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败如山
老 鱼

八

我是在重庆綦江县古剑公社入伍的，当时我属于上山下乡大潮中的一员（老家在重庆市区储奇门）。在农村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是我强烈要求参军的一个主因，渴望戎马生涯也是我们那一代男青年们的基本梦想，但那时候当兵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我所在的生产队处于山高林密之地，粮食产量极低，但是种植药材却产量不错且价值高。我在一次出工时就给队员们说，咱生产队不如少种粮食多种药材，把卖药材的钱买回更多的粮食，这样肯定划算。不料这句话被一位好事者添油加醋传到了公社干部那里，这在当时就被上升了反对毛老人家的“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的条款上去了。所以在公社初审时就被公社领导们义正词严地刷下来，但是军方征兵代表丁学财（排级干部，安徽人）特别喜欢我。为啥，不就是我会办墙报、会识简谱、身体素质好、个高会打篮球什么的。他坚持在公社会议上把我列入预备名单（而且只是排在第3预备）。

我老爸是重庆的一名老记者，在政府各部门还是有些人脉，在老爸的努力下，我在县城郊区武装部的讨论会上有幸排入预备名单的第一。只要在县武装部这一关挤掉一名在正式名单上的人我就能自动替补上去。于是这个奇迹自然就出现了，在县武装部的会议上，一名正式名单上的人被与会者认定在生产队出工太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态度有问题而被刷下来，而我作为第一替补顺利上位。那位被刷掉的知青朋友的叔叔是区武装部的头头，后来他占别的区的名额还是去了部队，而且不是参战部队。

这是应该是一次成功的开后门游戏。我报到的第一天，当踏入新兵报到处的食堂看到那一大锅可以随便糟蹋的大米饭时，心情的那个激动至今难以言表，绿皮在身的喜悦也让我好些天处于失眠状态。到了新兵连还在等正式开训时，谁料到所在步兵团就接到上级命令宣布进入一级战备，我也因为到新兵连后与带队老兵常有摩擦、又拒不参加新兵连整理菜地的劳动而被特务连副连长相中，被挑进侦察排（看来要当侦察兵一定得先学会扯淡才行）。

我们没日没夜地投入军事训练，地形学、擒拿格斗、射击、战术等科目被翻来覆去的练习，伙食标准也由平时的0.48元/天大幅提升到0.86元/天，晚上则经常有关于战争的影片（记忆深刻的是美国影片《巴顿》，那时候还是作为内部电影观摩的）……忙碌之中，战争之神已经频频向我们招手。

九

天色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中渐渐暗下来，我们与1营的非战斗人员聚在了一起（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十人吧，1营的人员中有不少人手里根本没有武器，只好握个手榴弹什么的），干部们给我们再次明确了各自任务和联络方式等细节，还没等夜幕完全降临，我们突围第一梯队在众多战友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往山下摸去。谁知这次出发竟是我们与大部队的分离，第二梯队的首长没有给我们任何联络设备（连一部步话机都没有），所以当我们离开的那一刻，其实就与他们断掉了任何联系。

连续4日的饥饿和缺水，使我们的体能直线下降，如果没有事情做，我们躺在地上不愿挪动半步，嘴里干得连舌头都感觉被黏住了，但是一走动浑身还直淌虚汗。现在之所以还能继续参与突围行动一是因为军人服从命令的职责，再则恐怕就是人求生的本能在支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森林里又是漆黑的世界，我们人与人紧挨着，小声地传递着前面传来的口令，按要求做好每一个动作，一步步往山下摸索着前进。按我们白天察看地形分析出的结论，如果我们沿着一条狭小的山谷向下到一定位置，然后翻过一道绝壁，就有可能到达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域，而这条线路越军十有八九不会设防，一旦我们进入开阔地带，越军占据有利地形易守难攻的优势就不复存在，那咱们就可以真刀真枪地与他们干一回了，何况附近还有友邻部队的接应。

在夜里九点左右，我们来到一处岩壁面前。接近90度的岩壁有30多米高（高度是爬了才知道的），好在石灰岩的岩缝里还有小树和杂草滋生，可以作为攀登支点。不过要是处于白天、又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要我们攀登这样的岩壁，那也许就没什么人敢一试身手了。黑夜中的视线不良将攀登的恐惧降到最低点，但那仍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攀登。对于有过攀登训练的侦察兵来说，这也许还好办一些，对于那些没经过类似训练的战士而言，就成为一次生死考验。

我在爬到接近一半高度时，右手抓住的一块石头突然松动，而我左手正试图找别的攀援点，就在我身体往后仰、石头就要脱落的一瞬间，我左手重新抓住原来位置的树根，将身体固定住了，身上的冒出的冷汗立即湿透了我的衣服。我大口地喘着粗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是有的战士就没这么幸运，在爬到相当的高度时就滑落地面，那呻吟声在夜里从山谷底部传来，令人不寒而栗。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个时刻你无法获得别人的帮助，你也没额外的力量去帮助他人。

我并不清楚第一梯队里到底有多少人冒死爬到了岩壁的最高处，当我爬上去时已有数人在上面察看在反方向下行的路线。这是一个狭窄的山脊，大约有3、4米宽，但操蛋的是另一面还是一处绝壁！而且岩壁光滑无植物生长，高度估计超过40米，我们准备的那条攀登绳根本就够不着底！这个发现是那天晚上行动的一个转折点，大家全傻呆呆地坐在地上，班排长们也不知如何是好。我们的体能几乎到了极限，有相当多的战友到山脊上倒地便睡，对下一步行动的讨论连听的兴趣都没有。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侦察3班的班长张孟福，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一直坚持寻求突围路线，他与排长和其他几位还愿意参与讨论的班长一起分析了一下地形，觉得原路返回山谷再往下前进一段可能能有突破天险的机会。于是排长叫大家按原路返回山谷底，这个命令在那时已经有许多人不愿意执行了。我班的副班长钱进锡（山东人）就表示不愿意再返回山谷，他说已经困得不行，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意再继续走了。我反复劝说他还是一起走吧，但是没有奏效，与副班长一样看法的还有好几位（印象里留在山脊上的有10名战友以上），那时排长的任何命令已经没有了效力，那一刻我们就与他们就这样永远分离直至阴阳相隔。副班长应该是山东淄博一带的人，记得他的口音里就是“肉”“油”不分，一如当时流行的一段相声。他是在参战前由山东某军派来支持我们部队的骨干来到我们侦察班的，军事技术非常过硬，但是在那一刻我们没能说服他及那些战友。在战后他们先是被列为失踪名单，后来就宣布为阵亡了。

我一直以为那是渴望生命的一种执着，与执行什么命令已经没太大的关系。我们那些还愿意去拼杀的人，硬是顺着攀登的来路，一脚一手地缓慢移动着，回到了谷底。

这是3月14日深夜的某个时刻，我从岩壁回到地面之后能见到的景象就是这支队伍已经彻底的被饥渴和疲惫瓦解了。没有组织形式，没有指挥员下达指令，也没有人愿意谈论或打听下一步的行动。在这条被植被覆盖的乱石沟里，大家四处散开或坐或躺，无声无息地呆着，似乎在静候死神的来临。

十

3班长张孟福这时候来找我，还一起叫上了我班的陈秀颖，张班长说，现在排长已经没有精力来指挥我们了，如果大家还想突出去只有自己想想办法。他说，现在就由我们3个人组成一个探路小组（我们并不是一个班的，只是平时还算相互了解），设法在附近探察一下，如果有路就叫大家跟着出去，如果没路可走那就是命运安排该死说不得了。张班长叫上我不为别的，那就是我入伍时的身份是重庆知青，而重庆知青的敢打好斗在四川是出了名的。

我心里其实还是恐惧死亡的步步临近，但是在老兵、老班长的鼓励下也愿意去作最后的努力。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在之前入越后的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时，我也许被认为是一个怕死的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那天下午我们班接到一个命令，对大部队将经过的一段公路两侧的高地进行搜索，以防止越军偷袭。那天的太阳十分恶毒，加上四处死尸的臭味充斥，我出现了严重的中暑症状，头疼欲裂，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于是我就一直掉在后面没办法跟上大家的步伐，当搜索任务完成后，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更过分的是，他们居然大步地往营地回撤，根本不管我是否能跟上他们。结果是我一个人在无我军布防的公路上走了好久，我忍着剧烈的头部疼痛，还需要注意公路两旁甘蔗林里的异动，那感觉怎一个绝望了得。

回到营地后副连长来看我，在问讯我的同时，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打量我，表情流露出对我的疑惑没有丝毫掩饰。所以在之后的时间里，我基本上都是争着去执行一些比较危险的任务，希望能让战友改变对我的印象。

我们3人继续往山谷下面走了数百米，发现有一段岩壁还不是太高，而且植被丰富便于攀登，张班长就叫我第一个上前试着攀援。我向上攀登了十余米，发现有可能上去，张班长见状就叫陈秀颖去叫其他的战友跟过来。于是我就这样察看着地形，挑选适合攀登的路线前进，张班长就在下面跟着。体力的严重透支令我的攀登十分缓慢，因为山顶的情况不明朗，我们相互间也不敢大声说话联络。但我爬到一处可以休息的台阶状地形时，我不得不停下来歇息一会儿。过了十几分钟，我班的另一位战友爬到我身边，问还有路能继续上去吗？我说看上去还有希望。他就坐在我边上说，就怕是再次白忙。我再次往上攀登时叫他跟我一起走，他说要等等再走。他这一瞻前顾后的犹豫，最后就导致了自己被俘的结局。当我爬到距山顶还有3米左右的位置时，我停止了前进，努力地想靠听觉来发现山顶部有无异常情况。就在我迟疑的时候，1营机枪连连长也爬上来（名字忘了），他问我上面情况如何？我回答说不是太清楚。这个猛连长就毫不犹豫的先于我爬上山顶，我一看他没事就跟着爬山去。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地形是一个缓坡，完全可以通过。

这时候天色逐渐明了，远山近崖轮廓渐显。令人不安的是附近还能听到越军的说话声。我试图用口哨声来传递到山顶的信息，但干裂的嘴唇根本无法吹出声来。我告诉连长，我们在此等他们出来，一直到天亮之前，连长同意了。接着上来的两人是工兵班的一个班长肖亚香（湖北人）和侦察３班的一个战士（四川仪陇人），两人上来之后就立即发现了不远处山脚下的香蕉树和挂着的香蕉。两人就说要去摘香蕉吃，我与连长都劝阻他们放弃这个念头，等大家上来后再作打算。这时又有人陆续上来，但是肖亚香与３班的那名战士坚决要下去摘取香蕉，两人说着就往山下走去。

如果你没有那5天没吃没喝的经历，你就很难相信此时他们可以置战友劝说和危险于不顾，宁愿冒着性命去摘那几只香蕉，那种对水和食物的渴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们可以奋不顾身。这要在平时，有一位连长发话说不让他们去，两人会乖乖地蹲在原处，但是此刻这些铁定的军人条例对极度饥渴者而言已经没有了任何约束。为此，两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让越军提前发现了我们的行动，让来不及登上山顶的战友的生存希望毁于一旦。

两人走到香蕉树前刚开始设法摘香蕉（那地方距我们约200米），就被附近设防的越军发现，密集的枪声顷刻打破清晨的宁静。我们见情况紧急，立即叫接近山头的战友迅速爬上来，我们这里也有人举起武器向越军阵地方向射击。我们只看见那两人被越军的火力压制在一处土沟里无法动弹，而且越军已经开始移动试图堵住我们的去路。我们已经上山顶的人只好冲下山去朝左边迅跑，顺着小路绕过一个小山头，努力与越军拉开距离。

现在来看，我们当时的举措也许是比较消极的，但那数天来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已经让几乎所有士兵的斗志荡样无存。说一个细节吧，就在我们拼命奔跑的时候，突然发现小路上的水坑里有少许积水，大家可以立即停止步伐，蹲下弯腰，用嘴直接去喝水坑里的脏水，哪怕此刻被子弹命中。我就喝了几口那样的水，也许就是那些不知何时积在路面的脏水让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我们又转过一个山垭口，看见我们前面有几位越南百姓站在路边，他们顿时吓傻在那里，一动不动。后来见我们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几人转身就跑，其中两个中年男子还背着小孩，他们一边跑着，一边回头来看我们，他们那眼神里流露出的绝望与恐惧令人永生难忘。也就是这样的瞬间印记深深刻在我心里，让我在后来岁月的思考中感悟到了战争的某种罪恶。

十一

后面的枪声紧紧地追着我们，我们见右侧是一片原始森林，就立即冲了进去。我们在树丛与乱石中疾速穿行，衣服被挂得千孔百窗，四肢划痕累累，直到我们听不到越军的叫喊和枪声稀落下去，我们才停止了脚步。好一阵喘息后，我们才有精力清点一下一起跑出来的人：仅仅16人，侦察3班有6人，我们侦察2班3人，工兵班有4人和侦察排长1人，别的连队有2人，1机枪连连长和一位机枪手（是哪连队的给忘了），那机枪手居然一人扛着带弹夹的班用机枪，身上还带着两个装满子弹的机枪弹夹，这在平时是两个人的活儿，可见体力惊人。我们现存的火力配备为：冲锋枪9支、班用机枪2挺、步枪2支以及手枪2把。我们突围第一梯队的几十号人，就只有我们16人成功战胜天险突破越军的大包围圈。

一切又似乎变得有希望起来：我们人数少但行动会更灵活，火力也非常不错。大家静心分析了地形、敌情以及可能出现的变数，最后决定16人的指挥权交1机枪连连长负责，探路组由张孟福、我和陈秀颖3人组成，所有行动将在天黑以后进行，现在找一个可以形成简单防御的地方休息。

我们又往前走了约半个小时，选定一处山斜面的凹处作停留点，这里森林茂密、乱石林立，16人被分4组形成4个方向的防御。我、陈秀颖和王宏被分在靠上方的位置防御，那上方的地形是一处比较光滑的石头坡，如果有越军在上面被我们击中，身体就会滚到我们的掩体内。大家对地形进行简单改造后，就分组进行休息。

四周安静如斯，远近的鸟鸣简单清晰，偶尔有枪炮声传来也离我们很远。那时刻是如此的让人心情平和，特别是在经历了众多的磨难之后。我没有一丝的睡意，眼望着春天森林里满目的苍翠，想用过去在课堂里学的知识来分辨一下什么树种或植物分类。记得森林里有一种巨型藤蔓，主干直径有差不多30厘米，那大大小小的分支在森林错中复杂的蔓延。还有一种大树，树干需要3、4人合抱，直直挺立达40余米。到了下午3点左右，这样的安宁时光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越南军人打破……。

我先是听到下面有人小声的说：注意！有人过来了！我们的神经立即绷了起来。我利用石头的缝隙往左边一看，只见一个穿着军装的越南人探头探脑、非常警惕地朝我们阵地摸索过来，距离在150米左右。在下面的战友见状轻轻地移动身体，形成一个夹击迎敌阵形，准备抓他个活的。

那越南军人渐渐走进我们，这时我们只有排长一人负责监视那人，其余的全部低头隐蔽。在他距我们3、4米远时，排长大喝一声“不许动！”附近的战友也起身用枪直指那越南军人。

排长又用越语补喊了一句：“空得动！”（不许动的意思），并用手势示意他走过来。那越南军人一脸惊恐，吓得张着嘴，他举起双手，向前走了几步，3班的张磊（四川绵阳人）和一个山东兵（名字忘却，后来得到三等功）一下子冲过去，把那越南军人按在地上，扒掉他的衣服，用绳索把他捆绑起来。由于我们中间没有人懂越语，也就无法从俘虏嘴里掏出什么军情来。此处省略N个字……

那越南军人身上并没有携带武器，唯一的钱包里有一些照片和少量钱币。也不知那连长当时如何想的，就把那越军的破旧军服穿在的自己身上，虽然后来连长又把自己的军服换了回来，但是在回国之后这个举动被上级知道后觉得有严重问题，连长被转业处理，去了四川什邡卷烟厂。其实我们都认为此举没什么了不起。

过了一会见没有别的动静，大家紧张的心态又放松下来，继续自己的休息。约一个小时之后，新的危机很快又出现了：这次仍然是一个越南军人，几乎是在刚才那同一位置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本来我们可以按前例依葫芦画瓢抓住他，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因为心理压力增加，排长这次还没等到那人完全靠近我们，在他距我们还有20余米的时候，就起身大喊：“空得动！”其他几位战友也起身持枪对准了那人。这时候那人先是吃惊地往着我们，然后慢慢地举起双手，但是他突然伸手在裤兜里拿出一个东西，朝我们扔过来。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个手榴弹，于是大家迅速卧倒。那越南军人扔过来的果然是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之后，我们立即起身察看，那人已经拿出手枪，一边往后退一边朝我们开枪射击。这时我们数枪同时开火，把那人当场击毙。而我们这边有一位战友（山东兵，名字忘却）的面部和腿部被手榴弹炸伤，看上去还比较严重，当时就有战友为伤员进行包扎救治。

这一阵枪声很快改变了我们相对安全的处境，不一会儿我们四处就有越军行动的声音。我们全部都进入到战斗状态，打开枪机，抠出手榴弹拉环，紧盯各自负责防御的区域。这时我们远处有一个越军正着端枪朝我们靠近，工兵班的一位战士举枪一枪命中那人。又过了一会儿，我们能听到有炮弹从空中掠过的声音，那60迫击炮的声音我们太熟悉不过了。但是炮弹并没有落在我们的阵地，而是在附近几十米处爆炸了。炮弹爆炸之后，我们就听见有越南军人在吱吱呀呀地叫着什么，接着一发炮弹就离阵地更近了，我们马上明白那吱吱呀呀的叫声是有人在修正炮弹弹着点坐标。第4发炮弹就落在我们阵地内，炮弹爆炸后飞舞的弹片在空中发出金属般的呼啸，溅起的石块和树屑四处横飞。

炮弹就这样一发接着一发地伴着由远而近的呼啸落在我们阵地周围，前后越军共发射20余发炮弹，在炮弹落地的间歇，连长还不忘给大家鼓劲，他大声喊道：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大家不要被敌人所吓倒，一定要打退敌人的进攻！人在阵地在！记得连长的话语给我们极大的勇气，阵地上立刻充满了悲壮的气氛。

越军在炮击结束后，就试图向我们发起攻击，阵地的上方就响起了猛烈的机枪扫射，一时间我们头上被子弹扫落的树叶和枯枝像下雨般掉下来。我们还不时的对企图接近我们的越军进行还击。我当时就觉得这将是我人生的最后时刻，我问王宏，你最后怎么解决?王宏说他给自己留了一枚手榴弹，我当时还提醒他，还是两枚吧，可能保险一些。王宏问我的准备，我说留在最后的子弹将从我下巴处朝头顶射击。我当时还绝对真诚地对王宏说，我死了没什么，你一定得活下去。我说这话就是因为那时候王宏在家乡有一个女朋友，那个年代我们把爱情看得太重要了。

连长就位于我们的下方，在这个紧急的关头，我们看到他从钱包里拿出老婆的照片端详片刻（记忆中他老婆还十分漂亮），自言自语说了句：你自己好好的活吧。说完就撕毁了照片。在死亡真正降临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的感受是所有的思绪一起涌上心头，你什么都在想，你什么也没想。往事如烟云在脑海里飘来飘去，无法停留在一个具体事件或人物上。我也想到自己的死会给家庭带来的伤痛，但转眼就告诉自己，到时候那将是什么样的场景，自己也无从知晓了。

在我们顽强的抵抗之下，越军无法突破我们的阵地防御，随着天色转暗，越军就慢慢停止了攻击。我们这时又发现了一个奇迹，越军的全部炮弹居然没有伤及我们16人中的任何一人！在炮火最猛的时候，我们都采用钻石缝的策略，只要炮弹不掉在背上，就会平安无事。

阵地再次陷于出奇的宁静，我自己也在极度的疲惫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梦中我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叫我，我睁眼一看，林中已漆黑一片。我当时给吓得，以为阵地上就剩我一人了。再细细一听，是位于下方的张孟福班长在叫我，我提起枪马上就顺着声音摸了下去。

十二

在两块大石头之间，我们16人都聚在了一起，漆黑的夜里我们彼此看不见对方，只是从相互语言的交流中感到彼此的位置。排长刚说了几句话就哭泣起来，他说因为自己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令大家如意，使我们错过了一些逃生的机会，他感觉对不起大家，希望在今晚的行动中有所表现让大家满意云云。大家都劝说排长不要这样说也不要这样想，最后排长说出了今晚的行动安排：出山的这一段的探路任务继续由3班长、我和陈秀颖3人担任，其余的分成几个组负责掩护或断后，出山之后由他排长带路。在这个时刻，连长坚决把指挥权交回到排长手里，因为16人的大部分班底毕竟是特务连的人，在关键时刻意见的协调、行动的统一显得尤为重要。

那个被越军手榴弹炸伤的战士自己本来已经决定不随我们走了，他觉得自己腿上的伤势很重，无法完成余下的回撤路程，怕拖了大家的后腿。战友们一再鼓励他站起来试试，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发现还能走动几步，所以就改变主意打算跟我们一起回撤。3班长张孟福见我昨晚带路、和今天的表现都不错，在公开鼓励我一番后依然叫我第一个出发带路。

我当时真是有些骑虎难下的感觉，在3班长事先的一阵表扬下，我无法说出我对这样安排的不乐意，我当时不过是新兵一个，在场的班长、老兵多了去了，像这样的艰巨任务似乎还轮不上我去担任。但是我真的没有把这些说出口，因为我对16人目前的基本状态还是有所了解，事到如今，如果我们3人不去带这个路，恐怕就没有别人愿意出头干这个差事了。事情已过去28年，我现在在此决没有苛求别人的意思，因为随后的一些情况完全证实了我的见地。

我与大家分别握手后，第一个朝山下摸去，其他人跟在我后面约5米，靠听我发出的轻微响动判断方向前进。我们刚离开先前的位置，越军就有所察觉，于是机枪就在我们头顶扫射。但是我们很快就悟出一个经验：只要越军机枪一响，我们就加速前进，枪声一停，我们又几乎是屏气而行。那是什么样的身体移动啊，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越军的布防位置和与我们的距离，我们只得在静静地在乱石堆和灌木丛里匍匐前进，任何过分的声响都可能暴露我们的位置与行踪。就这样，我们整整爬了一个多小时，枪声才远远地留在了身后。

我的前面出现了一道往下的悬崖，黑暗里我没法看清悬崖有多深。我横着走了几步，发现有一颗靠着岩壁生长的树木。我打算靠着树木的支撑往下滑，双腿就往下伸去。那一刻我最担心的就是下面有越军埋伏，他们会抓住我的双腿把我拉下去，我几乎是随时要为幻想中的遭遇大声叫喊出来。我顺着树木下滑了近5米，双脚终于踏着地面，心里悬着的石头才算落地。四处观察了一下，发觉这里已经算离开了险峻的喀斯特地形，再往下就是丘陵地域，已没有多少树林，更多的是耕作的田地，在月光的照耀下地势也变得清楚起来。我呆在原地等着他们下来，但是等了好一会就是不见他们的影子。我吹了几声口哨联络他们，干裂的嘴唇只能发出细微的声音。我顿时着了慌，急忙顺着树木爬了上去，上去一看，他们全在悬崖边蹲着，我问，你们怎么不下来？他们说对下面的情况不清楚，说还听到有口哨声。我生气地说道，那是我在联络你们，如果你们不跟紧一些，我就不带这个路了。

大家随我下了岩壁，我当即给3班长说，我不带路了。因为事先3班长承诺过3人每人轮流带一段路的，3班长接着就开始在前面带路，我则退到队伍的10余人之后。走队伍后面的感觉真好，前后都有自己的人，安全感充满了身心。就在我们继续前进了约30分钟时，队伍突然停止了步伐，大家安静地原地坐下，这时前面传来的信息也不甚清楚，我当时觉得前面有这么多人，有什么问题也会解决的。

但是一等再等队伍都不见动静，我正纳闷，只见工兵班的一个战士（重庆合川人）骂骂咧咧地往后面走来，他说，有那么多的人在前面，为什么一定要叫他去探路？他就是不去。我问是咋回事？他说在前面的路旁发现了一个帐篷，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越军，排长就挨个叫人去探察，但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去冒险，在叫到他的时候两人争执起来，他才走到队伍的后面回避排长。

我一听这话就对大家的表现感到万分的失望，但是我也不想到前面去做点什么，心里想，有连长、排长和班长等人在，如何是好是他们需要面对的事。谁知到这时3班长来到后面叫我，我回答大家不去我也不会去。他说你先去看看吧。

我在3班长的劝说下，来到了队伍的前面，3班长就指着山下方100米左右的地方说：你看，就是那个帐篷。趁着依稀的月光，那帐篷就在我们将通过的小路旁边，路的两旁坡度比较大，如果离开小路另辟蹊径反而可能惊动对方而且前进的方向也不容易把握。我还是表示不愿意去探察帐篷，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的处境似乎已经是生机初现，大家心里或多或少的都燃起了一丝希望，这时候再去以个人冒险博取大家的相对安全，怎么想都有些不愿意。这真是当时心里所想的大实话。

这一来大家就僵持在那里了，我们坐在路旁的暗处鸦雀无声，没人提出新的建议，更没人自告奋勇站出来说由他带队走第一。就这样沉默了估计有半个小时，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给3班长说：像这样，我们3人一起往前走，人挨着人，如果遇到伏击要死就死在一起，别的人负责给我们掩护。3班长见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打破僵局，就答应了这个探路的方式，陈秀颍也表示同意。于是我们3人就紧挨着，举枪瞄准帐篷，慢慢地朝帐篷方向摸去。

写到这里我并没有责怪战友们的意思，我当时也不是有什么英雄气概在升华，只是自己太想活着回到祖国，哪怕有一丝机会也不愿放弃。何况没有这么多人在一起相互壮胆，我可能早就歇菜了。谁在那时候敢说“我不怕！”，那他也就是壮着胆说一句假话而已。这只是在那个特定环境里面对身临绝境的态度问题，选择就范或者竭尽全力一搏。

帐篷里并没有人。黑乎乎的帐篷里面有两个简易铺位，外面支着一口大铁锅，煮熟的米饭还剩了半锅，一个塑料加仑桶装着清水。我们先到的3位，在向后方示意安全之后，就轮着大口大口地喝桶里的水、用手抓起吃锅里的米饭塞进嘴里，根本不管是否被越军下毒。

十三

也许大家对一支队伍的士气低落、涣散到如此地步会惊讶不已，但是只要我们回头总结一下，看我们这支部队参战前的基本状态和准备过程，就会觉得有些东西本来就存在先天不足，在进攻战比较顺利的时候（本团有的成功战例还进入军区战例选编教材），大家都不觉得自身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局势复杂、特别是我们在陷于前所未有的困境时，那些存在于方方面面的潜在隐患自然就显现出来。

从大的开始说吧，本团在参战之前属于丙级装备，人员不满员（约全员编制的一半，如我们特务连在之前只是警通连里的一个排）、武器装备不到位、不是全训部队（军事训练只占全年时间的一小部分，其余时间主要是在师农场种田或烧砖），何况当年军队里所谓政治挂帅风气甚盛，军事技能被放到次要位置。在进入战备后（达到甲级装备），部队急速扩充，大量的新兵涌入连队（包括我哈），山东某军支援过来的老兵又面临水土和人缘关系不服的问题（闹病、不团结等）。好些干部临时被提拔，但自身的军事指挥素质却并不一定能胜任新的职务，所以边训边学是指战员共同的过程。部队当时的许多条例也不符合战时的要求，例如在越纵深境内一次执行夜间警戒任务中，我觉得附近情况比较危险，就拉动枪机上膛子弹，当即遭到某连队首长的呵斥，说必须有“子弹上膛”的统一口令后才能进行这个动作，所以我不得不立即退出子弹，半分钟后当大家都觉得局面不妙时，我们再按统一口令推子弹上膛。战前训练虽然是没日没夜的，但是方式比较传统，真枪实战的氛围欠缺。鼓舞士气的方式单一，靠读报读文件、办墙报、学唱军旅歌曲等，光英雄主义的电影就看了一堆，没有对身处战场逆境时的精神、心理分析和准备。至于装备的落后，那应该是时代的局限。

好了，唠叨这些也是给我们这些人找个台阶，那种一败再败的败兵心态绝对不是短时间就能痊愈的。我文字的题目为兵败如山（有人热心地指出说少了一个“倒”字），我自己的意思就是指部队一旦出现大面积的心理溃败，那战场上颓势很难逆转一如撼山。

十四

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走走停停，暂时没有遇到另外的敌情，在接近平原地带时我们找到了一股清冽的山泉，大家尽情地把肚子灌了个水饱，精神头有所恢复。前面出现一条比较大的岔路，在向左或是向右的问题上排长、班长们的意见出现分歧，我们把地图拿出来比划好久，意见还是未能统一。3班长建议大家投票解决，在清点票数时我们惊讶的发现，少了一个人！不知去向的是工兵班的一位战士，我们分析可能是在前面路段的某个时候，队伍停下来观察地形时他睡着了。我们回忆这一路走来中间还有不少岔路，谁也不敢保证能原路返回找到他。于是就在场领导就作了一个决定，等他一刻钟。那一切就真是应了命运一说，就在我们等够一刻钟准备离开时，那小子居然一颠儿一颠儿的跑了过来，在经过每一个岔道时他都选择了我们走过的路！

在进入平原之后我们遇到一个村庄，村里有一座完好的吊桥，可以让我们通过那条约有60来米宽的河流。这是我们往北行进必须经过的一个要点，如果是在平时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考虑从村庄外泅渡过河，这样可能更安全些，但是饥饿和寒冷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冒险进入村庄，利用桥梁越过河流。那是一座用竹板、铁丝绑扎的钢索吊桥，连引桥部分约有120米长（宽1.5米，距离河面3-4米）。只要我们踏上吊桥，那动静足以惊动全村的老小，何况是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之下。

这次没人安排我走第一个，排长自己担任了第一排头兵的角色。我们还是用交替掩护方式通过吊桥，我大概是走的第4个吧，一踏上吊桥那桥面就晃动不止，稍不注意就有摔倒的可能，我们举着枪左右晃着几乎是小跑过桥。下桥之后因为面前有3条路，我们就蹲在离桥头不远的地上，准备摊开地图再判断一下前进的方位。就在此刻，一连串机枪子弹几乎是擦着我们的头皮扫射而过，大家完全是条件反射般地卧倒，一阵匍匐动作迅速离开桥头位置。我们心里很明白，这是越军负责桥头防御的那挺机枪在白天就锁定了射击标尺，到夜里只要有动静无需瞄准伸手扣动扳机就能用火力封锁桥头。哪知道我们过桥后因为全蹲下看地图，这一动作令我我们再次死里逃生。

过河之后，我们就看见了一条正规的公路，方向朝着北方，这时候我们终于知道了我们在地图的准确位置。虽然公路的许多设施已经被炸毁，但毕竟比山区小路走起来顺当，我们的行进速度大大加快。记得我们分成几个战斗组，相互保持一定距离，分别负责前进中左右和前后的警戒。接近天亮的时候，我们在一树丛里休息，大家商量后决定，在天亮之前，我们在离公路几百米处寻找一民居隐蔽，如果有人接近就让进去灭掉，安静地坚持到夜晚再往北前进。

东方的曙光已经勾勒出远山的轮廓，就在我们正考虑是否还继续前进时，突然前面传来一声叫喊，我们16人立即就地滚出公路，找路边的什么地方隐蔽、朝前方举起了枪。但是我们又觉得刚才的叫喊声说的好像是中文，就叫排长说话与对方沟通。当对方再次问询我们是哪一部分的时，排长就一一如实回答，再一问对方，原来他们是41军的，就在此等待我们突围出来的人。

就这样经过一夜的艰难行军，我们16人终于回到真正的安全地带。这时已经是3月16日，据说全线部队为了让我们受围的部队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回撤，把整个撤军计划整整推迟了24个小时。而那些被堵在峡谷里战友，后来好几天里分几批自行突围回到祖国，最多的有40-50人，最少的就1个人。其余的不是被越军俘虏，就是抵抗到最后，永远地将年轻的躯体留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在中越交换俘虏时，本团有219名指战员在列。

十五

最后，让我一一列出本班牺牲战友的名字吧，在我脑海里他们永远是年轻的模样：

侯永升：班长，藏族，四川南平人（现属九寨沟县？），77年兵，个头不高，专业军事技术一流，眼睛微微有些棕色。

阮少文：班长，民族不详，云南大理人，75年兵，处事稳重话不多，由炊事班长调入我班当班长，烟瘾比较大。

钱进锡：副班长，汉族，山东人（淄博？）入伍时间不详，以军事骨干的身份由友军支援而来，有北方人的豪爽，遇事谨慎。

陈俊波：战士，汉族，四川仪陇人，79年兵，当时就在县城开钟表修理店（那个年代就算是有钱人了），出于对部队生活的好奇，才放弃优越的条件来到部队，爱笑，性格直率。

饶正平：战士，民族不详（会讲客家话），四川仪陇人，79年兵，入伍前在生产队当会计，一看就知道他是属于村里的聪明人，喜欢看书。

还需要提及的就是那位被俘的战友，是一位四川人。他在中越交换战俘回国后，因为是78年的兵，没到服役年限，就回本团继续当兵（没回特务连），直到80年底裁军时办理退伍手续。十多年之后，我在北京的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他家乡的一位写作的人，我刚提到这位战友，那人立即就说：我知道这人，是全县唯一的被俘者。我当时就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他当时回到团里后，我们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那个年代待人接物的局限），就一直没与他聊过什么。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去他老家找到他，听他述说我们16人离开之后他们后面战友中面临的处境、发生的故事。当然，如果他不愿意说也没什么，有生死之交的战友见见面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