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访谈:我的电影不能没有诗意
翟永明

翟：朱文，说起你的电影，许多人都觉得很神秘，很奇怪，因为极少有人看过，但又得过很多奖，所以就更让别人加以想像。我倒是两部都看过。柏林电影节那次《云的南方》首映式，完全是凑巧，被朋友带着去看了。后来放映怎么样？

朱：挺成功的，几乎场场爆满。

翟：一共放了几场？

朱：5场。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有一个艺术院线，后来买了《云的南方》的版权，在德语地区的一些影院放。乌利希（青年论坛创始人）告诉我说票房很好，电影挺受欢迎。

翟：对，后来我在地铁碰到DAAD的负责人，她背着包，说是去看你的电影。她后来说看了电影后很喜欢。其实你很早就介入电影了，是不是？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正在写《巫山云雨》的电影脚本，《回家过年》是不是也是你写的？

朱：《巫山云雨》是根据我的一个短篇小说《我负责调查的一桩案件》改编的，这篇小说最早还是发表在《今天》上的。《回家过年》是我的第一稿，和余华等合写的。《巫山云雨》电影里有一个细节，你记得吗，一个人不停地打电话但是总是打不通，灵感哪来的呢，就是我在巫山体验生活时给在成都的你打电话，当时的巫山通信非常落后，打通一个长途电话就像摸彩票中奖一样难。

翟：现在看《巫山云雨》是不是多少有点儿想自己拍？

朱：没有。这部电影是有些遗憾，导演章明当时也是第一次拍电影，没有经验。他是土生土长的巫山人。钱也不太够，但是就这样了，遗憾的艺术嘛。就是作为文献片，现在看来也有一点意义。

翟：那天我在白夜碰见一个人，他说以后要看真正的巫山县，就只有在你的电影里看了。

朱：对，对。当时拍这部电影就有这样的考虑，我把三峡工程作为一个元素放到了故事中。形式上也非常有贡献。关于90年代的江边小县城的生活。它和时代有一点错位，可能好电影都有一点错位，不能马上被消费掉啊。我看到很多评论，有人评价它是九十年代的《小城之春》。这应该是很好的评价吧，虽然我一直看不出原版的《小城之春》有多好。

翟：当时没有说你去拍？

朱：没有这想法。当时刚辞职，在专心写小说。

翟：辞职前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朱：辞职前在一家火力发电厂工作。我大学学的是动力工程，专业对口。

翟：有很多中国电影如果不能在影院放映，你觉得有意义吗？

朱：就是这样一个现实，不是你能左右的。我说过在当代中国，电影领域是最落后的一个艺术领域。审查制度、电影市场等等因素让你举步为艰，尤其对一个年轻导演而言。象《云的南方》这种电影最终通过审查，拍出来我还算满意，就算非常走运了。

翟：你的两部电影都通过审查了么？《海鲜》通过了吗？

朱：《海鲜》没有，《海鲜》压根就没打算通过。

翟：你觉得一般的导演他看重票房么？

朱：以前没有票房这个概念。

翟：中国电影没有票房这个概念。我觉得现在的导演才会出现票房这个概念。但在中国电影初期，在二三十年代的电影界绝对是看重票房的。

朱：我们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拍电影被看作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业。包括这些拍地下电影的都是这样的思路，就是要拍一个牛逼的电影，了不起的电影，没有想到市场，至少开始的时候没有想。中国电影市场非常不健康，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而且这个游戏不是公平的游戏。我还在学习这个相当晦涩的游戏规则。

翟：你觉得韩国电影怎么样？韩国电影的兴盛肯定跟他们的电影审查制度有关系。

朱：韩国电影很热闹了，但是和中国电影之间我总觉得缺少可比性。韩国经验在中国也许很不灵。审查制度是个根本问题。前几天有一家媒体采访我，问娄烨被罚5年不准拍片我怎么看的。我说非常遗憾，一个这么有才华的导演在他人生最好的时期被禁止拍片，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5年？我觉得很不公平也很不人性。一个导演要拍片，就象他的一项生理需求，就象撒尿。你不能因为他把尿撒在小便池外面了，就勒令他5年内不许撒尿。我觉得这个他妈的很荒谬，这种荒谬在中国却是一个现实，大家习以为常。

翟：这里面既有审查制度的问题，也有观众的看片取向的问题。比如王超的那部电影《江城夏日》，观众就根本没人想看，院线也不愿上。观众和导演的取向完全都是两回事，观众根本都不进入你的层面。这个我也觉得是一个问题。

朱：这有一个过程，观众和电影工作者要慢慢适应对方，慢慢培养对方。就像谈恋爱一样，先拉上手对上眼，再说别的。

翟：如果观众和导演的欣赏水平和关注的兴趣点在同一个层面上了，他们就会互相了解。观众也就爱看他们的电影了。我觉得现在盗版碟在中国培养了不少具有高端口味的观众。很多人想看你的电影了，都是通过盗版碟那里看到的，不是通过院线里看到的。

朱：我的电影盗版碟都看不到。

翟：为什么呢？

朱：多方面原因。我个人在这方面不太积极。

翟：为什么呢？你不愿意被别人看到么？

朱：我觉得暂时看不到，也没有关系。做一部电影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次到最后完成时，我早已经烦了，就想丢下，就想把它摆脱掉，什么也不问。而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事都要导演自己去做。我的态度是，能不做的就不做，连谈论也不想谈论。

翟：但是盗版碟就没有这个问题啊？你只要把版权卖给别人就完了。不用你去宣传。

朱：拥有《云的南方》国内版权的公司倒闭了，所以它的发行被耽误了。《海鲜》是另一个问题，它的投资人不希望在国内传播这个电影。他们觉得这个电影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翟：那么你现在就弄成一个比较神秘的导演了，国内一直都没有多少人看到过你的电影。

朱：这也不错。等我办回顾展的时候一起看吧。

翟：我觉得中国电影业的现实很难改变。简直太困难了。

朱：已经在变，只是不是大家希望的方式。我们希望的方式，不会有的。个人能做的只是适应它。

翟：国外不管怎样都有它完善的院线，有它完善的渠道。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就算你审查通过了，上映、票房也是有问题的。

朱：对，中国的电影市场是一锅烩，没有商业片，艺术片之分。导演的问题是在求生存。你能在这个体制里面能有饭吃，能在这个市场站住，就算成功了。但如果你还要追 问：我为什么要吃这碗饭？这个事情就很难再做下去了。想当年开始写作的时候，会天真地想这个状况未来会好一些，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都没变，是我们自己变了，变得宽容了，随和了，麻木了。

翟：那年轻导演怎样看待目前这种状况呢？

朱：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很多年轻导演都有所坚持，虽然他们的来历不一样，但我觉得他们都比以前务实。你当然不能等到天下太平了再出来做事，那会儿你都老得拍不动了。

翟：那你说现在中国电影环境如此糟糕，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去拍，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朱：那当然。这个行业很现实，金钱美女！从某种角度说，电影就是这样一种虚荣浮华的艺术。老百姓有时比电影工作者还关心电影，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就不奇怪了。

翟：对，现在许多人都在说我有一个电影梦，然后说我想要拍电影。我觉得你刚才说得挺好，电影其实就是一个浮华世界，虚荣的世界，镜花水月一样的诱惑，让人有一个幻想。

朱：对，尤其是年轻人。所以一定永远会是前赴后继的。

翟：照理说中国电影现在这个状况，本该很多人都不愿意做了。但反而更多的人前赴后继地来趟这道浑水。

朱：我觉得这跟电影的普及有关。跟盗版的普及有关。

翟：对，我觉得这也跟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有关；与读图时代有关。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文字太边缘化了。但影像的诱惑力却比较大。电影更是如此，可以给有抱负的人一个阶梯。

朱：对，看起来拍电影肯定比写东西要吸引人一点。因为影象直接、立刻抵达，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文字才更有魅力。

翟：所以刚才我问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既然你选择了拍电影。

朱：这跟我的性格有关。我觉得我的电影，和我的小说一样，已经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当然也许会得到更大的关注，这都是顺其自然的事情。现在我可以继续拍，也可以继续写，这就行了。我对“量”一直没有多大野心。

翟；我是这样，当然我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朱：你真是要对“量”很有野心的人，才有热情，才有“量”的征服欲，真的有巨大的热情，你才可能去克服重重困难，这事勉强不来。

翟：你觉得你热爱电影吗？

朱：我喜欢吧。

翟：你以前爱看电影吗？

朱：还可以。我干的时候很热爱，不管是文学还是电影。但我也放得下。不够敬业！

翟：也不是不敬业，我觉得放得下也是一种境界啊。一种很高的境界。拿得起很容易，放得下可不容易。

朱：在这个问题上请一定批评我，别让我更懒散了。我想跟我性格有关，跟海洋性格有关。我慢慢地了解我父亲我爷爷我出来的那个地方，我觉得他们都很放得下的。我爷爷是靠海吃饭的渔民，我爸爸是半个渔民，然后独自从家乡出来谋生这样的。我妈这一系是飘洋过海的华侨，与海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第一部电影叫《海鲜》嘛。

翟：那你拍电影取名海鲜有没有与这有关？

朱：鬼使神差，不是自觉的。我是在内地长大的，成年前没见过大海。但我一直很喜欢吃海鲜。最早内地吃不上新鲜的海鲜，只有腌货、干货。我印象中只有我们家吃，周围人家都不吃。后来长大了四处旅行，去海边总是优先的选择，看到海就高兴，闻到海风就舒服，觉得有营养，但是也没有细想。还是拍了《海鲜》以后，我必须全世界地去介绍这部电影，回答大同小异的问题。有一次我忽然想到，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是血液里的记忆在起作用。第一部电影拍《海鲜》看来不是偶然的。

翟：《海鲜》和《云的南方》你更喜欢哪个？

朱：我更喜欢《云的南方》，因为《海鲜》的那个方式，和我的小说一脉相承，而《云的南方》有所突破。

翟：不是说方式。我们不谈方式，就说从电影本身，你更喜欢哪部？

朱：《云的南方》。拍《海鲜》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说拍就拍了。

翟：但是也可能正因为你不太在意那个专业的框框吧？我觉得海鲜里面一些东西还是比较独立，比较带有个人色彩。

朱：这两个电影都有很浓的个人色彩，都很独立。问题不在这。《海鲜》和我开始写小说时犯了同一个幼稚的错误，就是出手太快，一遍写完就拿出去发表了，以为自己才大气粗。我自己清楚，我是有机会让《海鲜》更上一层楼的，但是错过了。现在只好去接受《海鲜》作为我的处女作吧。

翟：是不是当时看别人的拍的电影都不是特别顺眼？

朱：不是和别人比。就是自己要拍电影。

翟：你为什么要拍电影，你又不热爱拍电影。

朱：电影就在手边啊。拍电影以前，我已经停止写小说，晃荡半年了。当我决定做一件新的事，电影正好在手边。当时也有朋友整天在我身边说：你拍电影肯定牛逼。

翟：那你当时拍电影是因为别人叫你拍？

朱：也可以这么说。如果当时戏剧正好在手边，我可能就干起戏剧来了。

翟：那可不一样，很多人叫我拍电影，我就从来没动过念。

朱：你拍电影，我们都不答应。翟永明怎么能干这么无聊的事呢？

翟：有没有觉得自已的才能还可以做写作以外的事情。

朱：我一直觉得，写东西、拍电影什么的，我干这些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都是退而求其次，因为生活中没有更有趣的事情可以让我去做。

翟：那什么是你觉得有趣的呢？

朱：现在还没找到。

翟：我还算多少了解你，我原来还想，你有可能不再拍电影，又去干别的了。我想你有可能下一步去当一个艺术家。

朱：你指的是艺术家那个行当吧，我没想过。

翟：你前面讲了很多，把现在电影业的现实都归结到审查制度。假如我们说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完全开放了，你认为我们的电影会象韩国一样，会有很好的电影出来么？

朱：会的。我不完全归咎于审查制度。

翟：我也不完全归咎于审查制度。现在所有问题都可以推到审查制度上面，但我觉得还有其他问题。导演本身也很有问题。

朱：一个国家电影工业的成熟，每个环节都要有非常成熟、专业的人员。相对于导演，我觉得好的制片人更加缺乏。我的两部片子，都是自己做制片人。是没有办法的情况。

翟：那你觉得除了这些（审查制度、制片人等等）之外呢？中国的导演自身才华、自身对电影的思考和追求有没有什么问题？

朱：现在我比较能理解别人。尤其是年轻的导演，我都由衷地表扬他们。谁能说清自己的才华有没问题呢，优点也是缺点，缺点也可以是优点。对电影的思考和追求也与他们的现实处境有关。

翟：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没有一个足够的空间，让他们把自已的才华和想法发挥到极致？

朱：对，我觉得他们比前辈困难得多。另外成长的节奏也不一样。和老一代比，我觉得年轻一代的起点比较高，他们应该能做出更大的成绩。

翟：我觉得中国电影现在比较怪，比如陈凯歌他们现在都很热衷于拍那种与国际接轨的片子，全球化的制作模式，都是些大制作，动不动就几个亿的投资。但拍出来的都是些没有背景的、概念化的、假大空的东西。年轻导演都是踏踏实实的立足本土，拍一些与现实有关的电影，但他们几百万的投资都很难找到。

朱：我觉得现在全社会都是向钱看，评判成功与否的标志只有一个：就是钱的标准。电影也不例外。第五代的成功导演，其实也就是那两个人，在比着挣大钱，看起来他们很缺钱的样子。

翟：可能钱都成为评判他们是否成功的标准了。不光是外界，他们自已没准也这样判断了。

朱：我觉得中国可能要过个叁、五十年，才能从钱上缓过劲来。

翟：对，因为中国人前些年穷怕了，一切都处于空白，现在是一个完成积累的过程。可能现在大家都还处于一个穷凶极恶的时代。对钱、对名、对利都穷凶极恶。

朱：要过三五十年，大家才会注意“不要吃相那么难看”啊。

翟：三五十年太远了，现在还是有那么多人都想拍电影，等不了那么久。但确实电影会遇到很多非常困难的问题。

朱：你如果是一个有才华的导演，要拍一些符合市场规律的电影，我相信不难。一次两次对着市场打偏了，较正一下准星，总会有打中一次的时候嘛。港台导演做到了，他们有市场的基本素质，大陆导演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要先想这样的影片是不是你想拍的。我自己对商业电影并不抵触。在周末你去看电影，谁都愿意看一部搞笑的、轻松的电影，谁也不想去受教育，这很好理解。

问：你觉得国内导演在商业片上有很成功的例子吗？

朱：有啊，冯小刚，还有张艺谋什么的电影，商业上都很成功啊。不管你喜不喜欢。

翟：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张艺谋、章子怡这样的人都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获得了个人的最大成功。他们现在追求的是一种所谓世界电影，拍的都是些没有背景、不知年代、空洞无物、充满东方奇观的“全球化电影”，靠的也是全球资本的支撑。这样的成功模式会不会对年轻导演形成一种诱惑，就是说，当机会没来时，拍地下电影，争取在国外获奖。当机会来了，当全球性资本真到手边来了，也就当起张艺谋、陈凯歌第二了。毕竟这是成为世界级导演和创造票房神话的保证呵？

朱：能多几个第二也不是坏事啊。什么样的导演都有，什么样的影片都有，不但有而且都能生存下去，那么中国电影就有意思了。

翟：听说你很想拍韩东的《扎根》是吧？

朱：对。我对这本小说特别有感觉。

翟：是拍电影还是电视剧？

朱：拍电影。投资先不论，先算周期，想要拍四季，根据我的设想做到位，我算了一下，加上筹备，这个项目需要我在农村至少呆上两年。我跟韩东开玩笑说，你是写一本《扎根》，害得我要在村里真的“扎根”了。

翟：说到表演，当时拍《云的南方》的时候，主角起用李雪健，有没有考虑院线等这些放映的因素？还是你只考虑他的表演？

朱：其实没有。我喜欢他的表演，他不是那种有票房的明星。

翟：你是不是当时觉得他有点儿票房号召力？

朱：没有，没有。最开始没有考虑李雪健，因为那会儿他因为癌症已经淡出影坛。后来田壮壮告诉我，李雪健已经康复，可以演戏了。我一见他，就觉得他合适，当即就拍板了。《云的南方》是他复出的第一部戏。还有一点，李雪健有大难不死的经历，正适合“徐大勤”这个角色。他是个演技派的演员，“老戏骨”那种，和他配戏的，我几乎全都起用业余演员，使他能溶入整部影片的调子中。

翟：我觉得正因为别人是业余演员，他是专业的，所以很容易就看出来他的专业痕迹。

朱：要让他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到不露痕迹很不容易。其实李雪健，我觉得他很草根，他不是专业学院出来的，不是那种专业演员。他的演技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他是有天份的，中国老百姓也特别认可他塑造的形象，比如焦裕禄。

翟：确实，我当时在美国看他演的焦裕禄，真把我看得有点儿感动。说来惭愧，我回想从小到大，我都很少在电影院里流过泪，但在美国时，看得真有点儿泪流满面。你想要把焦裕禄这样概念化的一个角色，演得让我这样一种人感动流泪。他的演技真的还是很不一般。

朱：宋江也演得好，味儿传神极了。

翟：其实《海鲜》里面演男主角那个，我也挺喜欢的。

朱：成太生，后来又演了贾樟柯的《世界》。他们说我的电影是旺男人的，因为这两个男主角都因为我的电影得了影帝，成太生是在南特三大洲电影节上获得了影帝称号，而雪健是在中国首届导演协会年度奖上获得了“最佳男主角”。

翟：你本身从写作和拍电影两方面，也是一个关注男性问题的人。你的作品比较关注男人视点。我觉得你的电影也算男性电影吧，里面的女性角色比较弱，我说的弱是指角色本身。

朱：是啊。谁叫我是男人呢。

翟：我觉得男性一般都喜欢你的东西，女性可能有的会排斥一些。

朱：不一定吧，你在别的男作家作品里见过对女性特别关注的吗？

翟：我在韩东的小说里看到过。

朱：韩东崇拜女人，我比不了。

翟：不是崇拜，恰恰不是。我觉得从他小说里，可以感觉他对女人的态度是很平等的。不是男女平等的概念。是没有孰高孰低之分，男人女人的优势劣势都是势均力敌的。这也许与他的经历、他的感受有关。他小说里，会给女人一个对等的位置。

朱：被骗了吧，哄女人高兴的才是大男子主义。这是一个男权的世界，是事实，我只是没有掩饰而已。

翟：哈哈，看你这个理论里本身就有大男子主义的东西。你首先就把女人看成头脑简单，容易头脑发热的人。一哄就高兴。韩东呢就不是如此。这么说吧，你以后会不会拍一部女性视点的电影呵？

朱：为什么不呢？

翟：你关不关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

朱：关注啊。

翟：比较喜欢他们那些人的电影？

朱：挺多的，小贾，从《小武》开始，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小帅也是越拍越好，越拍越深入。娄烨，唯美，挺个人化的，我跟他开玩笑说，他拍的是作家电影。王超也是作家电影，很认真、严肃，我很喜欢。还有陆川，不知道算不算第六代，他的电影是另一个路数，也很好。还有……

问：那女导演呢？

朱：女导演本身也少吧。

翟：你看过李玉拍的一部《红颜》吗？

朱：《红颜》我没看过。怎么样？

翟：《红颜》我觉得很好。她比较从女性视觉出发。它的故事太陈旧了。但我觉得主题和细节挺好。她处理得都很到位。

朱：听起来已经不错。

翟：你觉得技术对电影重要么？

朱：重要。电影的技术决定着电影的品质。

翟：你好象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自已写剧本、自已制片、自已导，有没有自已动手剪辑？

朱：剪辑很关键，当然要自己干，导演只是不动手操作而已。

翟：你的片子都是你剪的么？

朱：可以说每一刀都是自己剪的。但是到头来发现每一刀都是自己剪的，也没什么意思。

问：没请专业的剪辑师吗？

朱：当然有，但是剪辑师听导演的。

翟：你在意一般老百姓对你电影的看法？

朱：在意，也不在意。

翟：你最着迷你电影的结构，还是语言方式？

朱：都不重要。我最着迷的还是其中的诗意。我的电影，什么都可以没有，我不能允许它没有诗意。这是我最核心的东西，也是我最想捕捉的。就这一点，我从写诗开始。到现在拍电影没有改变过。

翟：你对写作的看法和你拍电影的看法是一样的。那有没有把诗与电影结合起来？

朱：我的两个电影里都出现过一个诗人，都有一首我为该电影写的诗歌。自娱自乐吧。

翟：那你最想通过电影表达什么？

朱：我要表达很多东西，或者说什么也不表达。不同的人，从我的电影中会得到不同的东西，也许不是作者的初衷，但是也没关系。我希望我以后的电影能够大众化一些，尊重电影形式本身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