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我一夜之间走红！”
——龚古尔奖得主乔纳森.李特尔访谈
孟明 译


        美国新锐小说家Jonathan Littell

〔编者按〕今年39岁、一直默默无闻的美国小说家乔纳森.李特尔（Jonathan Littell）以其长达900多页的法文长篇小说《善良女神》（Les Bienveillantes）在法国一炮打响，不仅一夜之间成为畅销书作家，而且获颁2006年度法国文学院小说大奖和龚古尔文学奖，成为又一位同时夺得双奖的小说家。乔纳森.李特尔出生在战前移民美国的一个犹太裔家庭。这部花五年心血完成的长篇小说，以一个纳粹党卫队军官忏悔录的方式描写纳粹屠杀犹太人史事，题材敏感，引人瞩目。小说出版后，在欧洲读书界引起巨大反响，并重新引起学界关于纳粹问题的讨论。《善良女神》书名有点费解。据作者在书末最后几行暗示，这个书名得自古希腊神话中居于冥国的“复仇女神”（Erinyes）；她们最初弘扬报杀亲之仇，后来变成罪犯良心谴责的化身，于是从复仇女神变成善良女神。书名含“忏悔”之意，与小说题旨契合，似乎也追随了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有关屠夫－“普通人”的思路。作者乔纳森.李特尔忌谈自己早年模仿父亲写畅销书而出版的一部科幻小说，而且为了标榜自己淡看销售排名榜及文学奖之类，没有配合出版商推介其作品，但他还是迎合加利玛出版社吸引读者的意图，同意在书封底印上“文学作品处女作”的新秀标签。这副委婉姿态颇给人以“滑稽”和“滑头”的感觉。以作者自述十几年来曾在波斯尼亚、阿富汗、车臣等地与屠夫和刽子手“为伍”的经历，乔纳森.李特尔看来也不是等闲之辈。至少他闯荡世界的时候专门去经历了一些残酷的事情。法国媒体在狂捧这位新人的同时，似乎听信了他本人的说法。以下是乔纳森.李特尔接受法国《世界报》书评栏记者Samuel Blumenfeld的专访。

记者：回过头去看，您原指望《善良女神》这部小说有个什么样的前程呢？

李特尔：这得分几个阶段。当我的经纪人安德鲁.诺恩贝格（Andrew Nurnberg）跟我说，他喜欢我这部小说，希望能卖出去，我听了这话已经非常高兴了。后来小说被加利玛出版社（Gallimard）接受，我更喜出望外了。我的全部文学休养来自他们的资源。不然的话，我什么也别指望。我花了五年的时间写这本书，完全是自费的。我从未想到日后能够收回一笔钱，相当于我花在这部小说上的心血。当时我想，这本书能卖个三五千册就不错了。加利玛出版社的希望倒是比我的悲观估计要略高一些。后来，没想到一夜之间走红。

记者：您怎么解释这种成功呢？

李特尔：今年九月底，书销量突破15万册的时候，我和皮埃尔.诺拉【1】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了这么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达到这个水平，就不是出版人和作家能明白的了，只有历史学家能搞清楚。”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这本书为何畅销的理由，始终找不到答案。倒是得出两个大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与纳粹主义有关，与法国人同这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有关。第二个假设则更多地属于文学本身。多年来，加利玛出版社注意到读书界对结构宏大、谋篇严谨、小说味道更浓的大部头作品有某种需求。总之，我这本书成功，还需要时间和距离才能够解释。譬如要看这本书在以色列、美国和德国如何被接受，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在法国热销的原因。

记者：报纸上有不少关于您个人生平肖像的描绘，您都认得出是您吗？

李特尔：根本认不出！有些简直是乱弹琴。我吓坏了，法国记者真能编造。我读到了很多关于我的事情。比如有的文章说我在车臣逃过了一次大屠杀。真神啊！只要在Google上打我的名字，查一查《纽约时报》的有关文章，就知道我在车臣遇到的那件事，与屠杀毫不相关。经法国报纸渲染，就好像我是从血淋淋的死人堆里爬出来似的！我觉得，法国人下笔成章，好像不怎么做fact checking，不做基本的新闻核实。有些还是很简单的事情呢：比如，说我曾在中国工作，说我已经结婚，说我母亲是法国人，说我住在比利时，说我讲德语。这些都不确切。我不想听任别人把我描得神乎其神，我不喜欢这种肖像游戏。我特别欣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句话：“因为喜欢一个作家的书就对作家本人感兴趣，就像喜欢肥鹅肝而对鸭子感兴趣一样。”

记者：您以前写过一本书叫《Bad Voltage》，是一部科幻小说，讲的是地下墓穴的故事，没有在法国出版。那本处女作和现在这本《善良女神》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李特尔：说实话，《善良女神》并不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其间我写过别的东西，最后都丢在抽屉里了，它们也命该如此。我后悔出版了《Bad Voltage》，当时我跟人签有合同，而且我没钱，哪敢毁约。那时我21岁，可以说是青年时代做了件蠢事。我从未想隐瞒这部小说，但我也不把它当一回事。从20岁起，我就开始构思《善良女神》这本书。加利玛出版社编辑里夏尔.米勒（Richard Millet）想给《善良女神》这本书打上“小说处女作”的标签，我不同意。最后我们选择了“文学作品处女作”这个说法，放在该书的封底。

记者：您委托一个经纪人替您在法国出书，这种做法在法国作家之间还不是很普遍。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

李特尔：我父亲是个职业作家【2】，写作生涯已历三十五个年头。在英语文学界，作家出书通常都是先找一个经纪人。所以，这对我从来不是个该提的问题。法国人的传统做法是先把书稿送到出版社去，对此我感到很陌生。在法国，我知道找经纪人的做法令一些人大为诧异，那是因为法国书业向来有一种相当微妙的平稳状态，作家只在国内出书，而不寻求在别的地方也同时出版。这种体系有一个代价。在法国，几乎没有一个作家能够靠写作谋生；整个书籍出版链条靠书生存，而作家除外。

记者：《善良女神》一出版立刻好评如潮，书评界极尽赞美之词，并比之于名著。您的感觉是受宠呢还是受惊？

李特尔：既不受宠也不受惊。譬如说，有人把我这部小说与《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说这话的人其实并没读懂我的书，也没读懂托尔斯泰。完全不是同一个类型的文学。《战争与和平》这本书里已经讲到和平。而我的小说里只有战争。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另一个复杂层面。一种在正常生活和战争之间的高屋建瓴式的往返。《善良女神》的主题远要狭窄得多。写的是四年的种族屠杀，以及几个忽左忽右的游离空隙。小说的意图不同。更深地讲，这里有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3】所建构的那种文学空间概念。一旦进入，你永远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置身其间。你可以肯定是在从事“文学”，但实际上仍处在此岸，人可以被种种怀疑折磨，而文学早就在那里了。出于一些模糊而难以解释的原因，一个精神病人的文本可以显露文学才华，而一个伟大作家的文本却不一定。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处在怀疑之中。谁知道呢。我认为，无论托尔斯泰还是瓦西里.格罗斯曼（Vassili Grossman）【4】都曾经处在怀疑之中。总之，对格罗斯曼来说，这是很明显的。他肯定想做得跟托尔斯泰一样好，但书完成的时候他肯定也在想他根本不及托尔斯泰的一根小指头。文学的空间概念退出了质量概念。一个写得很糟糕的文本也可以显得是伟大的文学。必须按书的目标及其本身的要求来判断每一本书，而不是拿它去跟别的书做比较。正因为如此，我不喜欢文学奖。文学奖天然地倾向于使作品互相对抗。而书从来是不互相对抗的。我曾给安托万.加利玛（加利玛出版社现掌门人）去一信，向他解释说，我并不对抗其他作家。我的书只对抗它自己，对抗它本身永远达不到的要求。

记者：那么，您怎么界定这个要求呢？

李特尔：一本书就是一个经历。一个作家提出一些问题，试图在黑暗中朝前走。不是走向光明，而是在黑暗里走得更远，抵达一个比起点更黑暗的黑暗。人创造一件预先构想的东西，并不肯定就能进入其中。所以，我写作只能一气呵成。写作就是骰子一掷。写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是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安装零件而已，然后就大功告成。在写作的阶段，我们用词语思考，而不再用头脑思考。这属于另一个空间。我们通过写作往前走，抵达一个根本就想不到会重临其境的地点。所以我随时准备接受批评，哪怕说我这部小说找错了路，说我制造了一些虚假的、不可接受的东西也可以。在写的当儿，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以为我事先就知道，但最终结果却完全是两码事。

记者：您怎么判断这个最终结果呢？您对《善良女神》这本书满意吗？

李特尔：不能这样提问题。最好是探问当初为前路设计的概念。我可以借用乔治.巴塔依（Georges Bataille）【5】的一句话来作答：“刽子手没有话语，要么，即使他们说话，也是用‘国家话语’说话。”刽子手也说话，有的甚至写大量拙劣的文章。他们甚至也据实讲一些确凿的事。譬如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组织方式。阿道夫.艾希曼（Eichmann）【6】在受审时也没说假话。他描述了实情。当我在这里说“讲真话”这回事时，我想到的是一种能够揭露其自身渊薮的话语，就像克劳德.兰茨曼（Claude Lanzmann）【7】在影片《大劫难》（Shoah）中通过受难者达到的那种。我是在写完我的书之后才发现巴塔依那句话的。它以回溯方式启发了我。起初，我以为在屠夫的文章里能找到一些可以把抓的东西。在这一点和我见过的刽子手之间，我原以为有东西可写（在我个人经历中，我一度与屠夫往来，——在波斯尼亚我曾为塞尔维亚人工作，在车臣我曾与俄国军人在一起，在阿富汗我曾与塔利班在一起，在非洲我曾与卢旺达人或刚果人在一起）。但是，我读那些屠夫的文章，越读越发现空洞无物。停留在评判善恶的托尔斯泰式全知全能作家的位置，纠缠于那种经典的虚构再创造的笔法，我根本无法向前迈出一步。惟一的办法是你自己进入屠夫的角色。而我正好见识过屠夫。我曾经与他们接触和往来。于是我凭我知道的东西为起点，也就是以我为起点，按我的思考方式，按我看世界的方式，我暗自思忖，我要钻进一个纳粹的皮骨里去。

记者：可是，这是一个超标准的、不太现实和不见得可信的纳粹。

李特尔：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是，一个从社会学观点来看可信的纳粹绝不可能像我书中的叙述者那样现身说法。这样的叙述者绝不可能给他身边周围的人带来一些澄清。无论是艾希曼或希姆莱那样真实的人物，还是我杜撰的人物。马克斯.奥（Max Aue）【8】是一道扫描X光，一只扫描仪。他的确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物。我不追求逼真，而是追求真实。如果一味死守逼真的笔法，那就不可能有小说了。小说的真实性不同于历史的或社会学的真实性。屠夫问题是研究纳粹屠犹史的历史学家们最近十五年提出的大问题。现在惟一遗留的问题是屠夫的杀人动机。读了那些大学者的研究著作后，我觉得他们好像走到了一堵墙跟前。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9】的著作就明显是这样。他列出了一大串潜在动机，却无法从中作出判断。有的学者注重排犹主义，有的学者注重意识形态。说到底，还是没弄清。原因很简单。历史学家靠资料工作，而他们研究的刽子手言论充满了矛盾。以此为出发点，怎么能建构一种话语呢？

记者：哪些历史学家的批评给你印象最深，刺激最大？

李特尔：有些人提出了一些有关阐释错误的问题，颇有意思。有一位历史学家指出，我在SD （纳粹党卫队安全部的缩写）和盖世太保的关系方面解释失当。也许我在这一点以及别的什么地方搞错了，都是有可能的。这是一部小说。瓦西里.格罗斯曼在《生存与命运》的一个段落里介绍过艾希曼，他的描写完全是错的。但这丝毫也无损于《生存与命运》这本书的价值。格罗斯曼把艾希曼看作一个高高在上统治一切的无节制的超人。这一印象来自他当时接触到的材料。不准确，那又怎么样？克劳德.兰茨曼认为我书中的屠夫不可信，是个病态的人物。没错，他说得对。除非我选择“艾希曼”作为叙述者，但那样一来就没有小说了。兰茨曼担心读者今后仅从我的书去了解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显然不会。自从我的书出版后，劳尔.希尔伯格（Raoul Hilberg）【10】和克劳德.兰茨曼作品的销售都增加了。兰茨曼和我从同一个问题出发，得出的是两个彼此不能削弱的结论。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我们的讨论还没有结束。

记者：《善良女神》这本书会改编成电影吗？

李特尔：不会。我不会出售改编权。我不认为这本书可以改编成电影。

记者：您这部小说由谁来翻译成英文呢？

李特尔：我们正在物色一位能和我合作的译者。我打算英文版只是一个译本。但要找到一种笔调，译者也许立刻就能找到。

记者：谈到您这部小说，语言问题也曾经引起争论。有人指责您这部（用法文写的）小说有一点英语腔的味道。您不觉得，这类指责的背后暗藏着某种法语的反动概念吗，希望法语一成不变，而法语本质上是一种处在不断变化中的语言。

李特尔：我的小说里有英语腔！怎么可能！我是一个双语作家，想必是语言和语言之间互相感染吧。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11】有一篇精采文章指出，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的文学语言就受到了诺曼底外省方言的影响。起初被看作是瑕疵，但福楼拜却据此创造了文学珍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特点。阿兰.马班库（Alain Mabanckou）【12】说不定很快就有美妙的新发现，来自非洲人讲法语的那种方式。他的表达方式乍看起来奇怪，有点陈旧过时，但读来有味，非常精采。有趣的是，今年法国有好几个文学奖项颁给了非法语国家的作者。南希.休斯顿（Nancy Huston）【13】是英语作家。跟我一样，法语也不是马班库的母语。在英国，多年来涌现的杰出作家都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日本人。由于他们，语言变得丰富多彩。

（译自2006年11月16日法国《世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