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年代：大多数的文革〗
──革命大串联
陈向阳（澳大利亚）

外地红卫兵来北京

文革在北京轰轰烈烈，外地的学生都想来看看。咱毛主席更想把北京的革命大火烧向全国，所以呢，干脆来个大串联。还在红八月之前，自发的串联就开始了。八月十八日（8.18），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百万红卫兵，还说这是第一次，以后还要接见。全国的红卫兵立刻急疯了，赶紧都往北京跑。8月21日，毛主席果然又接见了一次。9月初，报纸上广播里公布了中央通知：全国实行革命大串联，火车汽车一律对红卫兵免费。还到处办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都不要钱。不光不要钱，红卫兵有什么急需还可以借钱，凭红卫兵证件就行。让全中国上千万的红卫兵白吃白住白坐车，这得有多大气魄！除了咱毛主席，谁能想的出这个？

北京一下子满大街都是外地红卫兵了，南腔北调的。公共汽车不要票了，本来只说红卫兵不要票，但实际上谁都不要票了，反正车上也没几个不是红卫兵的，除了红卫兵都挤不上去。再说车一到站半天走不了，车门外边老吊着一大砣子人，关不上门。北京人上下班三站五站的干脆走路，再远就骑车，坐车肯定迟到。

北京的各学校各机关单位，凡有空地方的都办红卫兵接待站，到处动员北京市民拿出被子褥子来。还调来大批的席子草垫子。我们百万庄居民区也不例外，招待毛主席的客人，能往后缩么？每个区都办一个接待点，我们寅区居委会有一间办公房子，贡献出来了。屋子也就十几平方米，腾出来，铺上草垫子打地铺，再动员出一些被子褥子，一次能接待七、八个红卫兵。头一拨里记的有个湖南来的，又黑又瘦，一个江西来的，又黑又矮。他俩都是农村人，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印象特深。比如上厕所拉屎，他俩都不坐马桶，都要蹲在马桶上，说坐着拉不出来。晚上睡觉要脱光溜子，连裤衩都不穿。我们那会整天闲着，来了几个红卫兵，当然要围着看新鲜。晚上他们黑灯睡觉了，我们就打着手电从窗户往里看，反正是一楼，方便。接待站不光管住，还管饭。钱和粮票都是上级拨下来的，居委会几个妇女做饭，开饭就在院子里，蹲在地上吃，要不就坐在水泥乒乓球台子上。没什么好饭，一个馒头一个窝头（那时粮食供应按定量，有40％的粗粮，就是玉米面），加一碗素菜：豆角冬瓜洋白菜之类的，早饭就只有馒头棒子面粥咸菜。饭很一般，但瘦湖南和矮江西都吃的香着呢，别人吃不下去窝头他俩就能吃，剩的窝头我们拿去喂鸡，他俩还说浪费。有一个太原来的，白白净净很体面，衣服也穿的好，是什么山西商学院的，大专生。他就只吃馒头，不吃窝头。有时干脆什么都不吃，到饭馆吃去，他的女朋友也来了，住在附近另一处接待站。别人都先打听去天安门怎么走，他一张口问我们去颐和园坐几路车。瞧瞧，这才是懂行的。

接待站当然不能老养着他们，一般只允许住十几天到二十几天，等到一次毛主席接见。从8.18第一次，到11月26日最后一次，毛主席一共接见了八次。那天刚接见完，马上庆祝，改善伙食，一人两个白面馒头，一碗豆角粉条炖猪肉。瘦湖南和矮江西本来见到毛主席就够激动了，这一吃猪肉炖粉条子就更激动了，说在家过年才吃肉呢。连那位白太原也吃的挺香，可他不吃肥肉，每块肉挟起来只咬掉瘦的那半截。但肥的也糟蹋不了，瘦湖南和矮江西都把碗伸过来了，白太原判断了一下，认为瘦湖南更适于吃肥肉。矮江西受到不公平待遇，立刻脸色发暗。

毛主席接见完了，猪肉炖粉条子也吃好了，居委会就按上级指示下逐客令了：该回湖南江西太原等地方闹革命了。他们七八位刚走，马上又住进来七八位，换拨。我们寅区这个接待站一共接待了有三、四拨，反正一吃猪肉炖粉条子就换拨。不过换下去的那拨可不一定就真回老家了。比如说，我们院有个孩子后来在王府井又碰见瘦湖南了，那时离吃完猪肉炖粉条子都好些天了。这也能理解，人家挺不容易来趟北京，十几天就走？又不是光看大字报，什么颐和园、北海、故宫、八达岭也得顺便看看吧。没个三、四十天的哪够啊。反正到处都有接待站，出了这个进那个，都是白吃白住。尤其像瘦湖南矮江西这样的，在家轻易捞不着猪肉炖粉条子，当然得抓住机会多过它几个年。

北京红卫兵去外地

外地红卫兵串联首选就是北京，想都不用想。北京红卫兵去外地可就犯犹豫了，先去哪啊？特革命的就去最需要革命的地方。比方说曲阜，孔子老窝，封建根子，能留着么？北师大红卫兵由谭厚兰带头去把孔子的坟平了，碑砸了。也有专去名山的，可不是逛风景，哪庙多奔哪去，扒庙砸佛爷，把和尚尼姑一律赶走，临走还给他们配对结婚。也有的专捡动静小的地方去，哪的革命形势最差就去哪，到了地方就煽风点火，破四旧，批走资派，给省委市委贴大字报，非把革命大火烧起来不可。还有的直奔云南广西边界，出国，去越南打美帝。‘打倒美帝’喊了那么些年，这回玩趟真的。而去缅甸的就准备打游击战，这可是直接实践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理论，今天的缅甸不就是昨天的中国么，多好的机会，干吧！冷不防自己就许成了革命领袖，毛委员第二。当然，最后这句是不能说出来的，只能暗下决心。也有打算去香港的，可不是偷渡，是去跟英帝斗争，如果看条件成熟，就顺手把香港解放了它。可赶到边界一看，英帝那边军警伺候，荷枪实弹。咱这边解放军腰里也有枪，可怎么不拔出来打丫的呀？咱们还怕他们丫的是怎么着？可惜解放军一点不听红卫兵的建议，还干脆老远就挡驾，说是边境地区不许进入。那些特虔诚的则专拣革命圣地，韶山、井岗山、遵义、延安，一圈看下来，更觉的咱毛主席光芒万丈。当然也有专挑风景圣地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桂林山水甲天下’，这都是语文底子比较好的红卫兵。俗一点的就先去上海，那里好东西多，连上海牛奶糖都是全国第一。

就这样，当北京的大街上挤满了外地红卫兵，北京的红卫兵全去了外地。像我姐姐他们那伙‘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正在和高干子弟的老红卫兵辩论对联呢，‘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还是不对。还辩论中央和北京市的各位首长哪个该打倒，哪个不该打倒。正辩的激烈呢，一听大串联，双方自动停止，回家收拾背包出发。背包很简单，两件换洗衣服，毛巾牙刷茶缸子，再跟家里要点钱贴身藏好，这就行了，再复杂挤不上车。我姐姐要去什么地方呢？我们不知道，她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根本不知道哪趟火车能挤的上去。每趟火车都超级爆满，连什么去西宁去新疆的都不例外。想上车的人根本对车门失去了兴趣，因为数那里挤的最结实，只能走窗户了。但车上的人，包括刚从窗户爬进去的人都赶紧把窗户关上，想给自己多留点喘气的空间。车下的人就举起砖头棍子，让里边的人开窗户，数一二三，不开就砸。如果外边的确实比里边的狠，里边的就只好照办。

直到我姐姐的信来了（我妈妈反复叮嘱，到了任何地方先写信），我们才知道她第一站到了上海。她们几个还算比较认真，每天去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到学校去交流，不大逛商店和公园。后来呢，又到了湖南，四川，突然又从一个没听过的小地方，‘鹰潭’寄来一封信，说困在那了。一个同学病重了，必须下车看病，还要找一个人陪着，就挑上了我姐姐。足有一个多月我姐姐才回到家，又黑又瘦，还浑身是包，而且居然说的清哪些包是蚊子咬的，哪些是虱子臭虫跳蚤咬的。接着就是一路的新鲜事，比如四川的饭有多辣，一碗凉粉没吃完呢，她已经再也坐不住了，只能站起来蹦，一直从棚子里蹦到棚子外边。还有车上多么挤，人碰人，人顶人，人压人，人扛人。椅子下边，椅子背上，行李架上，过道里，厕所里全是人。挤还不怕，最难受的是憋。就算一点水都不敢喝，一天里总得有泡尿吧。别想上厕所，那里边挤着男男女女好几位呢。那怎么办呢？男的都不在乎，从窗户往外尿，甚至敢把屁股伸出去拉屎。女的哪好意思啊，有的憋的直哭，有的就尿裤子了。后来她们想出办法，一圈女的围起来，中间的那个就往茶缸子里尿，尿满递到窗户那泼出去。窗户总是开着的，晚上也不关，一关上空气就不够用。本来坐在窗户边是个最佳位置，但危险的是前边窗户泼出去的尿，一部分还要被风刮进来。

我姐姐在家歇了没几天又要出去继续串联，已经上瘾了。她还问我去不去。我认识的好几个小学生也跟着红卫兵的哥哥姐姐出去串联了。可我一想车上挤的喘不过气，还要从窗户往外撒尿，还要咬一身大包，就说算了。我从小就有怕苦怕累的毛病。我姐姐她们第二次再出去，目标就清楚多了。因为第一趟完了大家都互相交流，你去了哪我去了哪，于是什么地方最好心里都有了数。什么杭州、苏州、桂林、广州，......先列单子，再来个一网打尽。

这场革命大串联，一直串到冬天来了，串到1967年的二月份，广播里报纸上一遍又一遍宣布中央指示：大串联结束，不再白吃白住，不再坐车不要钱了，这才慢慢停下来。但打着红旗排着队，徒步串联的还可以去，不过只能去穷地方，比如延安。还要自带被褥，一路睡在老乡的炕上，连吃人家的窝头咸菜都要交钱交粮票。白吃猪肉炖粉条子的机会再也没有了，所以大多数红卫兵就不想串了。比如我姐姐她们也计划好了徒步串联，可越是临近出发日期人数就越少，或是妈妈病了或是自己感冒了。最后剩下没几个，心也凉了，只好取消。

发动大串联结束大串联都是咱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结束它决不是因为猪肉炖粉条子供不起了，而是该打下一个战役了。火已经在全国烧了起来，已经对真正的目标发起总攻了。这些目标都藏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机关里，既不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也不在‘桂林山水甲天下’，所以继续串联就要耽误革命了。

1966到1967年的冬天，天虽然冷，但革命形势却热火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