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朱
采访时间：2007年9月18日下午
采访地点：南京艺事后素现代美术馆
被采访人：严力
采访人：朱朱
朱朱：你曾经说过，感觉你的人生中有很多的经历，好象是历史有意把你搁在了里边。
严力：对， 70年到85年这十五年在北京，文革前小时候在上海。85年去了美国，85到95年的时候美国又是特别热闹，95年以后就经常回来，97年又在香港。三十年，那个时代的一些人和事，都能作为一个亲历者、一个见证者，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
朱朱：回到星星这段时期来，因为你是文学绘画两面都有，你对这段历史拥有一个双重的视角。
严力：对，我有一定的发言权我自己认为，因为我都经历了这些事情。
朱朱：星星那段时间，从你当时的记忆来说，北京或者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氛围怎样，我们可以从这谈起。
严力：讲这个氛围首先要讲北京的青年文化圈子，北京有这么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它有各大部委，都是中央机关，这些子弟他本身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会有互相认识的人串在一起，当年在北京的这些青年圈子里你会认识很多的人，各类人，这些人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里不断地一个一个冒出来。其实星星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他也是有酝酿。这个时机正好出现在1978年民主墙，这个时期正好邓小平要取代华国锋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时期，所有外地来的那种上访的人都在西单民主墙贴他们的呼吁书，同时一些文化人士、一些写作的人会把他们的一些带有艺术创作性的东西贴上去，正好也迎合了北京这帮青年，好像时机成熟了，有这个空间了。其实很简单，它就像一个水你挖了一个口它就流出来，那么民主墙时期确实有这么一个口。最早我记得四川成都的一个叫徐明德的，把他的画挂在民主墙，是那种泼墨的有形象的一些东西，然后贵州女青年也把她们的画挂在民主墙。这时候正好我也看到了画舫斋有一个展览，是1979年6、7月份的时候无名画会的展览，当时我正好认识其中的张伟和李山，就去看了，同时也认识了冯国东。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张画是冯国东的画，还有张伟画的是一个比较灰调子的好像是搬运工，冯国东的是现代派抽象的东西，色彩很丰富，张伟的画是灰调子，描述的是工人，以前所描述的工人习惯上认识的都是形象高大、红光满面，而他用灰调子描写了一个搬运工。这两张画我印象比较深。我是79年7月份突然开始画画的。那时候李爽是我女朋友，因为她家里比较挤不能画画，她把画箱放我家跑到我那儿画画。有一天我没事我就把她画箱拿出来我自己涂，涂了以后她那天到我那儿，我就问她“这张画怎么样”，她就说“啊，颜色不错，但是构图简单一点”，我就说这是我画的，她不信，不信呢我又画了几张，那么她也就信了，这之后我又看到无名画会这些展览，我认为我自己可以画画。那时候我写诗写了有六七年了，那么我就突然这样没有任何训练地开始画画。但同时传统的技术的要求确实当时对我来说也有压力，我有时候也画点静物作为练习，但真正的创作我完全按我自己的想法画，我不管有没有技术，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这样画了有一个多月，黄锐说他们在筹备星星美展，到我家来，一看墙上挂了很多画，他当时觉得很震动，他要我一定参加展览，就这样我就参加了星星画会。第一届我拿了七八张画。展览上，画就挂在美术馆门外，去挂画呀什么的，所有工作我都参与了，之前我还和王克平两个人去贴海报，骑自行车带贴用了总共五六个小时。展览当时我记得来看画的人真的很多，我们也挂了一个捐款箱，有时候有人会塞点钱进去。当时我是没有训练突然开始画画的，肯定心里打鼓，不知道这些画被别人怎么评价。第二天，我记得是袁运生，别人介绍给我认识，握了下手后，他说“这是你的画？画得不错，你会用灰色，用得很好”，那时候我就很鼓舞。后来第三天一早画展被禁掉了，当时我们提抗议，我还记得我和北岛就站在美术馆门外面那个小公园原来我们挂画的地方，举着我们写的抗议书。之后王克平和马德升他们就开始跟北京市美协联络，但是没有得到比较肯定的解决方案。游行的事也有其他星星成员写过回忆，详细的我就不多说了。黄锐游行的前一天跑到我家，我不在，留了个条说我们要游行，10月1号几点在民主墙，大概早上9点吧，他留了条搁在那，我爸看到了，10月1号那天早上李爽来找我，我们俩一块儿准备出发，我爸就坐在门口，堵着不让走，说这事危险不能去，到了9点多一点我跟我爸说“人家早就出发了，现在也没事了，我们走吧，您也不能老坐在这边”，他一看时间九点多了不坐了，然后我和李爽就出门赶过去，他们已经出发了，我们在前门跟上队伍，然后就一块儿去就游行，在北京市委，完了以后，北京市委说让北京市美协帮我们解决展览地点，这算一个很好的答复了，完了以后这帮人散了，散了以后说我们去哪呢，该吃中午饭了，就去了东风市场，王府井东风市场二楼有个西餐，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捐款箱那个钱让我管，里面有点钱，那我们说那就去那边吃饭吧，就这帮人到那边去吃西餐，我还记得吃西餐的时候旁边有很多便衣盯着，那这事也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这个展览就安排在11月下旬在画舫斋展览。展览的时候引起了轰动，国外的媒体也不断地报道。第二年的情况王克平也介绍了，第二届展览很成功。我着重讲稍微后一点的事。星星画会的展览81年想申请不可能了，同时李爽事件也出来了。李爽当时已经跟法国大使的特别助理白天祥恋爱，很多人不知道，白天祥李爽事件突然出现，当时很多人认为是白天祥在帮我们的忙，把我女朋友弄出去，当时有这样的误解，所以这事一出现之后很多人就不敢跟我交往，但我问心无愧。但是公安局不知道，公安局也认为这是白天祥帮严力的忙把女朋友带出去了，或者是有什么交易。公安局来找我要我揭发白天祥，说现在这是国家的利益，白天祥跟民主墙有很多的关系，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跟白天祥接触有限的几次都是party上，很多人，剩下的我
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公安就扣了我申请自费留学的事情四年。后来星星成员们是低潮期。但因为这个李爽事件跟老外的交往频率提高了，所以才有后来83年黄锐、王克平相继跟老外结婚出去。到了84年我已经打消了出国的意愿，我就觉得我可能永远不批了，所以那时候我闷头画了很多画。因为这种原因很多人有一两年不跟我交往，怕沾上。到84年，我的一个朋友说“严力，画这么多画北京也展不了，要不要去上海试试”，通过这个朋友就认识了李永森，当时水彩协会会长，然后颜文梁，还有陆俨少，还有王个簃，王个簃当时是我爷爷的好朋友，那么他们当时一看我的画，觉得这么怪的画，表示支持。后来通过水彩协会会长李永森的关系，上海人民公园的那个展厅同意展出我的画，颜文梁写的请帖。然后通过认识的火车列车员陆陆续续把画从北京带到上海，总共带了有三十多张。所以84年8月份在上海办成了我的个展，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绘画的第一个个展，我还记得当时李山、孙良都来过，那时候他们已经在尝试画新的画了。就在这个展览快结束的时候，我接到公安局的通知，告诉我自费留学的申请已经过期，如果还想申请出国需要补办新的，我就赶紧通知美国那边帮我补了新的文件过来，到了84年年底就给了我护照，然后我去签证。签证期间我和杨益平、马德升我们仨想在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办个展览，请帖也印好了，没有说星星，就说严力、杨益平、马德升三人联展，但是展览的前一天被通知取消，就彻底证明星星画会的成员想在北京展览是不可能的了。我85年4月下旬路过香港去了美国，而且我去香港的时候还专门有个美国留学生帮我带了一些我的画，因为当时我怕海关把我的画扣掉，所以这样我85年到了纽约。星星画会当年确实还有别的事情，曲磊磊当时录了那个审判的录音，而且转到海外发表了。那么李爽事件，再加上游行，所以我现在回忆起来这些人还是比较真实，很浪漫，同时也有一种勇敢的精神，敢这么做，现在想想我认为还是不容易，这还是开社会风气之先，因为他浪漫，对很多事情考虑得不那么周到，如果你考虑周到这些事情就不会做，所以至今我还是认为星星成员是有艺术家气质的，像后来有些团体说他们搞政治，其实那些人在政治上哪怕是反对他都从来没有过。星星成员是艺术家，至今还是艺术家，只是他们的艺术行为碰撞了政治，我是这么认为的，而且这些人里头没有一个有政治野心的，绝对不是我要成立个反对党、当官什么的，到现在事实证明了是没有，可能当时这么说别人还不信，现在事实证明没有，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说我想当官的，我想成立一个反对党的，没有，就是艺术家，而这些艺术行为碰撞了政治，就是这样。
朱朱：你和星星其他成员的交往是在第一届星星画展之前就有了？
严力：之前就有。1978年底，北岛和芒克成立《今天》，那时候我们就有些接触。因为星星画会里的人至少有四到五个是和《今天》有关系，曲磊磊在里头画过插图，黄锐设计过封面，马德升也做过插图，我发表我的作品，还有阿城，身份是双重的，这些东西都是链在一起，所以这些成员本身在里面不管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在争取表达自我的权力上其实是一致的。那时候为什么认识黄锐他们，就是因为《今天》的原因认识的，所以78年底79年初的时候大家都认识了，然后到了79年9月星星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个圈子就在那儿，然后再找一些外围的不太熟悉的画画的人，看看他们作品觉得挺新都叫来。
朱朱：当时你们是不是经常有聚会？
严力：对，尤其是《今天》，《今天》的聚会稍微多一些，在星星画会之前吧，像芒克和我是70年就认识了一直在一块儿，我认识北岛比芒克还早，芒克、北岛他们认识晚，可能还是通过我，那时候我认识一个叫陶家凯，也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通过陶家凯我认识了北岛，可能过了一年多，北岛跟芒克也认识了。这就像我刚开始说的，北京的圈子就这样，互相认识来认识去结果全认识了。
朱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星星是因为先有了《今天》这个圈子，然后延伸独立出来的？
严力：对，可以这么说，这可以是一个比较新的论点，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是这样。
朱朱：星星的成员，你刚才也提到这些青年的圈子很多是大院子弟，具体一点，比如这些成员他们的身份基本都是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家庭，是吗？
严力：对，他们比常人多一些渠道获得一些现代文本、海外的信息。像李爽的父母都在大学里头教书，北岛家里也是知识分子，北岛的伯父就是赵延年，搞版画的嘛，那么我父母也是，我母亲是政法大学的，我父亲也是上海某大学毕业的，那时候他们都在国家科委，多多（毛头）他爸是学部搞经济的，也是属于专业人才，都是干部。曲磊磊他父亲曲波是写《林海雪原》的，王克平的父母好像是实验话剧团的。倒是黄锐和马德升不是大院的，黄锐的父亲好像是工厂的一个干部，马德升也是，其他人都是大院的。
朱朱：大院这个词或者说这个概念，比较准确的意思是什么？
严力：解放以后共产党成立各个部委，把南方很多有才能的干部，尤其上海的大学毕业生、有专才的人才调到北京，来充实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商业部、信息部等，还有部队的、军区的，所以在北京有很多大院，比如这个大院宿舍楼是国家纪委的，这个是经委的，这是铁道部的，那边还有很多部队的。所以姜文当时拍的一部《阳光灿烂的日子》就讲这些大院的，当年五七干校的时候这些部委的干部一半以上都下放了，这些干部没有人知道我以后是否还能回来，就把孩子留在北京，算留一根儿，万一回不来以后还可以探亲，所以把这些十一二岁、七八岁的孩子一个人留在北京。我就是这样，68年我父母他们去五七干校就把我一个人留在北京，我就挂个门钥匙，才十三四岁。
朱朱：那你怎么生活呢？
严力：我就每个月到我爸爸一个没有去五七干校的同事那，每个月拿25块钱，然后我就去食堂买饭票然后吃饭。那时候学校也不开课，除了有最高指示发表的时候去参加游行。所以这个阶段，这帮小孩干什么？打架，稍微年纪大一点的，男女的东西开始萌发，谈恋爱的也有，姜文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确确实实反映了当时大院这帮留在北京的孩子的这种情况。
朱朱：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年？
严力：从67年底68年初开始一直到70年，70年以后就陆续有一些人回来了，但是真正大批回来是73年以后。那段时间有一帮大概十六七岁的干部子弟留在那，有一种文学的意识，把一些没有被烧掉的、文革以前翻译的西方作品的书籍拿来传阅，因为学校不上课就互相借着看。我记得69年的时候，在一个干部子弟的家里，他给我一个手抄本《相信未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写的现代诗，到了70年我又读到了很多普希金的诗、海涅的诗，到了69年年中的时候我父母听说我在北京可能会学坏，得到反馈信息嘛，这些小孩不上课也没人管，我妈妈特意回来把我从北京带到五七干校，在湖南衡阳，我在那呆了一年。那时候在北京虽然不上学但该到学校报道还要挂个名，67年我挂名在北京的社会路中学，到70年9月份我算初中毕业了该分配了，我一个人又赶回北京，等待学校分配，一等等到12月，把我分到北京第二机床厂，然后我就住到机床厂宿舍，那时我父母还在干校。所以那时候回想起来你所有的命运都是组织给你安排的，你不可能有自己太多的可能性，你也不会想到自己有可能性。所以我们现在要给70、80年代出生，甚至90年代出生的人讲这个故事，要讲这个背景。
朱朱：那时候已经开始写诗了吗？
严力：我70年回来，认识了芒克，芒克那时候刚从白洋淀插队回来，他在白洋淀呆了差不多2年多不到3年的时间，多多，还有一个叫岳重（根子），那时候都是在那插队的。芒克那个时候也刚刚开始写诗，写了也就半年多一年吧，70年我认识他的时候，就看一些他的诗。后来有因为一件巧合的事情，我看到了普希金的诗集，记忆最深的《欧根?奥涅金》——他写了八年的诗，看得很激动，连夜还抄。然后碰到芒克也在写诗。我觉得我内心的很多东西用诗歌可以表达，那么我就开始从71、72年的时候陆续写。70年底刚刚分配工作的时候没时间写，在进工厂要学徒。所以现在我能找到我的笔记是72年开始抄写的一些东西，现在还在家里，而且这些诗在我后来从没拿出来重新修改，我想继续保持原来的样子不改动，写得还比较幼稚，但我不愿意改它，就留在那，所以我的诗最早是从74年开始，其实我73年初就开始写诗，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就是陆陆续续认识陶家凯、北岛，然后又认识多多。多多那时候抄的诗比较多，很多外国诗人的诗，因为他有很多渠道得到那种内部书籍，大厚本，抄得满满的，我曾借着看，借过两次，都是现代派的诗，甚至到76、77年的时候，连迪伦?托马斯的都有几首。所以多多的诗让我们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像外国诗，因为他的确是比较早就接触到这些营养，加上他自己的表达，在语序上他用得比较狠。那个时期，就大概这样一个氛围。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初的时候，是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代替华国锋那时候开始，那时候就有一个空当，现在我回想起来，其实确确实实因为这个政治的这种集权把人性扭曲到一定程度，他有一个还原的需求，这种还原的需求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要爆发，第一次爆发是76年“四五运动”，但那个爆发还是说我要按照你的规则来跟你说，按照你自己说的东西来跟你较劲，你做得对还是做得错。可是到79年的时候我不按你的规矩，我要按我的规矩评判哪个是对的。这之间有一个时间差，76年那时候还不可能那么觉悟，那时候还认为周恩来做的东西是对的你怎么不按照他的做，还是用你的那个好的方面来跟你的坏的方面较劲，那么到了79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标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做这个做那个。它是递进的，通过民主墙还有其他形式，当然不管怎么样反过来讲，邓小平毕竟有几个东西还是放开了，包括他让胡耀邦平反那些文革干部，也是想让这个社会变得有秩序，那时候已经完全没有秩序了，乱了。现在看起来就是说人性他要还原到一个正常的范围里，那时候全国上下整个不正常，你就说多少年来所有的帝王将相他们在探讨怎么管理人民，或者怎么来统治人民也好，统治也有正常和不正常的手段，那么那时候已经完全扭曲了，什么五七干校，什么工厂工人要罢工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还原的过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79年跟尼克松对话，你也发现你闭关自守不对了，不管怎么样你走出这一步跟美国会晤，先成立一个代办处，这总是个好事，相比文革这段闭塞时期。那么我还记得当年跟美国开始对话，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有希望了，就是因为有了点希望了才有“四五运动”，毛泽东一死，华国锋一转换，然后邓小平起来，有了民主墙。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