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今天》杂志︱今天要闻︱今天推荐︱李雾点评︱专辑︱诗歌︱散文︱小说︱纪实文学︱访谈︱评论 王寅──从隐逸地到风暴角 林贤治 先看看另外几个人的诗 何小竹写过一个组诗《鬼域》，其中一首叫《梦见苹果和鱼的安》，一开始便写：“我仍然没有说/大房屋里就一定有死亡的磨菇/你不断地梦见苹果和鱼/就在这样的大房屋/你叫我害怕//屋后我写过的那黑森林/你从来就没去过/你总在重复那个梦境/你总在说/像真的一样”。即使把所有的门都加了锁，且用草茎锁住鱼的嘴巴，就听不到大房屋里那些腐烂的声音吗？这样的环境，到处布满了死亡的暗示和阴险的敌意。 周实写风：“每天，每天，我想安静/你总是突然一下袭来”；写梦：“手突然被手抓住了/一掌全是血/一掌全是汗/伸手却不见五指/只有窗户灰蒙蒙的/死鱼一样翻着眼睛”；写痛苦：“真正的痛苦/如鲠在喉/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情形就像一缕阴风/冷飕飕地在血管里穿行”。梦与现实纠缠在一起，阴冷而神秘。 张真写“朋友家里的猫”：男性，生性警惕，从无睡意，身子总是像紧绷的弹簧一样，两眼一只火红，一只乌黑，晚上一样地发出蓝光，在暗中洞察一切，疯狂地迷于一切线索，可以彻夜与你为伴，甚至连做爱也遭到它的盯视；为你开门时，审视你庞大的行李，离去时若无其事，其实早已啃遍了你写下的所有诗篇。这是一头被豢养的阴柔的兽，诗人失去了安全感，她发现自己完全处在监视之下生活，诗的最后一节，拓开一笔，写道：“这一辈子将无从澄清/你爱我还是恨我/那些深夜我无法逃避你/如果那些白天晦暗而又低沉”。 这些诗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生存与安全。 关于生存，王寅早期的诗很明显看出反差很大的两个部分：一部分纯真、飘逸，充满绿意和阳光；另一部分却是纠结着忧郁、惊恐和痛苦。本来，他不是一个喜欢政治的诗人，他在诗中寻找的是伊甸园般的隐逸地，然而，不幸的是他落在一个叵测的不祥的氛围里，政治一直在纠缠他，逼使他面对。 他最早的诗篇之一《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就尖锐地写到暴力，阴谋和死亡。只要“党卫军”出现其中，诗行就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内容。在政治面前，爱情和生命是没有保证的：刚才还在亲吻，转眼之间就倒下了，恰如“一滴雨水和另一滴雨水/在电线上追逐/最后掉到鹅卵石路上”。结尾说：“我想起你/嘴唇动了动/没有人看见”。翕动的嘴唇极富于表现力，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没有人看见”，这里该掩藏了多少恐怖！在一首题为《存在方式试论》的诗中，诗人写道：“并不只是人，甚至每一片树叶/都催生或消灭死亡/每一滴水每一颗石子每一缕头发都是这样/今天的天空即使再芬芳再晴朗/所有的道路所有的港口/也不会都佩戴上渗透光明的名字。”生与死，绝望与希望，生存与危难交缠在一起，这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现实，在王寅的诗里，无论世界或生命本身，都不见通体的光明，似乎也没有彻底的黑暗。但是，存在游移不定，充满悬念与疑虑，却是绝对的。 《红色旅馆》以死写生，展示的是一个可怕的梦魔： 我死后，我死了 以后，你看他们就在我的书架上 随随便便地翻着 看着我的藏书 你看他们就在掸烟灰的时候 吐出一两句笑话 扯扯竖起的风衣领子 你看我待在一个黑色的小匣子 一本黑色的诗集 一颗黑色的行星里 陌生而且寒冷 你看他们这样自然地用 手枪敲打这黑的颜色 最初的几秒钟是寂静的 你看房门被风打开 你看他们所有的白色眼睛贴着绿墙倒塌 你看他们的血沾在靴子上 然后再被踏在地板上 侵犯者，控制者，最终仍然是被遗弃者。在“红色旅馆”中，谁是主人？暴虐与恐怖会是持久的吗？阴冷中藏着热烈的反讽。 王寅的诗有不少卡夫卡、蒙克式的生存画面，比如：“白天黑夜都投下自己的影子/有人叫你，有手想抓住你的衣襟”（《人总是要死的》）；“夜晚这路找上门来/嘴里嚼着红色的羽毛/把看守掐个半死/然后把我紧紧缠住”（《臭皮囊》）；“一个人双手倒剪，似乎听到呜咽的琴声/沉入深海/鱼鳞闪闪发光/只有同类才能看见”（《一个人》）。1987年到1988年间，他写了一个大型组诗《精灵之家》。虽然，这些诗更多地是预先设计的产物，但是其中的角色，大抵是以一种紧张的，恐惧不安的、无从把握的生活相联系的，像面孔有如钟表内部一般深奥的“闯入者”，在阴影中辨认，在水中凝视，永远端坐着的“局外人”，看不见镜子反而为镜子所看见的“窥镜者”，被迫指认蜘蛛、悬崖、火和水、花朵、袋里的手指如此种种的“幻视者”，永远踩住你的影子，比你更关注你的存在的“目击者”，以最潜隐的方式进入房间，听房屋着火如听红色音乐的“纵火者”，还有“受访者”，“病人”，“死者”，“老鬼”,拥有神秘园子的“园丁”，都不是快乐的精灵，它们连续登场，无非为了证实生存的荒诞性与悲剧性。诗人在《病人》中写道： ……………… 在一幢房子里，在渴望红色的春天里 人人得同一种病 人人面貌相似 他们易倦的 思想在纸页上 不停地摩挲自己 看星斗在西山左右来回飘移 生活平淡无奇 像这平淡无奇的病 内心激情汹涌 像这病人人都一有再有 也像这杯中等待啜饮的酒 在等待消亡 却不知何时才能再生 这是对于一个平庸的、压抑的、充满惰性的、缺乏个人自由和创造活力的时代的概括。诗人自觉是构成时代环境的一部分，他无法主宰自己。“我们的声音靠他们点燃/也靠他们熄灭”（《水静止的时候》），然而，他又是被环境所拒绝的：“隧道尽头有一颗坚硬的果实/我和你/都无法进入”（《核桃之诗》）；“生活要有条不紊，从容不迫/他们去的地方我是不能去的”（《水》）。揭示人类生存的孤独感，受挫感、陌生感、荒谬感、不安全感、是最富于现代意义的文学主题。一百年前，它已经成为西方文学的基本主题。而以二十世纪中叶存在主义流行时期为盛，但是在中国，这一“世界性主题”，只有在文革结束以后才得以适时地产生，应当说是带有开拓性质的。王寅在这方面的诗作，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也有较多的创意。他愈是趋向于做一个自然诗人，对乖张的政治愈是敏感，乃致时时怀有恐怖的预感。有一首诗，叫《一个人从半空中落下》（1984年），就是描绘这种预感的： 一个人从半空中落下 他会看见什么 鹰的碎片 晒黑了的河流 蓝色的火山群 着火的汽车 白石阶梯犹如闪光的屋脊 广场 他最终要死在那里的广场 广场上远远瞧着他的 一大群白的灰的鸽子 也可能是孩子 在此之前他们也这样瞧着…… 当镜子重现时，无意中的预言便不复是幻视者眼中的图景。诗人，连同他的同时代人，一下子被推到了生存的暴风角。 从一个荒诞派戏剧家进入政治舞台的哈维尔曾经说道：“只有我们从存在中分化出来，进入异化的世界，我们才能认识到存在的根源。”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背景中，东西方作家对于异化的表现——必然地与存在的根源有关——是很不相同的。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由机械化、科层化、官僚化的土壤产生的；而在东方国家这里，则是由极权主义引发的。苏联作家莉季娅在一篇关于诗人阿赫玛托娃的札记中，这样记录当年的日常生活及创作方面的异化情形： 从物质上吞没了一座城市整整一个街区的、而从精神上吞没了我们无论是醒着还是睡梦中的全部思想的监狱；从报纸的每一个栏目、从广播的每一支喇叭里喋喋不休散播着自己手工制作的谎言的监狱，要求处于那种情况下的我们，即使是在一个对一个的四堵墙里，也不要轻易提及它的名字，我们那时却是些不听话的人，我们常常提及监狱，可与此同时，我们又隐隐约约怀疑，当时即便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的场合下，实际上也不止我们两个，肯定有人在不断地盯着我们，或更确切地说，在偷听我们，被沉寂所环绕的监狱，想望着成为既统治一切，又并不存在的某种东西；它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由于某个什么人的某一句话，而使它从威力无边的非存在中浮现出来；监狱就在我们身边，近在咫尺，而与此同时，它似乎又根本就不存在。那些妇女们在排队时或一言不发，或悄声细语，彼此交谈时仅仅使用一些形式不确定的话语：“来了”、“抓走了”。安娜?安德列耶芙娜（按，即阿赫玛托娃）来看我时，同样不敢小声向我朗诵《安魂曲》中的诗句，可是，在喷泉街她自己的家里时，她甚至连悄声细语也不敢。说着说着，她会猛不丁地打住话头，用眼睛向我指指天花板和墙壁，抓起一张纸和铅笔，然后又大声说一句上流社会常说的话：“喝茶吗？”或是：“你晒得可真黑呀，”随后，疾速地在那张纸上写满了字，把纸递给我，我把那纸上的诗句默读了一遍，直到背熟了，才默默地还给她。“今年秋天来得早。”——安娜?安德列耶芙娜大声说着，划了根火柴，凑着烟灰缸把纸烧掉。这都成了一种模式：手、火柴、烟灰缸，全都是一套美好而又可悲的程式。 东欧诗人采取同样的程式写作、保存和传播他们 的诗歌。米沃什在《使命》一诗中写道：“我们被允许以侏儒和恶魔的口舌尖叫，/而真纯和宽宏的话却被禁止；/在如此严峻的惩罚下，谁敢说出一个字，/谁就自认为是个失踪的人。”他把这看作是“时代的羞耻”。但是，在无耻的时代里，这一切都习以为常。一个正常的诗人只能有选择地说话和写作，把激情的火焰埋藏在最深的灰烬里。经历过肃反、反右和文革的中国诗人，对于禁止和惩罚同样地熟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并不曾留下像阿赫玛托娃或米沃什一样的诗篇。 后文革时期，对我们的诗人来说，仍然不失为一种考验。 八十年代末，风暴不期而至，所有的歌喉一时为之喑哑。甚至手、火柴、烟灰缸一齐失落 。本来，王寅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他以“多余人”自况，奉行蒙田式的恬静淡泊的人生哲学，在实际生活中，自称是“靠后的、消极的”，这时却是迅速走出隐逸地，以坚定的步伐进入风暴的中心。与其说他是以战斗者的一贯的激情去感受这场风暴，毋宁说是生命的突发性的、大面积的摧折，使脆弱的心灵受创，从而激发良知的热烈而深长的回应。总之，从这时开始，王寅的诗完全脱离了文字的实验，而源源不断地产生于生命与时代的摩擦之中。 这是“愤怒的诗”。他从来不曾如此愤怒过。像《送斧子的人来了》，这样的诗正如他所描绘的那样，“就像悲剧中的青年主角，一身黑色衣裤/像阳光照耀下的斜雨/头顶一方蓝手帕，跑过空无一人的大街”： 送斧子的人来了 斧子来了 低飞的绳索 缓缓下降的砖瓦木屑 在光荣中颤栗 送斧子人来了 斧子的微笑 一如四季的轮转 岁月的肌肤 抹得油亮 被绳索锁住的呜咽 穿过恐惧 终于切开夜晚的镜面 送斧子的人来了 斧子的歌曲中断在它的使命中 送斧子的人来了 我们的头来了 像这样旋风般的速度，在王寅的诗中是少见的。事实上，大风暴在我们关注它的时候，很快就过去了，惟只停留在个人的记忆和缅怀中间。这样，王寅的诗也就具有了一股蕴蓄的力，压迫内部的力，震撼深部的力。 沉重的打击不但不曾使诗人感到眩晕，反而更为清醒，他质问道：“为什么我的时代要反对我/为什么要扭断我的脖子/为什么我歌唱过的季节/也要将我毁灭/为什么异己的气味弥漫广场……”在天然的敌意，不祥的沉寂，隐蔽的阴谋和虚假的承诺之前，显然，他已深知个人的命运与风暴的深切关系：“你的命运/在风暴的背后/在灵魂的日子里/在利斧的寂静中”（《你的命运》）。一个隐逸的诗人是无须怀有使命感的，因为在他那里，社会群体始终远离他而存在。是风暴和利斧一下子把两者的距离拉近，仿佛临危授命一般，赋予他以一种神圣的道义和责任，让他独力承当。这时一个最个体化的诗人渴望成为代言人：“我的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在回音中/挑选一个声音/重要的是眼睛已经准备好了/血已经准备好了”（《白痴之歌》）；他和他的诗歌，发誓加入到一个远征复仇的团队之中：“是歌唱的时候了/是抛下铁锚的时候了/是举起左手的时候了/我已不能缺席”（《我已看见了上帝》）；他表示说：“我必须在无风的时刻鼓动翅膀/回答沉寂的无限压力”（《如果我们也有相同的命运》）。人类共同的命运，使王寅的诗获得了一个广大的空间，同时也相应地获得了一个时间的宽度，在《穷人之歌》里，王寅把穷人、流亡的犹太人、不幸的傀儡、被囚的黑人和他的“哭泣的兄弟们”排列到一起，他深化了眼前的苦难，使苦难从底层透发出一种力量。这力量体现了个人的生命意志，自然也是历史意志，在意志的硬壳里，蕴藏着善与恶在长期的较量之中所积存的道德的力量。 激情，理智，一种混合的打击力量，给王寅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我们看到，《大师的一瞬》、《我亲爱的畜生》、《灵魂终于出窍了》等诗，精致而锋锐，是此前的诗作中很少得见的讽刺性抒情。优雅的枝条一旦被风暴扭曲，其反弹的力量非同一般，它使我们相信：“大师“虽然赢得现在，而诗人赢的是未来。 你将如何感谢落日，天才 你将如何看待这些政治的玫瑰 这些毫无主见的春天 你将如何倾听时针的暴动 如何应付纸中的火 城市之下汹涌的河流 …………………… 忧伤的头骨，夏日的心 悲痛的芬芳，还有 天河那边孩子们的哭声 你又将如何才能回答 ——《神赐》 （一）（二）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