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与我
徐 晓

十

《今天》一共发行了9期，被迫停刊以后，又以“今天文学研究会会刊”的名义出版了3期，时间从1978年12月至1980年12月共两年，这在民办刊 物中是最长命的。没有北岛、芒克、黄锐等人就没有《今天》，这是事实；没有北岛的《回答》，没有芒克的《天空》，没有郭路生的《相信未来》，没有江河的 《纪念碑》，就没有《今天》在中国现代诗历史中的地位，这也是事实。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已经被足够多的人评说并记住。他们被接纳、被认可，首先因为作品所达 到的高度，在国内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青年崇拜的偶像，在国际受到盛情欢迎。他们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据说北岛不止一次被提名获诺贝尔文学奖，芒克的 作品也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其次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发表在民办刊物《今天》，它出自共产国际仅存的社会主义堡垒，所以被西方世界涂抹上持不同政见的色彩。但 这终究还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西方人无法想像，在一个不准许选择的社会做出选择需要具有怎样的勇气，付出怎样的代价。我相信，虽然作为诗 人，他们有长于常人的想像力，但是，当他们穿着破旧的大衣，顶着凛烈的寒风，提着浆糊桶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今天》时；当他们面对父母亲友的劝说和叮咛时； 当他们放弃每个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时，绝对想像不到日后的功名和与之相随的困境。即使是像振开、芒克被戴上了诗人的冠冕，也是个荆冠，谁也没有看到 他们被荆棘刺破的伤口和他们流血的内心。所以相对于文学成就来说，更应该张扬的，首先是《今天》所代表的精神。

而要真正理解所谓《今天》精神，就不能不了解它的追随者们。使用“追随者”这一词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对于《今天》来说他们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这些 幕后者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作为文学同仁刊物，北岛、芒克、万之等撰稿人是非凡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是很多人想做而做不来的，而 鄂复明、周郿英、王捷、李南、桂桂、小英……他们可贵和可爱之处正在于，他们所做的，是很多人都能做而没有做，想做而不敢做的。如果说，一些人政治上受到 的迫害已被他们的文学成就抵消了，而那些根本没有文学梦想的，动力何在呢？

比如桂桂，严格地说，她甚至算不上一个文学爱好者，她的职业是护士。当年，她手持一本天蓝色的《今天》与振开在大街上接头，被领进一间毫无浪漫色彩的 破房子，以她那纤弱的手臂印刷、装订没有她属名的杂志。至今她仍然是一名普通的护士，与文学与政治无涉，但因为那段历史却少有了普通人的安宁。

我在以上提到的振开家的聚会中与周郿英邂逅。周郿英是在民主墙上看到《今天》的，当晚在他那间临街的办公室里就像每天一样，向朋友们发布了这条有关民 主墙的要闻，并发表评论说：“如果这个刊物能坚持下去，其影响将意义深远。”当时他找遍了整个刊物没有发现通讯地址，只有刊物的末尾留有一张白纸，便把姓 名和地址写在上面。第二天，李南和王捷紧随其后，也留下了自己的姓名。那张白纸向他们昭示了某种莫名的希望，使他们身不由已地卷入其中。我想这绝不是偶然 的，他，也包括李南、王捷等人，始终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所以，与其说吸引他们的是那些诗句，不如说是那杂志所象征的创造精神和叛逆精神，至此，他们从 边缘走入与官方对峙的主流。老周以其年长，以其稳健，以其善解人意在编辑部备受尊重，成为全体同仁亲敬可赖的兄长。1994年他死于疾病，振开以今天杂志 社的名义发来唁电：“作为编委，以多病之身日夜操劳，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特别是在手工作坊式的出版与印刷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大家敬重他， 他是《今天》的老大哥。老周，你的一生简朴、自重、宽宏、始终如一，你在提醒一个道德伦丧的年代的到来。”朋友们在悼词中这样写道：“在世界各地的你的朋 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于命运慷慨的馈赠。”

提起《今天》就不能不提鄂复明，大家都习惯叫他「老鄂」，而那时他也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在内蒙牧区插队多年，1979年初回北京的第三天就 被李南拉着来到了编辑部，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能许多人难以把一个手指永远嵌着黑色机油的汽车修理工和一份纯文学刊物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他是 《今天》存亡的真正的亲历者、目击者。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大家庭，他就是管家；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单位，他就是后勤部兼财务部部长；如果说《今天》是 一个杂志社，他就是总编室、办公室主任兼会计、编务、校对。他操持对内对外的每一件事，他关心男男女女每一个人。有了他的勤奋，杂志始终和几百个读者保持 通畅的联络，几乎每一封来信他都亲笔回复，田晓青感慨地说，当年他收到的回信是他有生以来最让人激动的文字。有了他的细致，使得杂志在经费极少的情况下得 以坚持和发展，他记录每一笔开支和收入，小至五毛钱一本卖出的杂志收入，大至购买三百多元一台手摇油印机的支出。芒克被工厂除名之后，编辑部每月给他三十 元生活费，因为怕他没计划地花钱，老鄂每月把三十元分成两次发；编辑部所有信件、稿件、订单、帐目他都细致分类后妥善保存着。可能除了他，很少有人保存着 一套完整的《今天》，至今不管是谁，都要在他的监护下阅读，毫不夸张地说，比他个人的财产更加宝贵。我无法例举他做的一切，因为那实在是太琐碎太细微了， 对于一个将被载入史册的杂志，那也许是不值一提的，但对于一个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来的民办刊物，那实在又是不能忽略的，日后他们承受了种种来自家 庭，来自舆论善意和非善意的压力，但没有谁被压垮，他们从不发牢骚、泄私愤，一如既往地生活着，承担着为人妻，为人夫，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在琐碎的日 常生活中，在接人待物的每一个细节中，一以贯之地坚守着自己的人格信念，绝不在精神的层面上降低生活的标准。像初来《今天》时一样，他们远离文学创作，远 离政治，远离《今天》的光环，唯独无法远离的，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档案给他们带来的麻烦。

1989年以后，振开在欧洲恢复《今天》，以后又迁到美国，曾有人对此表示不平，好像《今天》是一棵结满了鲜桃的果树，所有浇过水、铲过土、剪过枝的 人都应该平分秋色。有趣的是，这种议论在局外人中搞得沸沸扬扬，《今天》圈内的人却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躺在病床上的周郿英对李南说：“《今天》的 事，芒克和老鄂不说话，别人谁还有资格说话？”事后，李南对刘迪转述此话，刘迪说：“老周都认为除了芒克和老鄂别人没资格，谁还能再说什么？”我是想说， 《今天》的名声、地位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他们不会因自己曾是《今天》的一员而骄傲，但是《今天》完全有理由因为有了他们而骄傲。我相信，因 《今天》脱颖而出的人们，谁也不会遗忘他们。

所以我说，他们是一些真正的精神贵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主义不是创造神话，而是身体力行地试图将神话变为现实。如果谁有幸感受这样的生命 状态，有幸在这样的氛围中被薰陶，有幸在这种群体中被点燃，他可能仍然是平凡的、贫穷的，但他不会庸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展示的是一种境界，一 种姿态，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人文精神，所以可以穿过昨天而历久弥坚。

十一

历史往往无公正可言，有些人注定是永远的发言人，另一些人则注定是永远的听众，注定要被埋没。但是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有权选择是站在历史一边还是相 反，有权选择述说历史的角度和方式。我想告诉对当年的情况一无所知的人们，同时也提醒得益于《今天》的人，不该忘记那些曾经以献身精神“陷入”《今天》， 却因此而荒芜了的人。

用“荒芜”这种字眼来表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是残酷的，然而事实也许比我所能够通过文字表述传达出来的更为残酷。

《今天》创刊时，崔德英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姑娘，我不知道她是通过别人介绍，还是自已找上门来而走进这个圈子的。小英热情、谦和而柔弱，用一手整齐 的字为杂志刻写蜡板，后来她也开始写诗，但作品没能引起大的反响。那时她是北京一家国营纺织厂的女工，想必为了杂志的事她常常请假甚至旷工。魏京生被审 判，在中央电视台搞摄像的曲磊磊将他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录音，民刊组织人把录音整理印刷装订成小册子，小英和黑大春等人都到民主墙前去卖，他俩同时被公安局 抓走，大约一个星期后，因刘青“自投罗网”才被释放，如果她从此脱离这个圈子，成为一个顺民，一定早已是妻子，是母亲，是一个生活清贫的下岗女工，然而她 没有，或许是因为她看清了一个进过公安局的女孩儿再不会被正统社会所接纳，或许是因为富有挑战和冒险的生活对她充满了诱惑，总之她越走越远，辞了职，有一 段时间她在一凡的公司工作，后来患了精神分裂症，不止一次住进精神病院。

1994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她突然打来电话，说要来看望我，电话里我觉得她很正常，见面之后她告诉我已经皈依佛门，并且打算领养一个被遗弃的女 婴，我一本正经地劝说她领养孩子对她不合适时，她又改变话题说要做古玩生意，我这才意识到她仍然处于病态。有一段时间她常来我家，有时住在这里，她仍然热 情、谦和而柔弱，只是喋喋不休，并且开始吃全素念佛。近来听不到她的消息了，向别人打听才知道，她又住进了精神病院。

我无法形容对小英这种状态的感受，是同情，是惋惜，还是怜悯？我不知道应该责怪谁，是她本人，还是看着她一步一步走出生活的每一个人？诚实地说，我很 少想到她，每次想到她，我心的深处会隐隐地疼，但那只是一瞬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帮助，而我却不止一次地到 北京郊区去看望住在福利院的郭路生，张罗过资助郭路生的捐款基金。在我的意识里，没有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也深知，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谁也 无力为别人承担后果。但小英在我的记忆中常常被遗忘却是事实。

小英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被放逐而无法返回生活的其实不止小英一个。所以，当不得不准备结束本文时，我觉得必须要谈谈小英，同时也谈谈我自己的心态。

当年办《今天》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我们也还太单纯，为浩劫后的幸免于难而庆幸，对我们的奋斗和抗争充满了幻想。但是《今天》连同整个中国民主运动 很快被封杀了，更没有料到，在《今天》创刊十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震惊之馀，不能不自问：我们还需为我们的幼稚和肤浅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毫无 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六?四，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徘徊。我们的子孙会给我们以同情， 但未必会为我们而骄做。任何漠视灾难的成功，漠视牺牲的辉煌都没有意义，历史并不为颂歌留有过多的篇章。

《今天》曾以与官方文学抗衡的形象，以反叛者的姿态，进入中国主流文化的格局，成为反主流的主流，因此她的影响力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曾对西方社会的 价值观念给予认同、如今处于其社会边缘状态的《今天》，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也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反主流的主流，她的面貌和意义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变 化。所有曾经和仍然热爱和关心《今天》的人们，都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为此而感叹甚至惋惜者大有人在，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中国人特有的心理情结和执着的思 想方式。但是，正如我在本文的开头所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使命，那么每一个时期的《今天》也必然会有不同的使 命。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她不失去其独立的姿态和反叛的锋芒，不管有怎样的变化，都不会使曾经对其倾注了心血的人们失望。

我惭愧地发现，除了几篇不成熟的小说和散文，这十多年里我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书写的东西，虽然我从没有停止过行走，也许因为脚步太匆忙，倒显出了印迹的 肤浅。但我的确非常珍视那些年，因为我认识了一些对我一生极为重要的朋友，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获得了生命的底蕴。在这里，我写到了一些人，这种 取舍完全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极为个人化的，讲述他们实际是在讲述我自己。还有一些没有特别写到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今天》，对于我个人不重要或不值 得写，正相反，有些人是在这样的篇幅和结构中无法容纳的，比如S君，比如W君，他们在一段历史中的位置和在我生活中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我不知道被我写到 和没有写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也不知道局外的读者是否会像1985年时的北大学生一样无动于衷？无论如何，那是我顾虑而又不及的。也许将来我或者别人 会写一部《今天》的历史，叙述史实的真相，揭示人性的真实，那需要勇气。

三年以前的这个季节，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周郿英离我而去。我之所以写下了以上的文字，大多是因为我们的儿子周易然，当年他还没有出生，如今也只有九岁， 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只有靠母亲为他留下一点父辈的踪迹，我希望将来他能从这些文字中了解并感知他的父亲。在我来说，这是写作的理由，也是活着的理由。

（一） （二） （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