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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三人谈：没有文学大师的时代?

●文学创造是一项充满了无奈和悲剧性的事业。只有大师才能整体提升一个时代文学的精神高度。

●大部分中国作家都匍匐在不同的利益诱惑下，文学生态如此恶劣，精神缺乏基本的独立，文学大师如何产生？

●当一种寻找在当下落空时，我们会习惯性地把目光投向未来，但这恐怕是徒劳的。

何谓文学大师？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有没有大师？文学大师已成为历史了吗？今年第一期《上海文学》杂志刊发了青年评论家黄发有、何言宏、邵燕君的三人谈《没有大师的时代》，对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做了反思。　——编者

何谓大师？

黄发有:在2007年10月6日的《中国文化报》上，二月河说:“盛世中必然会出现好作品，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期待能超越《红楼梦》的作品出现。”能写出超越《红楼梦》的，是大师中的大师。《当代作家评论》和《佛山文艺》在1998年推出“寻找大师”栏目，陆续对王安忆、张炜、史铁生等进行评述，其初衷是用大师的标准来衡量当代优秀作家。我们也不妨来检视一下近3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看看有哪些作家配得上“大师”的桂冠？

何言宏:我不讳言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文革”后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所经历的时间，正好一样。我们这30年的文学成就，显然要远远逊色于现代文学。如果再考虑到现代文学的时代环境，我们这个甚至已经是“大国崛起”的时代中的文学，却没有产生出文学大师。这是我们应该反省的。

邵燕君:“盛世出大师”并不成立，大师往往诞生于旧世界解体、新世界诞生之际。大师要背后有传统，心中有苍凉。相对于五四先贤，大多“新时期”以来成长的作家们，中国古典传统的滋养是缺失的，对西方传统的接受是仓促的，而对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甚至是厌弃的。与此同时，对重要历史时期的经验挖掘和思想反思仍然是禁忌的。面对“大国崛起”，作家们的普遍心态是茫然和慌乱，再就是突然被边缘化的失落。他们不是抗拒这个世界，而是根本没机会进入社会的中心，在一个越来越封闭的圈子里自说自话。这样的作家哪可能成为代表一个民族作精神发言的“大师”？

黄发有:文学创造是一项充满了无奈和悲剧性的事业。只有文学大师才能整体提升一个时代文学的精神高度，在山穷水尽之处为文学开辟一个崭新的空间。

何言宏:文学大师是一个时代文学中的王者，有着大气魄、大境界、大灵魂和大情怀，但却单单缺少见风使舵和追波逐流的精明。他和现实与时代的关系，是很难融洽的。

邵燕君:精神上站在时代的高峰，意味着存在着一个具有“先进”倾向的时代思潮，它未必是当时社会所允许的，但却是被大多数思想者认同的，代表社会未来发展方向和人类正义。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期，但没有一种思想具有整合的力量，各种观点莫衷一是。为什么当代的作家特别的“聪明”？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所有的价值系统都遭到了内在的质疑。当代作家在精神上没有了任何启蒙、教育、改造群众的姿态和能力，因为已经从本质上失去了不同于社会普通人的价值系统和精神向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师”从何谈起？

何言宏:我还想提及文学大师的另外两个标准。一个是文学大师必须具有能被我们不断重读的经典作品。这种重读指的是专业性的“细读”。这30年的文学好像还没有多少这样的作品。第二，我以为文学大师必须在文学史的脉络中具有巨大的原创性。以此来看，这30年的文学对于中外文学资源的汲取倒是非常自觉，但是创新十分不够。我们也曾以为其中的创新非常之多，比如“意识流”、“后现代”和这几年又在余华、莫言、阎连科等作家那里成为时尚的“狂欢叙事”等，一旦打开我们的文学眼界，就会发现，这都是人家早就玩腻了的东西。问题不是不能汲取这些资源，而是我们在汲取后没有更加重要的超越与创造。

为什么没有大师？

黄发有:真正的大师必须以永远的怀疑精神挑战权威和传统。独立意志与批判精神的匮乏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普遍性缺失。作家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首先必须摆脱“权”和“钱”的外在束缚。当代作家很少有人能够越过这两座天王山。

何言宏:近来，韩少功在清华大学的一个讲座中认为，当前文学界的“职位、职称、奖项、宣传、出国观光、其他福利等等，都曾经是有效的政治操作手段，可以把一些作家圈养得乖头乖脑”。大部分中国作家都匍匐在不同的利益诱惑下，文学生态如此恶劣，精神缺乏基本的独立，文学大师如何产生？

黄发有:还应考虑到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等时代精神气候对作家的限制。因为受过信仰的蒙蔽而怪罪于信仰本身，进而以“不信”为宗旨，这导致了虚无主义的泛滥。随处可见的多是一边骂娘一边吃肉的“虚无”景观。“虚无”成了一些人既攫取种种权利又推卸种种责任的借口。如果说盲信曾经是“五七”与知青代群的悲剧，那么，不信是“文革”前后出生的代群的共同悲剧。当不信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时，这种惰性逐渐地蚕食了“信仰”的能力。

何言宏:我觉得甚至连虚无都谈不上，即使是有，也是那种没有深度的虚无。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很苍白。精神平庸的时代，作家们一是与时代同流合污，一是以自己强悍有力的精神力量击穿这种平庸。

邵燕君:指望某个“大师”以特立独行的姿态为我们高举精神的旗帜，我觉得太难为“大师”了。“大师”确实要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峰，但他要处在一种强大的思想潮流之中，他身后要有一个人群。

黄发有:文学体制对于作家的制约也不容忽视。一些作家渴望的似乎是那种身心受到种种限制的权力、金钱与声名的枷锁。不少作家在成名之前还能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独立的艺术探索，一旦获得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可，便将生命耗费在无聊的会议与频繁的应酬之中。至于那些为数不多的坚守文学理想的作家，又常常不幸地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自我重复的怪圈，被外部舆论的压力和内在的焦虑所困扰，缺乏那种将自己抛入没有精神归宿的、无所适从的境地的坚韧与决绝。

何言宏:我想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以为伟大的作家都应该对现实有所承担，有所介入。但在承担和介入的同时，却又应该有所超越。这是一位文学大师和普通的功利主义作家甚至御用文人的巨大区别。我们的作家，实在是太过聪明、太过光滑，所缺的，正是直面现实和介入现实的力量与勇气。如果不是在介入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超越，那这样的所谓“超越”，不过是“逃避”而已！

邵燕君:体制对作家创作自由的束缚，是多年来反复谈论的老话题。我觉得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老实说，在市场化中，作协出钱养一部分专业作家有什么不好？为此开开会、写一些作品也是应该的。当然，如果醉心于名利争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些人根本别指望能成大师。我想说，没有一个绝对“自由”的大师生长空间，大师是要在夹缝中吸纳各种力量同时保持自我的独立性的。

何言宏:还有作家和文学批评之间的伦理问题。现在的很多作家一点也经不起批评。据说有些作家在召开关于他的作品研讨会时，要亲自圈点名单，坚决拒绝批评过他的批评家参加。这样的作家，会有什么进步？

黄发有:作家不能跟着批评家的指挥棒往前走，事实上好的批评家也千万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当成创作指南。但是，作家根本听不进批评意见或者很难听得进批评意见却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乖巧的批评家拼命说好话，哄作家开心。这样，作家尤其是大牌作家的自信心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自恋，最后被“大作家”的招牌给彻底压趴下。

大师已成往事？

黄发有:我们讨论了半天，真正表达的命题或许只是——那些声名显赫的“龙头老大”不是大师。无法回避的是，中国当代作家艺术生命的普遍短暂，这就制造了一些“残缺的大师”或“夭折的大师”。张新颖谈到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几乎是清一色的青年文学，作家进入中年后就开始靠招牌坐享其成，这种怪圈就像魔咒一样限制了中国文学的腾越。

邵燕君:在我看来大师终其一生都在写一部作品。只要不是由于“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最后拿不出那部作品，就说明他不是大师的料。其实，做不成大师也可以是优秀作家，至少是诚恳的作家。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大师难寻，而是诚恳的作家太少。只有诚恳的作家多了，文学才可能繁荣，大师才有土壤。

黄发有:这个时代之所以盛产“残缺的大师”或“夭折的大师”，和媒体环境也有密切关系。关于作家与媒体的关系，不能不谈到影视对文学的招安。当文学成为寄生的文化，这种环境催生的只能是“影子大师”。譬如曾经被不少人认为具有“大师潜质”的刘震云，其命运就被电影《手机》的成功所改变。而“70后”尤其是“80后”作家似乎天生就是“媒体动物”。

邵燕君:我觉得影视对于文学不仅是“招安”的问题，而是一些基本功能的替代。传统意义上文学的基本功能都已经被电视剧所替代。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文学朝“纯文学”方向发展。不过，真成了“纯文学”时，“大师”只是圈内的“大腕”，不可能代表一个民族发言。而“80后”作家与市场化共同成长，他们关注的是抓住今天活在当下，谁还在乎千百年后渺茫的未来呢？

黄发有:上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和娱乐文化的狂潮催生了一批批畅销作家，“大师”的概念在此发生了变化，作家的明星化成为不容忽视的现象。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文学的“大师”就是文学界的李宇春，我们讨论的“大师”成了濒危物种。我在《正在消逝的手稿》中写道:“我们面临的不仅是手稿的消失，或许真有一天，图书也退出历史的舞台，未来的人群就像我们现在参观恐龙化石一样，只有到博物馆才能看到纸质的书刊。”如果这样，哪里还会有什么“文学大师”？

邵燕君:当一种寻找在当下落空时，我们会习惯性地把目光投向未来，但这恐怕是徒劳的。在我看来，“大师”是一个古典的概念，它很可能随着纸质书刊进入博物馆而成为“遗像”。电子时代的到来确实全方位地改变了人的精神生产方式和接受方式。“80后”及其以后的作家，他们的生存状态、写作状态和表达传播方式已经有了本质性的改变。你能期盼在一个“超女”替代歌星的时代人们再敬仰“大师”吗？“大师”这个名称本身早已像“美女”一样被滥用、被玩笑化了。今天我们是在生产“大腕”的时代期盼“大师”，实在已经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了。

时间：2008年1月19日 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