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黑画展── 回忆文革上海黑画展
范迁(旅美画家、作家) VS刘凝 (上海电视台《往事》频道女主持人)


刘凝：后来那幅画呢？

范迁：不了了之，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刘凝：你怎么没有去把它拿回来呢？

范迁：不是自讨苦吃嘛。

刘凝：扔都来不及。

范迁：避之不及，你还找上门去吗？

刘凝：那幅画旁边不会写上你的名字吗？

范迁：有我的名字。我没有签名，但是它旁边有块说明的牌子，上面有我的名字。

刘凝：怎么说，范迁？

范迁：对。

刘凝：某个工厂的工人？

范迁(右)与韩辛 2006年早春对弈于上海韩辛家中

范迁：对，然后是短短的一段说明。

刘凝：对这幅画的一种解读。

范迁：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范迁：美工组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就回到车间里劳动去了，最艰苦的一个车间。

刘凝：是什么活呢？

范迁：做搬运工，搬运大的机器零件。

刘凝：有多重？

范迁：七百斤的东西两个人抬。

刘凝：啊？

范迁：对，非常非常艰苦，而且是露天工作。

刘凝：画画的手啊，拿画笔的手啊。

范迁：这个对我说来并不是主要的，主要失落的地方就是怕今后再也没有机会画画。体力活动并不是主要的担忧了，主要的担忧是政治上，那个时候政治是看得非常重的。

刘凝：那个时候你不得不去想前途或者是未来了？

范迁：没有，那个时候这两个字基本上提都不提。

刘凝：这段日子你怎么过的呢？

范迁：这个好像是1973年底，1974年左右的事情。好在过了两年之后，文化革命结束了。1976年之后，1977年开始可以考大学了。

刘凝：那在这个之前？

范迁：我在工厂工作了两年。

刘凝：工厂里有没有批判你？

范迁：当然，否则为什么把我调到最艰苦的工作？

刘凝：怎么批呢，工会主席不是曾经拍着你肩头说毛主席画得好吗？

范迁：工人说到底，其实还是比较纯朴的，如果工厂里面一个工人画画画出了这种问题，报纸上也批判，市里面也批判，他们也是有压力的。

刘凝：是啊。

范迁：他们意思呢就是你好好的劳动，去改造，我们不谈这个画画了，你也不要到美工组去了。

刘凝：工人都非常的厚道，也不会歧视你吧？一个画黑画的人。

范迁：有过冲突，但是我并不解读成所有的工人对一个倒了霉的人的欺压。冲突就是有些在政治上比较敏感的人，他会多盯你几眼，多说你几句，多给你一点压力。

刘凝：比如说，让你去扛八百斤?

范迁：没有这么直接。有的时候，你如果有点什么要求，有点什么争执的话，他就要你自己明白，你是政治上犯了错误的，或者是差一点就要掉下去的人，你不配要求什么。

刘凝：细节记不清楚了？

范迁：我不记得了。

刘凝：家里人呢？

范迁：家里紧张，我父亲是右派分子，所以我妈妈非常紧张，她说一个家里不要两个人戴上帽子，两个人戴上帽子，真的叫开帽子铺了。那个时候很小的一点罪名，就可以送你去劳动改造了。我那时候才二十出头，如果弄成这个样子，沸沸扬扬的，家长肯定紧张。

刘凝：但是你好像也并没有受到太大太大的压力。

范迁：大概是上帝保佑吧。

刘凝：就是工作上有一些变化。

范迁：具体的情况要到后来才能够体会。

刘凝：在文革结束之前，你真的就没有再画画吗？

范迁：基本上没有，至少没有这种公开画画的机会。

刘凝：在家里还在画？

范迁：家里偷偷的画还是有。

刘凝：妈妈看了没有把画笔给你折了吗？

范迁：总是没有好脸色，没有太多的好脸色。

刘凝：对你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你不能公开的再去拿画笔了。

范迁：对对。

刘凝：让你已经厌烦了的画那种宣传画的日子，已经没有了。

范迁：如果能够画宣传画还是很好。

刘凝：又会想到那个时候的幸福。

范迁：对，还是很好。你没有除了工作八个小时，有的时候要加班变成十二个小时，人基本上像一部机器那个样子，完了之后你什么都不想了。如果能够画画的话，你还是点技术上或者一种成就上的满足感。就算你画完了一张毛主席像，你还是有某种成就感的。

刘凝：起码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做完了一件事情。

范迁：对。

刘凝：所以我在想，当你走进或者走出厂门的时候，再看到那些宣传画是别人在画，而不是你画的时候……

范迁：我就评价没有我画得好。

刘凝：会有这种酸酸的心情吗？

范迁：对。

刘凝：也会格外的看几眼。

范迁：我装着不去看它。

刘凝：装着不在意，本来是你的领地来着。范迁：文革结束以后。那时候开始可以考大学，我大概是二十四岁左右。我自认为比一般的大学生可能画得好一点。1977年、1978年还可以考研究生，直接跳过本科。

刘凝：正式的研究生。

范迁：如果发给你准考证的话，他就是承认你有大学毕业的同等学历。我考了三次，一次是中国美院，两次是浙江美院。三次都没考上。

刘凝：你画了什么作品？

范迁：有当场的，画素描；然后画创作，小图；然后考政治，考外语，好像就考这四门。我自认为都考得不错。

刘凝：自认为？难道成绩单没有给你吗？

范迁：给我的，考得相当好。

刘凝：各方面的成绩都不错。

范迁：对。但是我一直没被录取。那时候也认识一些这些学校的美术系的系主任，他们都非常客气，这次不行，你再接再厉下次再考，下次有机会。直到我碰到一位老先生，反右的时候，美术界有一个江风集团，江风集团是美术界主要的右派分子，他这位老先生是里面的骨干，算是把帽子脱了又出来工作，在浙江美院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图书馆馆长，我跟他走的比较近。他跟我讲，说你还是放弃考研究生，因为你三次成绩都过了，但是档案里面有关于你黑画的那一条。

刘凝：你就觉得是这个原因？

范迁：我寻找不出另外的原因。

刘凝：你父亲不是右派吗？

范迁：那个时候右派并不是一件主要的事情。

刘凝：那同样的，在黑画展中你也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四人帮”已经粉碎了。

范迁：但是历史过去还太短。要政审，政审审什么？地富反坏右，还有什么里通外国，还有什么……那个时候一定还有。现在离那个时代已经远了，但是那个时代，我自己的感觉，那个老先生没有必要跟我讲不确实的话。

刘凝：那好，那什么样的人能够考上，你有没有去问一下？

范迁：很多是教职员工的子女，你看1978年，就是陈凯歌他们那届，文革后第一届进去的表演系、导演系、舞美系学生，差不多十个里面有七个八个是文艺界的子女。第二，应该是有一定人际活动关系的。当然也有画得非常好的，专业非常强的。

刘凝：你当时听了老先生的话，就认定是因为黑画展有你的名字。

范迁：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个人可能是会惹事的。当时看问题跟现在看问题可能有点不同。

刘凝：反正在那个时候，你认为几次不被录取，跟你的黑画有很大的关系，甚至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唯一的原因?

范迁：我想不出另外的。

范迁：是这样。

刘凝：那个时候想考大学，但是已经没有可能了。

范迁：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出国的可能，所以我的选择就是考进大学还是出国。

刘凝：如果是能够考进大学的话……

范迁：我可能就不出去了。

刘凝：你心里是更想考上大学。

范迁：对呀，国外……它完全是一片未知的东西。完全是一种茫茫然的感觉。

刘凝：当你知道考大学确实无望，有一段没法更改的历史，你怎么度过的？

范迁：转向，出国之前画画也放下来，花了很大的一段精力学英语。基本上就是做好出国的准备。

刘凝：整个人生也就转向了。现在怎么评价这件事件？

范迁：当时的想法跟现在的想法，有很大的距离。当时的想法，出国可能是我最后的一个机会；现在的想法，正因为抓住了这个机会，一切都改变了。如果留在国内，当然也可以，社会一点点开放，很多画家也常常出国，看过很多博物馆。但是，我当年出国之后，大学出来之后，差不多所有欧洲的博物馆我全部看完，以前在画册里面看到的那些名作，一张张呈现在我眼前，那种感觉是难以形容的。

刘凝：有没有痛恨过改变你经历的这一事件？

范迁：我好像从来没有非常痛恨过。

刘凝：就是说痛恨过，只是没有非常痛恨。

范迁：痛恨，这个词有种对抗性。那个时候压过来的太强大了，个人不可能对抗。所以我没有痛恨。

刘凝：连痛恨都觉得无力？

范迁：是这样。

刘凝：除了看到了人生轨迹的变化，对你以后的作画，对政治的看法，会产生影响吗？

范迁：这张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没有重要到改变我整个人生的轨迹。改变我对绘画的看法，或者对世界的看法。是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跟这张画没有太大的关系。

刘凝：但是它让你在人生选择上，提前了很多，在你那个年龄点上。

范迁：只是一个契机而已。我不觉得是这张画或者这一事件对我说来是非常重要的。

刘凝：后来你跟你的朋友包括韩幸，有没有提起过这事？他们也是同样的感觉吗？

范迁：昨天晚上我们还碰头，还谈到这个问题。也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后来都开过画展，所有的画展跟第一个、那一个画展，感觉不同。有的时候会很感叹，我们两个都很感叹。

刘凝：感叹什么？

范迁：感叹那个时候这么年轻，一方面年轻，一方面是初生之犊不畏虎，有一种对绘画的热情，对绘画的纯情。

刘凝：即便有那样的事件冲击？

范迁：对。

刘凝：在你的画被入选为黑画之前，有没有一些风吹草动，有没有人跟你打过招呼？

范迁：当然，北京的消息传来之后，上海文化系统几个管事的，把我们找去过。

刘凝：你们，还有几个人？

范迁：韩幸，好像还有几位老先生。说上海也要搞一个批判。那个时候不知道也同样会搞一个画展。然后，大致给我们一点意思，你们几个人要自己小心，自己做检查之类。

刘凝：会议应该很严肃。

范迁：当然了，很严肃的。

刘凝：紧张吗？

范迁：临到那种情况每个人都会紧张。不过那时候有侥幸心理，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东西。

刘凝：有没有想过是谁拿走了那幅画？

范迁：这种事情去追究已经没有意思了。你就想你做贼的时候，被哪个警察抓住，对你来说没有太大的意思，面对法官为好。

刘凝：你还在紧张的情况下毁了自己很多画。

范迁：当年画的，是那种比较单纯的眼光画的。现在的技巧再高，那种认识不会再有了，那种损失是永远补不回来的。

刘凝：是一些什么样子的画，你还记得吗？

范迁：有风景，有人体写生。最初开始画人体，常常是我跟同学，像韩幸，互相画对方，画得非常简朴。那时没有空调，冬天不可能画，只有夏天，而且又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不能被人知道你在画人体，都是关起门来，热得满头大汗……人体画是最容易出问题，所以毁掉的大部分是这些画。

刘凝：女人体都没有，就是男的。

范迁：就是男人体。女人体，我手都会发抖，那个时候，不可能的。

刘凝：烧那些画的时候，就没有发抖吗？

范迁：男人体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问题，有的是自己对着镜子画自己的。

刘凝：销毁了多少画还有记忆吗？

范迁：没数过，容易被人家拿出去做靶子的，基本上都毁掉了。

刘凝：人体，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风景画呢？

范迁：风景画，颜色灰暗一点，或者风格洋化一点，差不多也是要毁掉的。说非常非常懊恼，我到现在也不觉得。我一直觉得再好的绘画，像博物馆的绘画，总有一天都会毁坏掉的，画是一种认识的过程，你如果已经有过这个过程，画在不在是其次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刘凝：反正你当时把那些画全部烧了。

黄永玉：猫头鹰

范迁：撕掉，因为不能烧，一烧会出问题，撕掉，撕成小片混在垃圾里扔出去。

刘凝：非常放松，貌似。

范迁：那个时候主要的想法是湮灭罪证，不想有更多的把柄抓在别人的手里。

刘凝：说罪证，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别人给与自己的那些罪名。

范迁：……至少是闯祸的感觉。你不可能超越这个环境，在这个环境当中设身处地，你来评估周围的事情发生。那个时候自保是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刘凝：什么时候感觉到你被选入黑画展这样的一个阴影的消失？

范迁：文化革命结束了，基本上就消失了。我考大学的时候又浮起来一阵子，出国后就把这件事情扔到脑后去了。现在的记忆，应该说是有不足的地方。

刘凝：有不足。

范迁：我没有必要苦苦的把这件事情记三十年。

刘凝：是微不足道、不屑花一些力气去记忆，还是说真的有某些伤害在，你不愿意去回忆它？

范迁：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伤害都一样，我没有什么特殊，我只是其中一个画画的，在画画的时候碰到一些使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也会碰到啼笑皆非的事情，不可能耿耿于怀一辈子。

刘凝：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块颜色而已。

范迁：过去的，荒谬的，可笑的。

刘凝：如果现在请你画一副画，把你画在那个背景里你是什么样子呢？

范迁：把我画在那个背景里面？

刘凝：什么样子的你？

范迁：自保的、聪明的一个上海人而已。

刘凝：在那个时代里，有没有画家挺身而出，阐述自己的观点，去对抗这样的批判？

范迁：去对抗？

刘凝：没有吗？

范迁：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没有。你没有发言的平台，你去对抗，在什么地方发言？

刘凝：写信、口述？

范迁：写信，你不是白纸黑字又落入人家手里吗？聪明的人不做这种事情。

刘凝：你是聪明的。

范迁：不是我，是你把问题放在我手上。应该放在一个群体身上。我不是说我是聪明人，我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像米兰.昆德拉在《不可承受之轻》里面写的，那个时候很多东西，看起来太荒谬了，但是那个时候人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荒谬的事情。我根本不会把它画成一幅画，我倒觉得可能丰子恺那幅漫画最好，“西边出来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一个思维、观念全部颠倒的年代，你很难准确地去描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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