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污者说
──韩东、朱文与江苏作家群
郜元宝

诗人韩东和朱文90年代初同时转向小说，文坛从此多了两个怪物。他们先锋，却并不惑于先锋的形式游戏而堕入虚飘。他们反叛，却始终警惕僵硬的姿态。他们藐视现代假道学，尊重情欲本性，却也意识到与情欲有关的无奈、伤害、愚昧与罪。他们贴近现实，作风粗犷，自己却龟缩于日益衰败的小圈子，决不拉大旗做虎皮，冒充底层代表。他们以叙事触角介入现实，却忠实于诗人的傲慢，将收入眼底的一小片现实加以诗化，宁愿为一种卑微浑浊的美学耗费生命。

朱文很快摆脱了在偶然中发掘微言大义的沉思习惯，顺着故事随手抛出准哲学，不破坏叙事的节奏与及物性。告别博尔赫斯，他日益焕发出世俗亲和力，余光一扫，也能将人海种种可悲可笑尽收眼底。这位旧的假道学的新的年轻的敌人，凭了一种粗暴的力，从街上拣来的新鲜泼辣的语言，出人意料地承继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未竟之业。

朱文涉及自我的笔墨比较薄弱，我们只能在他所描写的日常沉沦状态感受一颗烦恼觉醒的心。他惯于书写庸众日常沉沦，但生存领悟与知识分子无关。在庸众中觉醒的主体仍然混迹于那些活得气壮如牛又一塌糊涂的中国特产的庸众当中。后者是“当代文学”最易失之交臂或加以过分涂抹的对象。

由于固执地回避主流知识分子话语，竭力洗刷这种话语涂抹在日常生活之上的迷乱色彩，某些批评家攻击的“流氓腔”就成为朱文的唯一选择。这意味着目前中国庸众已发育到终于有了娴熟运用他们的语言来反映本己诉求的血肉相联而非居高临下的代言人。那些在求学与求职过程中一度脱离本阶级的青年人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告别主流知识分子队伍，重建和本身所属阶级的有机联系。

这可能是朱文韩东所谓“断裂”的关键。但他们并不承认代表庸众或捍卫底层。他们关于庸众的叙事是美学而不是政治。他们本身就是庸众，深知庸众的复杂，无须（也不敢）冒充代表。谁声称代表底层，恰恰表明他们并不属于底层：这是朱文韩东告诉我们的一个小秘密。

擅长短篇的朱文有不少过分随意之作，但《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磅、盎司和肉》、《小刺猬，老美人》、《段丽在古城南京》几乎无懈可击，稍长的《我爱美元》、《把穷人统统打昏》也力透纸背。即使把朱文其他作品统统抹杀，只留这些，他也照样有资格进入中国当代好作家之列。

朱文的关键词是“瞎搞”。他把这句南京话写活了。品不出南京话“瞎搞”的味道，就不了解朱文。朱文属于南京。他半厌恶半怜悯地描写的青年亚文化，只有在90年代上半期南京文学青年里才能找到。生活推进太快，这个圈子现在已经消失了罢？朱文不得不告别南京，跑到北京电影圈里为诗人情性寻找借尸还魂或苟延残喘的新的载体。

韩东的小说中，“小资”、“准中产阶级”天生发育不良。他们或“修炼”为穷酸书生，或沦为庸众。书生和庸众的区别是读过书，做起傻事来心思用得稍多一些，而庸众固有的阴暗、低贱、猥琐、放荡、横蛮、无聊和无奈，也暴露无遗。这不是南京特产，却只有南京作家韩东写得亲切有味。书生们经常以文学名义自费串联，炫耀友谊，私下则不免文人相轻。关于朋友的流言蜚语始终是热门话题。他们满腹经纶，由于寒窘而傲慢，因为忧郁而尖刻，对什么都不在乎，却正因为太在乎。他们和庸众难以调和，却可悲地只能在庸众之海游泳。他们和“小资”或“中产阶级”背景相同，却坚决唾弃后者的时尚理想。他们往往被视为无教养：庸众觉得他们过于乖张，“小资”或“中产阶级”认为他们过于颓废，而且没钱。这是八十年代文化大潮催生的孤独的一群，是目前中国有教养而无恒产的一小部分文化青年的代表。他们满怀生错时代的懊恼落寞，以南京为据点，不时发出纯文学的无人理睬的微弱叫嚣。

韩东笔下包围穷书生的庸众，没有发达地区小市民的明确目标，在计划经济式微之后突然失去方向，也感染了书生的颓败，愤愤不平，无事生非，属于鲁迅观察过的尚未获得自我意识的群氓的苗裔。孤高的无用书生和低贱的同样无用的庸众彼此隔膜，本不该犯冲，却经常奇妙地难解难分。书生坐而论道，或操练房中秘戏，一出门就碰上庸众来找麻烦。《在码头》中这两类人狭路相逢并纠缠不休的滑稽戏，是韩东小说典型的“书生+庸众”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是穷酸书生柏拉图式的潦倒精致的生活，一方面是阿Q式的夹杂着愚昧的狡猾与混合着滑稽的哀伤。凭着对这两个人群的了解，韩东为真实性日益稀薄的“当代文学”提供了可贵的内容。

韩东并不刻意描写南京的标志性生活。他的小说不是招揽性的，看不到苏童的田园风光、旧时宅院或叶兆言的京陵余韵，只是平庸的城市平庸的生活，是南京人毫不掩饰的粗，直，愚，俗，野，狠。“当代文学”集体想象的都市是开放、富足、高雅的新天地，韩东的南京却封闭、匮乏、粗俗，处处暴露出经济神话或影像数码虚拟空间遮盖的真实的破败贫穷。这种卑微浑浊的真实，当然为爱好梦幻的读者所不喜。当上海、北京关联着香港、汉城、台北、东京、新加坡甚至巴黎、纽约时，就成了与现在时的中国割断纽带的虚伪的城市，成了文化工业制造的神话，其巨大耀眼的光环不仅拒绝好奇的逼视，也吞没邻近城市，使它们一夜之间丧失本相。韩东对南京的描写，是打破精致神话的不无粗俗的一笔。

现在朱文移居北京，叶兆言倾心于过去的秦淮风月，苏童主要写苏州无锡江南小镇，打造心目中的“南方”，或偶尔来点并不高明的历史虚构。只剩下韩东坚持守望现在时的南京。

当代江苏作家从汪曾祺、高晓声、苏童、叶兆言、顾前到朱文、韩东、吴晨骏、刘立杆以及移居外地的张生、海力洪、魏微等，个性迥异，又一脉相承：都善于发现人的卑微、小聪明、小志气、小情趣、小龌龊；直率地写出，满有宽容怜悯。汪曾祺《异禀》多少卑微、实在而亲切！你岂敢自以为是凌驾于那些小人物之上？朱文《我爱美元》、《把穷人统统打昏》，韩东《在码头》、《美元胜过人民币》和近作《扎根》、《我和你》，粗，野，俗，穷酸，狭邪，也都令你不可小视。文坛喜欢虚张声势、掼派头、装门面的货色，其实跟江苏作家这个传统相比，那才真不值一提。应该对他们脱帽致敬。像他们这样不断掘下去，多少还能掘出中国心灵的一点真实来。一味涂抹，粉饰，虚飘，真不知末路会怎样。

最近韩东、朱文都很少新作。或许他们正处在新的调整期。世纪出版集团刚推出韩东中篇小说集《美元胜过人民币》、朱文短篇小说集《达马的语气》。都是旧作，但比以往的集子选择更严，类型更齐全。读者不妨趁两位作家中场休息，把这两本书找来一读，当代文学风光独特的一条支流，会在你面前缓缓展开。

200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