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寇
鼓楼公园
天黑了。
其实，天黑了，天也不黑，呈蟹壳颜色，且蟹壳状。晚饭时，弟弟还没有回来。我们先吃了。
并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要准备一副空碗筷摆桌子上防止他突然闯进门。不是，绝对不是。那是电视上的景象。当然，电视还在新闻，还没到类似情节的连续剧。母亲在厨房洗碗筷的声音甚至比电视的声音还大。把电视声音搞得这么微弱，是习惯。习惯源于我和弟弟念书的年月。也就是怕影响学习什么的。其实父母不知道，这样一来就好像他们在偷偷摸摸享受精彩的电视节目，而把我和弟弟关在各自房间里搞什么寒窗苦读。这是不公平的。当然，这是以前的事了，不提了。现在的问题是，电视声音这么低，从来没有高过，总是这么低，我们就得在沙发上少挪动屁股，尽量不动，动也都小小地动。沙发是人造革的，即便真牛皮的吧，屁股一动，也吱啊吱的。唉，电视里面的人总是奄奄一息、气若游丝。说实话，父亲呼吸的声音也太大了，有时还打起唿哨，让人以为他睡着打鼾了。告诉你，不是，你用余光瞄一下就能发现他的眼睛里是电视镜头。
电视声音真低。其实我多么想调高一点，让电视里的声音充满整个家，遍布每个角落。
然而，我是个听话的儿子，因此，我几乎从来没有看明白过电视内容。父亲也一样，他眼花耳聋，昏昏欲睡，根本就没在看电视，根本就不在乎电视里说什么。电视对我们来说什么也不是，我有时想，用张画在放电视的地方代替一下大概也行。但事实是，我们天天要看电视，天天看，一天不落，电视剧也一集不落。所以企图用张画代替肯定不行。有天晚上几栋楼都停电了。在昏暗的蜡烛下吃完饭，母亲因为没电，因为没有客厅里的电视的微弱的声音，在厨房里居然懒得洗碗；父亲呢，他焦躁不安，索性从卫生间找出那个断了一条腿的小板凳到外面坐着去了。那小板凳是母亲专门用来搓洗衣服坐的，她把四条腿的凳子坐成三条腿，可知年月之久。她对三条腿的情况相当习惯，如果突然修好了那断腿估计她还觉得不对劲，以至衣服洗不干净。父亲也是知道这凳子的情况的。最早那条腿断掉的时候，母亲叫他修，他忘了修，后来母亲习惯了，不再嚷着叫他修，所以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忘个一干二净了。但是，即便知道那凳子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的父亲还是没坐稳，滑到了地上。后来他又努力了一番，总之因为不习惯而始终坐不稳，只好把它丢在一边，坐小区花坛冰凉的水泥台子上了。对了，那天弟弟也在家吃的晚饭，但因为停电，碗一丢他就出门了，甚至连嘴都没有擦一下。我还记得他往外面走的样子，只见他边走边抬起一只手擦嘴。我知道，你和他一样，是用手背擦嘴，然后用另一只手去搓那个油污的手背，及至搓出许多条条来，掸一掸，比原来更干净了你的手背，不是吗？
要交代的是，我们住在一楼。我们的阳台（如果它还算的话）下就是用以绿化的花坛和草地。为了进出方便，我们把草地踏出了一条雪白的小路。弟弟如果此时回来，他就应该从这条小路上走。但他还没有回来。停电那一天，他就是从这条小路跑掉的，父亲当时也就坐在这条小路旁边。还有，那天我们对面的楼没停电，灯火通明，光线照过来，从黑暗的家中看父亲，他就像坐在一片月光之下。
“你觉得萨达姆会不会被判死刑？”父亲突然掉过脸来冲着我的方向问。
说实话，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既然父亲问到，我只能重复电视里一些专家的预测。我说：“判死刑很有可能，他干了那么多坏事，杀了那么多人，杀人偿命啊。”
“哦，”父亲听了我的话有点不高兴地说，“有谁看到他杀人了？”
“这个，当然没有了，不过，他不点头谁敢杀人呢。”我说。
“但他确实没杀人啊，怎么说杀人偿命呢。”
“那，”我只好说，“那他可能不会被判死刑。”
这是我和父亲交谈的习惯，他上了年纪，跟他争个什么争呢。
“我也觉得他不会判死刑。”他听了我的话，显然有点高兴了起来。他用“也”字就是把我对他的迁就当成我的意见，从而他的意见也便跟我完全一致，说，“你想想，萨达姆，这个名字电视上都说十多年了，怎么能说死就死呢。他死了，以后就没有萨达姆了。是不是？”
“是。”
“就是。”
这时候母亲终于洗好了碗筷，一边撩起围裙擦手，一边走进客厅，问：“老头子，你说什么呢。”同时，母亲也看了我一眼。
萨达姆离我们太远了，他跟我们没关系，所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跟母亲说。如果说我们在谈论萨达姆会不会判死刑的话，母亲肯定嘴一撇，催我们少浪费时间，赶紧洗脚去。既然我们知道自己说了实话后会得到这个结果，那么我们就不说实话。父亲对她说道：“没啊，没说什么啊——他弟弟打电话回来了吗？”
“我怎么知道，”母亲很不高兴地看一眼就在父亲身边的电话，说，“我不一直在厨房吗，我还要问你呢。”
“没有，他没打电话回来。”父亲肯定地回答道。
母亲于是也坐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她眼睛盯着电视，用手去拿父亲那保温杯，喝了一口里面的茶水，说：“这么苦，你晚上还要不要睡啊。”但她眼睛并没有离开电视，并且又喝了一口。
这几乎是每天晚上都重复的问题，父亲已经懒得回答她苦不苦睡不睡的问题。然后，两个老人不再说话，继续看电视。
弟弟已经有半个月没回来了。这很正常，有一次他整整三年没回来，原因是被抓去劳改了，去年才放回来。不过坐牢对他来说没什么用，放出来后他还是在外面瞎混，动不动就跟人打架，我们也管不了他。记得他坐牢的时候，每次都是我去看过他。要坐很长时间的汽车，在城南的山窝里。每次我都给他带了几条烟和一些吃用什么的。他低着头也不看我，始终保持这个姿态问些家里的情况，我都如实回答他。他听我回答时仍然低着头，使我总觉得他根本没听，所以我的回答也显得很不热情。不过，这也不能怪我们兄弟，家里还是老样子，每次回答都差不多，除非我们家的老头老太突然又给我们造出个小弟弟或小妹妹来。然后我们就什么也没说了，直到狱警说时间到，他就站起身走了。在走的时候，他才像突然想起似的掉头对我说：“你找个对象结婚吧。”
我至今没有对象，更不用说结婚。我是航运学校毕业的，在轮船上上班，看不到什么女人。这基本是个借口，比如我的同事大多结婚了，没结婚的也有女朋友。我没有女朋友没有结婚是我的问题，而不是工作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我要毫无廉耻地对你说实话：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童男子。
弟弟如果哪天在家，而且我们都在家，他就会开玩笑的对我说：“你不结婚我就也结婚不了，我总不能先你结婚吧。”我就说：“那有什么关系，你看到好的姑娘，觉得合适，就结婚吧，免得爸爸妈妈烦神了。”父母就跟在一旁说：“就是，结婚了有老婆管你就会好点了。”弟弟这时候就笑。
这大概是我们兄弟长大后家里最幸福的时光了。当然，父母这时候也会忧虑起来，我们家就三室一厅，如果结婚，会很麻烦。人家姑娘谁愿意和这一大家子人住一块儿呢，即便愿意跟父母住一块，又怎么能跟兄弟住一块呢。所以，要结婚只能一个人结婚，一个人结婚了，另一个人就得搬出去住。父母的意思是，我再积蓄几年，找个条件相当的姑娘，合两人之力，再贷点款，买个小点的房子也行。如果弟弟能先找到姑娘，也这么办。只是弟弟好吃懒做，也不上个班，在外面也只混张嘴，跟狐朋狗友蹭个饭而已，他怎么能买得起房呢？除非他找到个富婆，但富婆又算个什么呢，肯定是二婚头，我们好好人家娶个二婚头的女人像个什么样？另外，父母也有这么个意思，那就是他们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帮助我们兄弟了。父亲内退，工资很少；母亲下岗，只吃个低保。这些钱也仅仅供家里水电吃用。
到了九点钟，我们就关电视各自睡觉了，这也是许多年来养成的习惯。这时候弟弟还是没有回来。父母已经上床了，我就到弟弟房间转了转，他的被子叠得很整齐，当然，不是他叠的，他从小就不爱叠被子，所以他不会叠被子。与此相关，他也不会叠衣服，不会洗衣服，不会洗锅碗，不会做饭，不会买菜……从小到大，如果父母来不及做这些家务，作为哥哥，我当然要把它们给揽下来。弟弟会什么呢？他什么也不会，连打架也不会，每次都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人又瘦又小，你叫他能干什么呢？他的力气也没有我大。有一次父母看他回来了，叫他和我一人一头把衣橱抬个位置，我抬起来了，他抬不动。在他床肚下就是那对哑铃，把手全是灰尘，很显然，他也只心血来潮才玩一下子，如果他坚持每天玩，力气可能会长一点点。可惜他不坚持玩，甚至一个月在家里呆不到几天，想坚持玩也没机会。唉，其实我弟弟真是百无一用的人，我真不知道他能干什么，书没怎么念过，力气也没有，他不在外面这样瞎混又能干什么呢？我是说，有时侯我真觉得他瞎混是对的。如果我是他那样，也瞎混去。
他的那张念书时的写字台上至今还贴着当年的画片，卡通画片。墙上呢，也贴的全是肌肉发达的电影明星。有一个电影明星的胳膊上刺了条龙，弟弟的胳膊上也有这么一条龙。当然，如你所知，弟弟胳膊上的龙刺的不好，有些地方很糊，看不出个所以然来。那条龙又瘦又软，这大概主要是因为弟弟的胳膊太细了吧。这条将死不活的龙提醒我们，我的弟弟是社会上的一个渣滓。我很同情他，我不知道他活着有什么意义。好吧，不谈意义，他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说心里话，我有时真希望他在外面被人打死算了。父亲有时生气了也这么说，虽然母亲要伤心流泪，但他死了有什么不好呢？很好，家里再也不会因为他而搞得鸡犬不宁，所有人自此不必担惊受怕。
当然，这也只说说而已。他毕竟是父母的儿子我的弟弟。有一次，他被打了，回来的时候我们正好在吃晚饭，他进了家门，浑身是血，站在门边看了我们一眼，就顺着门框倒在了地上。我们赶紧丢下饭碗，我背着他，父母站在路心拦车。一路上我们不停地喊他，小名大名官名学名绰号……希望把他喊醒，但他一直不醒。我们就这么一路流着眼泪把他送到医院。后来医生说，再晚半个小时怕是命就没了。我们听了这话当时感到是多么幸运。弟弟被我们救活了，他没有死。那段时间，我们买最补身体的东西让他吃，希望他尽快恢复，甚至长胖。后来出院，他还真的胖了，我们把他接到家时还放了好几挂鞭炮。那真是一个喜事啊。
我回到自己房间。有点茫然地坐在那里。我虽然从小听父母话，念书也还好，航运学校毕业有了工作，可我总觉得自己很笨。比如我总是没有女朋友，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过女朋友，没有一个女人喜欢我。每想到这个我就非常难过。我只有暗恋女孩子的经历，却没有和女孩子单独在一起过。我没有碰过任何一个女人的手指头，我不知道女人的身体究竟跟自己的身体有多大区别。再对你们说一次，我是个上了年纪的童男子，是一个连淫秽光碟都不敢看的老男人。我有时很恨，我不知道该恨谁，所以我就恨父母，恨弟弟，恨这个家。我恨父母无缘无故地把我给生了出来，恨我为什么不能像弟弟那样逍遥自在。我甚至在心里秘密地想过，自己哪天半夜爬起来，去厨房拿菜刀，趁他们都睡熟的时候，将父母弟弟逐一砍死。当然，这个罪恶的想法让我非常痛苦，甚至第二天早上不敢看他们的眼睛，羞愧之极地抢着事情做，希望用以赎罪——虽然它始终也没发生。
对于这些，我自己也分析过，可能我的性格太软弱了吧。就像我力气明明比弟弟大，可半上年那次打架，我还是被他打得要死。说实话，我完全可以把他打死，然后把他的尸体举起来扔到门外。可我只是可怜地用手臂想去遮挡，这是徒劳的，于是我就蜷缩在客厅的磁砖地面上任凭他拳打脚踢。也正是因此，我才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的，在探亲假还没结束之前就回到了船上。因为没有事干，回到船上我只好坐在船头一个人哭。好像长江的水就是我这样的人哭出来的似的。我坐在船头使劲想开心的事，希望能使自己不那么绝望。我想到自己高中时候喜欢一个叫李莉的女同学，我只喜欢过这么一个女人，迄今为止，我仍然喜欢她，而且越来越喜欢。当然，我的情感对她而言是不存在的。记得那年学校组织去鼓楼公园春游，我们排着队进入大厅，去看四壁上的书画。鼓楼公园很小很小，看那些书画是惟一的游览项目。事后，许多同学都表示对这次春游极其不满意，但那是我终生最怀念的日子。因为，排队进入大厅的整个过程，我都站在李莉的身后，她当时扎了个马尾辫，脑袋左右晃动，辫子就扫到了我的脸。可以发誓，我到现在都能记得她头发的清香，只是嗅觉无法用语言表现，无法让你们闻到那股清香。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在当年的日记中我记录了这次春游。日记本就在我的抽屉里，我翻出来让你看：
1995年4月21日 晴
今天天气真好啊，老师带领大家去鼓楼公园玩了。鼓楼公园没什么玩的，就是从这个古建筑的大厅里过一下，看一看墙上的一些书法和国画。我不懂这些东西，谈不上喜欢还是不喜欢。可我今天很高兴。
我说自己很高兴，但没有说自己为什么高兴，现在我说了，是因为李莉。当然，我知道李莉毕业以后去了电信局上班，现在已经结婚了，而且还生了小孩。我坐在船头想到这些，想到李莉，这个早已结婚的高中女同学，她在岸上，在那些鳞次栉比的楼群里的某个窗口下和自己的丈夫孩子过着日子，当时我的心里有种温暖的东西升了起来。然后——就是你所能理解到的——然后是让我彻底崩溃的悲伤。
我把日记本合上塞进抽屉的时候，外面门锁响了，是弟弟回来了。
没想到，他还带回来一个人，一个女孩。看样子二十三四岁，头发染黄了，牛仔裤有许多说不上来的洞。弟弟叫那女孩别说话，然后蹑手蹑脚带着她去了自己的房间。我能听到他们在干什么，床在摇晃，有节奏地撞着墙。然后我听到父亲咳嗽了起来，他一醒就会咳嗽。他肯定是被弟弟房间里的声音吵醒的。他站在弟弟门前使劲敲门的时候我也站在了他的旁边。
我说：“爸爸，求求你，别敲了。”
可父亲根本不理我。他继续敲。在母亲也站在我们之间的时候，弟弟房间的门突然猛得被他打开了。我们看到那个女孩用被子捂着自己，而弟弟只穿了一条内裤。他目路凶光地扫视了我们一眼，恶狠狠地问：“他妈的，谁敲的？”
父亲当即给了他一个耳光，说：“老子敲的。”
弟弟毫不犹豫地回了父亲一个更为响亮的耳光，然后砰地把门关上。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母亲扶着像僵尸一样的父亲在那里大哭。我不想听到这些看到这些，我迫不得已地往门口走。我听到母亲隔着门对弟弟吼道：“畜生啊，你哥哥永远也不会像你这样。”
弟弟的门又开了，我回过头看着他穿着内裤走了出来，然后在我的面前停了下来，我甚至在逆光之中看到他眼睛里有泪水闪动。他从墙上摘下我的碳笔画像，猛得砸在地上，使劲全身的力气吼道：“他已经死了！”
我赶紧走出家门，你知道，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一）（二）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