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前宅后
程宝林

1

半小时前，和母亲通话，叙了一阵家常，母亲说：“我告诉你一个村里的坏消息。我们家对面的贵成叔，被汽车撞死了！”母亲的声音出现哭腔。

5月13日那天下午2时许，贵成叔和另一位村民，在沙洋驾一辆三轮摩托车。一辆满载的油罐车从后面超车，将三轮车撞翻，贵成叔被当场撞死、这位开车的村民被撞伤。

母亲说，听到噩耗，自己的腿都僵硬了，挪不动步子。打电话回村里，话筒里传来一片嚎哭，鞭炮炸得耳聋。母亲想让父亲回去吊唁，接电话的村民说：马上要到火葬场去，赶不及了。母亲便拜托村里主持丧事的乡亲，写上50元钱的奠仪。

贵成叔与我们家，是门对门的邻居，两家的距离，不过20步。他住着堪称村里最好的一栋砖房，还有一个大院子，收拾得很整洁，种着些蔬菜。种地之外，两口子开着一个杂货店___实际上，店面就是自家的客厅(我们那里称为堂屋)。

去年12月底的一天，我从美国回老家，抽空回村里走了一趟，到贵成叔的后院看了看，临走时，买了一条烟和一点饼干，孝敬村里的程家长辈，另外买了三挂鞭炮，几包纸钱，到村子的公共坟地，祭奠自己的爷爷奶奶等先人。贵成叔正在打麻将，一见我，马上走到街上来，伸出一只缺了大拇指的手，将我的手握得紧紧。

他失去大拇指那夜的情景，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74年的秋收时节，生产队通宵打稻谷。本来，吾乡的水稻，都是传统的脱粒方法：将稻谷平铺在禾场上，用牛拉起石滚碾压。但上面为了落实毛主席“农业机械化”的指示，用柴油机发电，拉起灯泡，村民们启动新买的脱粒机，一整夜脱粒。20多岁的贵成叔，是村里的拖拉机手，当晚负责站在脱粒机边，将一捆捆稻谷喂进飞转的机器。一是对这机器还很生疏，二是累了一天，贵成叔的手，不小心伸进了脱粒机，一只手掌立刻变得血肉模糊了。作为同样熬夜“大干社会主义”的小学生，我耳闻目睹了当时禾场上的一片惨叫和惊呼，看到了被血染红的金黄的稻谷。

后来，我上了大学，毕业后到四川工作。有一次，带着女朋友回老家探亲，回去时遇到大雪，由村子到沙洋这大约30里的路程，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搭乘。贵成叔开着他的手扶拖拉机，滑滑溜溜、泥里水里，滚了30里，终于将我和女友送到了汽车站。他本来只要收点柴油钱，我还是硬塞给了他14元钱。

因为跟机械打交道，他的家在冬天人气特别旺，因为他肯生火：将湿的树兜、木头，带着雪抱进来，放在堂屋的一个破脸盆里，然后，拎出一罐废机油、脏柴油来，浇在木头上，一团火，带着一蓬烟，就升腾起来了，屋子里，立刻挤满了前来烤火的村民。于是，嚷着打牌、搓麻将的、买零食、便宜烟的，好不热闹。

最近这些年，我的村子，开始走恶运，走霉运，不足100人的村子里，凶死、病死的，自杀而死、夭亡的，已经快20人了。人命如土，冥冥之中，难道真有什么命运之神，不肯放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么？

2

先从村子东头第一家说起吧。

月妈姓甚名谁，我记不得了。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她偷东西的坏名声，传遍了四乡；后

来，是她的大女儿未婚先孕，又是一片骂名；在她的丈夫失踪几年后，她居然又生了一个孩子，村里的传言，难听得令我不好在此转述。他的小儿子，是到沙洋附近当“倒插门”女婿的。这在乡村里，也是难以抬头的事情。谁知这个小儿子，入赘以后，奋发图强，在别人的村子里，居然当了村干部，而且，负责计划生育工作。

有一天，他带着拖拉机，到一户农家，请那家怀第二胎的孕妇，去作流产手续。说是“请”，当然是客气的说法。在农村，常常全体村干部上屋揭瓦、进屋拉猪，才将孕妇强拉到卫生院的。“人权”这个词，农村人谁喜欢说？谁稀罕听？这个倒插门女婿，一个外乡人，与当事的男主人争执起来。男主人跑进屋子里拿杀猪的尖刀，旁观的村民齐声喊“跑”，这个一根筋的村干部，硬撑在那里，说：“我就不信他真敢拿刀子捅我！”那人拿了刀子来，照他的胸口，死命一刀。

后来，我看张艺谋、葛优他们拍的电影《有话好好说》，觉得极其深刻。我以前留意到贫穷与愚昧的关系，而忽略了贫穷、愚昧与野蛮的交错关系。

捅死他的人，后来被判处死刑。杀害计划生育干部，和中国的国策作对，死有余辜。在一个死刑被严重滥用的国家，这样的判决，没有任何人说个“不”字。

朝着村子的中心，隔了一片废墟，就是我的少年伙伴金兴成家了。他几年前，在工地上被一辆卡车压死；而他的弟弟，10多年前被邻村的一个凶汉用鸟枪打死，开枪的人被公安局认定为“正当防卫”，没有承担丝毫法律责任。金兴成的惨死，已在我的散文《端午一哭》中，写得很伤心了。而他的家，斜对着我的老屋，距离也不过20多步。

而与我少年时代的卧室隔一条两米宽小街的，就是开杂货店的程顺道家。前年，他的二儿子，不到40岁，死于胃癌。我半年前回村里，见到顺道爹(按辈份，他是我爷爷辈，但与村里任何一家，邻里关系都不太好)，老得简直难以相认了(见散文《归葬》)。

在我家老宅的西边，现在是一片菜地，种着白菜和葱。这是程家彦老爹的宅基地。10多年前，儿子打牌，输了100多元钱，他劝不住，喝农药死了。100多元钱，值得喝农药吗？但他确实就喝了。农药家家都有，又便宜，农民再穷，也是舍得的。

3

现在，轮到说说我家南边的那户人家了。

那是原队长曾祥生家的老宅。

祥生爹当年可是村里的风云人物。他领导的我们生产队，在70年代初，是周围几十里人人羡慕的富村，工分值将近一元(每个壮男劳力，出工一天，足额工分是10分，年底分红时，折算成现金，就是工分值)，而周围其他的生产队，工分值只有四、五毛钱。

他是村里除了书记之外的第二号人物，威风得很，除了政绩外，还有一个弟弟，在解放军里当营指导员，驻扎杭州。

70年代中期，他的大儿子，被回乡探亲的弟弟带到杭州去了，一个多月才回来。他带回了100多本连环画，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可把我们这些连县城在哪里都不知道的孩子谗坏了。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欲比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位教导员回乡探亲时，带回了一台烟盒大小的红梅牌收音机，和一只乌黑铮亮的手枪。他要“打枪”的消息，在村里早已传遍，可是，这个由大上海移防杭州的军官，似乎一点也不着急。日子一天天过去，谁也没有见过他的枪。

有一天，傍晚时分，村里一阵喧嚷，大人小孩都疯了似地，朝队长和军官的院子里跑。我也挤进了人群。

军官从裤袋里，抽出一个乌黑的铁家伙来，对着院子后面的一棵大皂角树，扣动了扳机。“砰砰砰砰”，四枪，枪枪命中树干；这时，军官将枪递给队长，说：“哥，你也来一枪”。

队长接过枪来，无比骄傲、无比谨慎地开了一枪，子弹飞到天上去，打下几片树叶。

那片哗笑，是我童年亲眼见证的超级荣耀。

队长已去世多年；他的妻子，独自住在老屋里，没有任何亲人照料。孩子们都在城里，混得不好，没有谁有能力将老妈接去赡养。

军官转业后，回到家乡，当了国家粮食部门的领导。前些年，一个湖南的粮商来买粮食，现款不足，这位前军官，凭着人对人的基本信任，仍然准予足量发货。那人很快就汇来货款。这样先货后款，几次之后，那个粮商就算在这家国营粮食部门，建立了可靠的信用。

有一天，他再次光临，赊走了一整列车十多个车皮的大米。

一去无踪。

上级对这位前军官停职，每月只发206元生活费，勒令他外出追债。可是，这个湖南粮商，听说早已逃到东南亚去了。

抑郁成疾，前军官很快中风，拖了半年，追随哥哥，走上了黄泉之路，才50多岁，尚未退休。

前一段时间，从母亲口中得知，这位前军官的遗孀，在随军去杭州之前，是母亲村里的好友。我们家成份不好，母亲珍惜当年跨越“阶级”的这份友情。我立刻索取了她的电话号码，打了一通电话给她。谁知，这个已经至少20多年，甚至30年没有见过我的女人，得知是我从美国打电话给她，竟然哭起来。嗫嚅中，她说：“你维协爹死得好不甘，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好遭孽(可怜)。他密密麻麻，写了六大本。他的一生，都写在上面，想给你看一看。”

我正在筹备为我的村子，写一本村史。这当然是极其珍贵的原始材料。

手稿送到了我妹妹手里，担心寄丢，我嘱咐妹妹暂时妥善保存。妹妹说：“好重啊，怕有五、六斤！”

4

屋前宅后，乡亲们一一凋零，都不是得享天年之后的善终；想到自己的爷爷奶奶，毕竟都是卧病而死；自己的父母，虽然有病，毕竟健在，在城里勉强学过城里生活。老宅逐年垮塌几间，渐成废墟，我的心里，有欣慰，更有悲哀。

行文至此，我停止在键盘上的敲击，再度拨通父母家的电话，严厉地“训斥”父亲：他舍不得一元钱的公共汽车票钱，骑着一辆连刹车都没有的自行车，以乡下人的骑车技术，在汽车的车轮间接送自己命根子一样的孙女，已经两次被出租车将车架撞扭曲，将双手撞得鲜血淋漓。我坚决禁止他在城里骑那辆破自行车，而他坚决不相信，他在美国的长孙子，只要少买一次零食，就足够他一两个月的全部公共汽车钱。

心疼钱，不心疼命，这是中国农民的基本特征。

心疼粮食，不心疼身体，这也是中国农民的基本特征。

对我老宅前后左右那些死于非命的乡亲来说，“命”又是什么呢？难道仅仅只是命运的偶然吗？

10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散文《怕见家信》；现在，打国际电话回家，我怕电话那端传来的，是今天“贵成叔被汽车撞死”这样的凶信。“儿行千里母担忧”，反过来，儿在千里万里之外，心也为父母而牵挂，而担忧啊。

开车的不惜命，骑车的不怕死；饭菜溲而不舍，小病拖而成大，这仅仅只是经济问题吗？

半夜无眠，遥望故乡，又添新坟。

母亲说：“你贵成叔，还指望明年过60大寿呢！”

2006年5月20日，旧金山无闻居，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