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
--加利.扬（Gary Younge）访谈录
麦克.马什（Michael March ）/沈媛译


加利.扬，1969年出生于英格兰赫特福夏郡，本身从事法国和俄罗斯的研究，并曾在苏丹的难民营里教英文。自1994年担任英国卫报专栏写手后，他开始关注美国、南非和整个欧洲的社会和政治议题。

麦克.马什（简称麦）：没有任何地方像家一样，那么哪里才是家呢？

加利.扬（简称加）：家就是你的价值观之所在，家可以是布鲁克林，哈克尼，巴巴多斯，只要我周围的人拥有和我一样的价值观，我就觉得像是在家一样。

麦：那么你的价值观是甚么？你尊敬甚么样的价值观？

加：战斗性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表达的是共性-----对我来说，这一点很重要。有时候，必须以很激进的方式来为人文主义而战。对于 “我们同属一个世界”，“黑檀木和白象牙”这样的说法，大家可能觉得感情色彩太浓厚是对于我所谓的人文主义，则必须要斗争，有的时候要 用文字激战。

麦：吉恩.艾莫瑞追求的是一种激进的人文主义，但是战斗性的人文主义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那么到底在哪方面进行斗争呢？

加：这个因时而异，不同的时代，斗争方式也会有所不同，现在，人们为了平民的自由而战----在中东，人们为生命而战，在美国，人们为同性恋者的权利而战，在发展中国家，人们为了消除残存的殖民主义而战。每一种斗争都标明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一日三餐，一屋避寒，接受教育，这些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不幸的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情况变得一团糟，这些基本权利被淹没在“牟利”这个浩大的工程里面，全无影踪。这一现象带来了巨大的文化方面的影响，所有的地方都不能幸免，包括纽约。全球化意味着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看上去都没甚么两样。就是星巴克，就是麦当劳------走遍全世界，你都会发现所有这些品牌。

麦：这会带来一种安全感。

加：不，不是，恰恰相反。我为此感到忧心忡忡，我想知道我到底身处何地。每次看到星巴克和麦当劳，我都有一种错位的感觉，我觉得我就在人间地狱里，人无关紧要，钱却至关重要。

麦；你认为马克思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哲学家吗？

加；对，我认为马克思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哲学家，他的见解引人入胜，但不合时宜。无论导致改变的力量来自何方，都不应该是来自某一个阶级，或者某一个人群， 这一点已经日渐明确。这种力量来自许多不同的人群，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再重要，而是没有任何一种东西会成为这种充满活力的力量。在南美和中美洲，带来这种力量的是当地民众，因为，区域主义就是一个巨大的引擎，能带来变化。在欧洲和北美洲，则是环境主义。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殊途同归，正在接近两种思潮-------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及类似的奇谈怪论。马克思的思想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年了，他的观点对当今世界只有借鉴意义，我们不应该期望过高。

麦：但是说到商业文化----现在，商业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使得文化的保护性黯淡无光，甚至要取而代之。

加：商业收买了文化，破坏了文化，并且在文化之上安营扎寨。我们要为此付出代价。公众的空间无影无踪，公众文化无处可寻，有的只有企业文化。

麦：捷克哲学家让.帕托什卡说过，“道义诠释人类”。

加：人们感到迷失，感到权利被剥夺，所以他们才抓住那些救命稻草，有的时候，那稻草只不过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哲学的只言词组。

麦：尼采曾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会误解我们自己，这不可避免，”席勒则把我们分成一个个碎片。你赞成哪个观点？

加：我的文化大多来自于谈话，因为谈话是鲜活的。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在白人区长大，后来去苏丹待了一年，回到爱丁堡，那里白人也占大多数。那段时间我在读玛亚.安杰罗，葆拉.马歇尔，詹姆斯.鲍德温，理查德德.怀特，马尔克姆.X 和马丁.路德金的，通过阅读，我开始意识到甚么是种族身份，但是我却找不到可以交流的人，因此那些想法就只留存在我的心里，并不十分真切。我的意思是我有一些想法，仅此而已。最后我终于在爱丁堡找到一个朋友，他赞同我的一些观点，这时我的思想不再毫无生气，而变得鲜活，从“援引”变成可以互相交换的观点-----就这样，我的思想从继承的传统变成文化，从毫无生气变得鲜活。

麦：所以你反对葛丽泰.嘉宝派的社会现实主义的观点，比如“我只想独自一人”。

加：对。在完全排除其它人的情况下做一个人文主义者比较困难。有时候你想独自一人,有时候你需要独自一人-----不是你听I-pod时的“独自一人”， 而是当你不再深思熟虑，而是想走走神，想胡思乱想的时候，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独自一人。我来这里之前，没有手机，我的日子过得比现在要好很多。

麦：世界既有形，也无形。你的职业是描述这两种不同的世界。当然，报纸通过报道事件的发生在向我们描述这个有形的世界，但同时，还有一个无形的世界，一个潜意识的，属于历史的世界。

加：的确如此。的确如此。对所有和文化相关的职业来说，难就难在如何使“无形”变得“有形”，如何引领人们从有形的，明确的，毋庸置疑的世界走向一个他们没有到过的，隐秘的，或者，至少是没有公诸于众的地方。比如卡特里纳，摧毁了新奥尔良的飓风卡特里纳。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国家的非裔美国人很贫穷，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贫困问题。但是这场灾难才使得那些隐性的东西以一种让大家感到痛心的方式显现出来，

麦：布莱希特曾写道：“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不为人知。”

加：你离得越近，越难以发现。

麦：当然，距离太近会有碍视听。太多的典型形象如潮水般向我们涌来，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而这些形象很多是扭曲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却根深蒂固。

加：事物在发展，事物也在变化，这就是一种进步。我们在一瞬间看到这些“形象”， 而且一劳永逸，这些在过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可以用积极的方式来对待这些形象。

麦：威廉巴洛说过，“我们不是报道新闻，我们写新闻。”让.热内则说，“大师才能解读文字。”

加：现在来看当然是正确的了。非洲人有句谚语，“只有当狮子书写历史的时候猎人才不再是英雄。”这话千真万确。在历史被重新书写之前，曾经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现在，还没来得及修改，第一稿的墨迹已经快干了。历史一再被重写，这并不让人惊讶。而事件甚至就在正发生的时候已经被重写，让人瞠目结舌-----这太过分了。

麦：欧洲可以不受美国影响，独立采取行动么？

加：不行。美国是超级大国。但是美国也不能独自行动。美国在军事上是一个超级大国，经济上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它的经济却并没有独立性。关于军事，我们已经见识了，我们无能为力。苏联还是共产党执政的时候，我曾经住过一阵子。和我同住的女人每天晚上都会出去遛狗。有一天晚上我陪她一起出去，发现大家都在遛狗------他们把这一时间叫“遛狗时段”，因为那一个小时恰好是全国新闻节目的播出时间。大家纷纷出去遛狗，进行消极抵抗。这表明苏联的确十分强大，但是却毫无影响力。1991年，苏联有坦克，有红军，也有克格勃，但是再也无法傲视诸国。美国也有可能步苏联后尘。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曾看到这一景象。我们目睹发生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这一景象。你可以拥有全世界所有的军事力量，但是某些时候你必须得让大家信服你的理念是正确的。

麦：大家对民主的现状感到焦躁不安。我们似乎在做自由落体运动。

加：国家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国家。现在的跨国集团使得资本能够去追求最廉价和最便利的劳动力。如果失去了善意，资本力量削弱任何一个民主的决定。这并不新鲜，但是它在被夸大：-按一个纽，一个工厂就没了-------它被转移到墨西哥，或者泰国，等等。现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力却不能自由流动。在东欧，曾经有人围墙阻止人们出去，现在的西欧也有围墙，阻止外人进入。所以有一些切实的矛盾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准备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是否能找到一种用民主的力量来统治国家的政府形式，或者说，民主是否会成为一种公众崇拜的对象，或者成为“老大哥”。

麦：神话不会被打破的。

加：我们思考我们该何去何从，这样的日子恐怕不会太长久。地球诞生有日，世界消亡有时。我们会毁灭世界的。我们会毁灭世界的。我们所谓的发展，经济发展，将会使地球毁灭。

麦：没有血流成河，革命有可能成功吗？

加：我想是有可能的。我们必须试图改变我们对于所谓“革命”的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麦；大家都喜欢百老汇的音乐剧。

加：在非洲进行的是一场民主革命。我们对于革命的理解趋于僵化，认为革命必须要如何如何。我相信非洲人民，但我不信任他们中的某些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发生改变，但是这需要动力。就好象一辆汽车需要发动机一样，他们也需要动力，他们需要找到方向。问题在于他们是如何改变的，他们为甚么要改变，------因为他们的改变也有可能误入歧途。

麦：那么，你的新年誓言是甚么？

加：我必须构建我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尤其是在去年，变得混沌无序。我一直在工作，不过不是在办公室，因为我在家里工作。我的工作不断延展，从而填满那些我未曾涉及过的地方。作为一个作家，我必须以一种高效的方式构建我自己的生活，那就是多观察，少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