来自于第三产业，尽管它的第二产业可能非常好，但不会特别吸引人，只不过是生产工具而已，而第三产业是很有吸引力的。但这个不能去规划它，只能去引导和培育，继而形成一个有品质的社区环境和公共空间，然后人们才会觉得南沙值得呆，值得在这里生活、工作。这肯定是需要时间的。
刘珩：对，我觉得这个是三、四年以后的事情。大家也在讲差异化的发展，就是说广州跟深圳的发展肯定是不同的，澳门跟香港的发展肯定也是不同的。深圳跟香港一体化，广州跟佛山一体化。这种东西无形中又把南沙边缘化了。即使是有一种培养的机制，慢慢地发展起来一种社区，其实这种社区的身份是很模糊的。现在再想，南沙可以是一种什么状况？现在大家在谈深圳、广州，但你去这些城市，都需要经过南沙。大家都经过它，但它还是在继续边缘化。在空间上怎么去考虑南沙的地位？
姜珺：广东真的要把广州-南沙变成一个重要的轴线，区别于广深港轴线或者是广珠澳轴线的话，它其实要做的还是整合这两条轴线，以及现在正在做的港澳这一条轴线。珠三角的三边都完型了，三条轴线的关系都理清楚了、分工很明确的时候，南沙的重要性一下子就出来了。过去很多年里，珠三角是各自为政的，有很多重复建设，这些年就开始鼓励优势互补、错位竞争、联动发展。广州跟东莞有一定的分工了，广州与佛山开始实现同城化了，深圳和香港开始加大合作了，广州和香港的关系也开始摆正了——广佛、深港这两个珠三角东翼的城市圈定位逐渐浮出水面了。当这条链上的产业分工和城市定位都明确的时候，南沙的作用就清楚了。另一条轴线就是广佛到珠澳，目前也在整合，下一步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后，这条线会慢慢地热起来。
“环南沙”这个城市圈完型以后，南沙的作用就浮现出来了。我觉得霍英东看到的主要是这一点。他看到的是一个几何空间，这个几何空间起作用是建立在整个环南沙城市带的成型，南沙真正作为一小时经济圈的几何中心，对周边资源起到一种调配作用。从南沙经过，你很明确能够为你经过的人起到什么样的中介和调配作用。那些想调配整个城市带的产业能够留在南沙。现在东边这条已经趁于成型了，西边和南面的两条边也在成型当中，指日可待。
刘珩：珠三角的这种同城化，随着快速铁路的形成，到2011年基本上都已经完成。珠三角的这种模式，跟长三角和渤海圈是不是还有很不一样的东西？
姜珺：很大。主要是行政上的差异非常大，地缘上的差异也很大。地缘差异，如果是讲外向型经济的话，环渤海就不是那么明显，反而是内源型经济占主体。珠三角和长三角相对来说比较接近。
行政关系上，珠三角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省份比较少，复杂的是有两个特别行政区；长三角省份比较多，却有个直辖市作龙头；环渤海有两个直辖市和几个大省。这三者比较起来，长三角应该是比较好操作的。它有一个直辖市、两个省，直辖市的级别高一点，它在统筹两个省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说比较有执行力。珠三角的情况不大一样，理论上谁都不服谁，东莞不一定服广州，广州也不特别服香港，深圳作为“准直辖”也不服广州，这是各个为政的根源。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教训，它们之间慢慢地形成了共识。在环渤海，理论上北京是可以统筹一切的，操作起来主要在于中央决定要在环渤海这个大的经济圈里面，以“举国之力”要施加多少力量。这力量大到南水北调、西气东送，大到要统筹北方很大范围里面的几个省，这个范围比长三角要大很多。它的力量也在于和俄罗斯、韩国、日本等附近的几个大国之间的利益分配。它自己内部的几个城市之间，目前来说有很多定位上的不稳定。譬如说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全能定位；目前定位看上去比较清晰的天津，在工业和港口方面又跟唐山有重合。我觉得这些都是定位上有风险。北京的角色在于，它可能需要以行政规划的手段来统筹谁先做什么事，谁之后做什么事。首钢必须要搬迁到哪个地方，煤必须要从哪出去，铁矿石必须从哪出去，挖湖要先做哪一块，循环经济先在哪里实验等等。这些都是宏观调控。北京需要有首都的实力，平衡各个地方的关系。
刘珩：现在回归到珠三角的问题上，我们讲一下对“后普通城市”的理解。其实这个名字是源于我前段时间对顺德沿江工厂厂区改造的课题。既然库哈斯讲到普通城市，我们再讲“后普通城市”的珠三角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它是产业升级版的普通城市呢，还是珠三角的城市还会走向差异化，形成一种更加有意思更加生猛的城市群体。这两种可能性是不是还存在着？
姜珺：我觉得差异化肯定还是存在的。以前的这种差异同时又在恶性竞争，以前那个问题是同质竞争，慢慢变成差异竞争。然后又变成一种差异的联合，就是错位竞争。这种联合导致共赢的局面，可能会使得这种差异化更加加剧。其实是越有差异就越有竞争力的。
刘珩：这种差异会对城市空间带来一种什么关系呢？因为作为建筑师，我们总想三年后我们再接手这些案例的时候，在做城市设计、建筑设计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我觉得目前的这种差异并没有给城市空间带来那种直观的不同感。
姜珺：我觉得还是有的。首先比如说香港，我觉得整个珠三角没有一个城市像香港那样，其他城市没办法跟它竞争。广州肯定是华南的中心城市，华南的大部分资源都往广州跑。深圳肯定是跟香港捆绑起来，而且为香港提供它的文化、经济，然后把香港的行政经验或者其他国际经验、金融方面的经验吸收进来。深圳可能跟广州和香港很不一样，它更像一个中国版的香港，但在中国版的香港里又掺入了大量的北方文化的因素，可能它更有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可能弥补香港在文化上的千篇一律。香港的城市空间要是漫游的话，还是很有趣味的，虽然在空间内部其实没有太多的内容，但是整个城市空间有非常强的创造力。香港的核心竞争力是他有一个行政特区的身份，很多从北方过去的精英在那里藏龙卧虎。如果东莞未来还是走制造业这个路的话，它依然还是一个世界工厂，它必须要很快地走向自我转型。
刘珩：你刚才说的香港，我觉得以会展这个功能来展开谈会很有意思。香港本身集东西方两种文化，有不同的政体，有开放的机制，它自动引发了空间的某种活力，跟大陆是不一样的；像充分借用机场这个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空间来拓展，机场能够带动其他一些社会的功能、旅游的功能，它已经朝这个方向发展了。这些附属功能是依附于基础设施而引发的新的城市空间，再加上一种灵活的政体，使得香港的会展中心能够带有多元性。
但反观深圳和广州，现在都在搞会展，像白云会议中心、琶洲会展中心，但还是以一个孤立的和单一的“岛”的观念来建设，大家都在拼一个“大”，拼有几家五星级酒店。深圳在会展功能上跟广州还没有太大的差异，还是存在对同一种资源的单纯竞争，所带来的城市空间也是比较相近的。所以从长远来说，你所说的差异化，我觉得是在同样资源的竞争上去体现和理解附加功能的差异化而产生的综合竞争力。我觉得将来在珠三角还是要通过综合竞争力来寻找差异化，而不是这种单一功能上的差异。
姜珺：刚才说的那三个经济中心，还是有各自的综合竞争力的。广州主要是广交会，深圳的高交会，都是南中国的高新技术中心；香港的会展相对来说比较综合，但它没有像广交会、高交会那样的规模，在短期内它没办法取代广交会的某些功能和作用或者高交会的储含量，所以它肯定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会展。所以这三者还是各自有竞争性的，都代表了自己城市的核心定位，还是属于综合竞争力的部分。不过香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基础设施肯定已经是高度发达了，而且很多方面比内地城市做得要细，所以在体现综合竞争力方面显得比较突出一些。
我觉得“后普通城市”，库哈斯的观点对于某些亚洲国家可能并不太适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你想让它普通，有些城市还普通不了。我觉得中国这种文化，不那么简单会被全球化同化的。在北京，不管空间建成什么样子，就算把整个城市拆了，只要你还留着那帮人，他们还是那么一圈个性很强的北京人，很难被全球化。这个跟上海的殖民化不大一样。空间在一个很难被同化的城市里面，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空间摆在那里，更重要的是在空间里进行的东西。文化对全球化其实是有一种反抗作用的，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它也完成了当地化，未来越具有全球化可能性的城市将越当地化，因为他不得不与其他全球化、普通化相互区来实现它的全球化。它身份的取得是跟当地文化不脱节的。
像会展中心、码头、机场这些直属全球化功能的设施又往往是非常有限度的全球化，它大部分都是自我更生、自我完善的过程，所以它内部具有当地性的文化活动。我觉得未来的文化，当它需要重新推广的时候，它必须要先完成当地化才能完成推广。当时我去蒙古，恰恰是当时濒临灭绝的蒙古音乐，他们才能够到处巡演，寻求到了经验。当年那些通过模仿欧美的乐队的那些可能已经消失了。
刘珩：我觉得像你这样去定义文化，可能反映是对公共空间的认同和使用上。当你说到机场、码头、会展中心这些由功能来定位的城市空间，它有它自己功能的界定，在这些界定的功能空间里，大家有共同的目的和模式语言，甚至连装修都是一样……像麦当劳。只是现在换成了Ritz Carlton Hotel，Guggenheim Museum，Zaha Hardid’s Opera House or Norman Foster’s Airport等等。只有这些全球化语境空间或符号以外的公共空间似乎才存在地域化的可能性，才能够引发出人们跟当地结合得很紧的一种生活。
姜珺：在中国很多政府下的功夫没用，但事实上从结果上来看，还是有很多公共空间让大家来唱歌跳舞，完全不了解中国的人是没办法想象的。
刘珩：是的，规划做得再好再Sophisticated（不落俗套）再超前，也没有中国人自作主张的创作性来得及时和有效，到头来就是乱改一气，最后得到的往往是一个当权者事与愿违但老百姓们喜闻乐见常用的结果。我们中国人很善于也很乐意自发地决定如何使用这些公共空间，这也是中国人为什么外表看似乎容易接受全球化，但骨子里根深蒂固地demand自己觉得舒服的生活方式。我想这种随意性和变通性就是地域文化得以保留的基础，也是城市空间地域化、个性化的再生前提。明白这些local demands，我想是决定未来中国城市规划和发展走势的关键所在。所以，目前我们急需的中国式或者地域化的规划应该是一个更加简单更加框架式的游戏规则，像临时规划、临时建筑或临时发展策略等，我想可以成为当下一个设计尝试，也许这种尝试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有别于前30年的更自在、更有生命力、更具全球传播力的The Other P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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