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忏悔
──读远藤周作《悲しみの歌》
倪湛舸

二十世纪，是罪行的世纪，比如，奥斯维辛、南京、卢旺达、巴勒斯坦……二十世纪，也是个忏悔和宽恕的世纪，虽然，忏悔和宽恕都是不可能的。请原谅我不厌其烦地重复让可莱维奇的话：种族屠杀的受难人不懂什么叫宽恕，因为宽恕意味着抹杀曾经的苦难，而只有上帝本人，才拥有这样的力量。正因为这样，我以为，作恶人的忏悔也是不可能的，在某些罪行面前，任何的忏悔都是那样的苍白无力，语言就是语言，姿态就是姿态，它们终究是空洞的。所以，当中国人赞赏德国人的下跪时，我只想说：那根本不是忏悔。当我们谴责某些人的不道歉时，我们是否意识到，即使那些人道了歉，那也很有可能只是出于利益考虑的所谓“明智”，它的动力，来自权利集团或社会观念嘎嘎作响的齿轮？

库切的《耻》中，性侵犯学生的教授卢里拒绝道歉，这并不仅仅出于他的冥顽不化，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忏悔的不可能。所以，真正的认罪行为应该是辞职、离校、身败名裂、远走他乡。也许，忏悔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性来自受难，只有当作恶人自身也受了难，他才有资格下跪、忏悔、请求宽恕，以另一个被摧毁者的身份。这时，如果说和解尚有一丝希望，那么，这希望来自同情。共同的受难带来了同情的可能，而同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低底线和最高理想。

与《耻》类似，远藤周作的《悲歌》也讲述了一个拒绝忏悔的故事。生于1923年的远藤周作在中国大连度过童年，回国后在家庭影响下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后入庆义大学学习法文，毕业后前往法国里昂大学研修天主教文学。1955年，短篇小说《白种人》获芥川奖，远藤从此登上文坛，成为战后第二代作家（专指在战争时期度过青少年的作家）的代表人之一。远藤的小说几乎都以天主教视角为出发点（然而，这种视角往往是与正统教义背道而驰的，而且，深受日本本土文化的影响），身为战后作家，他也常常以战争阴影为题，并在这个背景下，对罪、忏悔、和救赎等宗教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就具体文本而言，《海与毒药》披露了九州某大学活体解剖美国战俘的丑闻，并由此批判日本民族意识中罪感的缺失。《丑闻》中，一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教授年轻时曾在中国服役，并曾参与屠杀当地妇孺――远藤并不仅仅把这解释为人的伪善，他以为这凸显了人性中不可遏制的恶，而这恶，深藏于我们每个人的心底。《深河》中，从东南亚战场撤退的士兵为了生存，曾经以同伴为食，从此，这些幸存的老兵一辈子背负着良心的谴责。在诸多与战争相关的小说中，我个人以为，远藤最惊人的洞彻，由《悲歌》而实现。这部小说是《海与毒药》的续篇，描写参加过解剖实验的胜吕医生在《海与毒药》的故事之后的生活。他隐居他乡，以为失身女子做人工流产为生。记者折户本着强烈的“道德感”追查当年战犯的下落，决心要以舆论的压力逼这些人向社会忏悔。一个偶然的机会，折户发现了胜吕的惊天秘密，故事就此拉开了帷幕……

远藤似乎对记者这一职业怀有偏见，在他的小说里，记者往往以冷酷而麻木的面目出现，是现实社会中某些原则的集中化身，他们积极上进、疾恶如仇、审时度势、锲而不舍、不择手段。《丑闻》里的记者不遗余力地追踪老作家，为了揭露他不道德的另一面；《深河》里的记者为了偷拍印度人的葬礼，不惜打破他人的宗教禁忌，甚至导致了同伴的冤死；而《悲歌》中的记者形象也并没有跳出这一也许不太公平的老套，唯一的不同是，折户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直满怀着崇高的自信和自尊，他以日本社会的批判人自居，并死死占据这一道德制高点，为自己膨胀的功利心和萎缩的同情心都披上正义的外衣。如果暂且不考虑受难者的立场（小说中折户所要求的忏悔是战犯向日本社会所做的忏悔，而非对受难者），坦白地说，我是打着寒战阅读这个人物的――他就是某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甚至，我们每个人。当众人向娼妇投石时，耶稣说：没有罪的人才能扔出手里的石头。于是，再没有人能够抬起手。然而，那只是过去的故事，事实是，从来没有人停手，折户从来不曾停手。身为中国人，对热衷于逼迫战犯忏悔的日本记者，我原本是极其敬佩的，然而，道德并非泾渭分明，有太多的灰域让人不知所措。我想，远藤对折户的行为并非不赞赏，只是，在赞赏的同时，他有那个勇气和眼光去洞察光明言行的内里，他知道，人是不可捉摸的，人的善恶有时候甚至不是同一枚硬币的这面和那面，而是同一张脸上的同一道眼神和同一丝微笑。当你自命高尚时，你已经堕落了。当你自甘堕落时，也许，你竟因此而得救了……

与折户相对应的胜吕就是那个下降者。有趣的是，和卢里面对着学校审查团一样，胜吕对折户说：我无错可认。折户大骂胜吕毫无道德廉耻，然而，胜吕并不是那些身居高位、毫不后悔、乃至缅怀侵略战争的人，和卢里一样，他选择生活在永远的屈辱中，因为他知道，罪，不可赎，不可赦。当你做所谓的认错、道歉、忏悔时，驱动你的并不是一个被摧毁者终于体验到的痛楚和同情，而是自欺，和欺人。折户所追求的，只是这种自欺欺人，这样的道德，不是利益牵线的木偶，就是围观者砸向娼妇的石头，打倒别人，是为了让自己站得更直。

在折户和胜吕之间，远藤还安排了另一个人物，小丑般可笑又可怜的法国人伽斯通。小说并没有交待他是为何且怎样来到日本的，他只是个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在异乡的流浪汉――远藤笔下中不乏这样的人物形象，比如：《武士》中被传教士带到南美、被抛弃、并从此生活在印第安人中间的那个日本人，《深河》中远赴法国学习神学，但最后流落印度、在恒河边搬运尸体的大津。和他的同伴相仿，伽斯通也是那样地笨拙，那样地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们的笨拙都来自那纯粹得令人恼火的善良，如果说我们的彼此为善总是小心翼翼、瞻前顾后、斤斤计较的，远藤笔下的流浪汉却能跳出社会和人群的重重牵挂和桎梏，洗尽原罪，像“那个人”那样，把自己完全地袒露在十字架上，成就极致的弱、和最深切的同情。《悲歌》中，街头卖甜芋的老人病倒了，是流浪汉伽斯通把他送去胜吕的诊所。为了挣钱给老人治病，伽斯通不光推车去街头叫卖甜芋，还受人怂恿，干起了拉皮条的活。这时，拒绝忏悔的“魔鬼医生”胜吕说：我不会收任何钱。为了给老人的孙女买一件节日穿的和服，伽斯通又去集市上扮演挨打的外国拳击手，就在他被人打得尿了裤子时，胜吕同意了老人“安乐死”的苦苦哀求……

只能答应他，因为，活着是多么艰难、多么痛苦……胜吕的脑海里，总是浮现着九州的海、和雨、还有屋檐下呻吟的鸽子、街角迷路的小狗。人间深河，人间深河的悲哀，没有人不在其中；可是，我们都急于踩着彼此爬出去，爬出这条悲哀的人间深河，然后，并不回头地、迫不及待地大叫：我忏悔！我忏悔！有谁心甘情愿地躺下来，被践踏、被摒弃、被痛恨？在那些犯过罪的人中，又有谁心甘情愿地摧毁自己，为了乞求那不可能的宽恕？那个唯一拥有宽恕的力量的人，他为赎我们的罪而献出自己，然而，他会宽恕背叛信条的人吗？在参加活体解剖之后，胜吕不仅默默地接受了一生的屈辱，更是在罪里越陷越深――人工流产、安乐死、甚至最后的自杀――这些，哪一桩不是天主教会的大忌？虽然胜吕并不是信徒，但信徒远藤却借流浪汉伽斯通之口说出了如此大逆不道的话：耶稣会宽恕胜吕医生！

其实，耶稣已经宽恕了胜吕。耶稣的宽恕就是伽斯通的那一声哭。折户得知胜吕涉嫌安乐死，于是气势汹汹地去诊所逼问后者，甚至问出这样的问题：你杀死诊所里卖甜芋的老人，难道又是为了什么医学实验？胜吕无言。身为读者的我在那一刻感觉到了胸中燃起的怒火，然而，也就在那一刻，小说里响起了伽斯通的哭声，那像是笛子被生生吹断的声音，尖利，甚至滑稽。听见折户的逼问，伽斯通哭了。远藤毫不掩饰自己对折户这个人物的反感，我却不得不承认，折户的逻辑才是这个世界的逻辑，他也许残忍，但绝对现实。对他和这个世界而言，同情是幼稚、善良是骗局，所以，他甚至是不受任何幻想的蒙蔽而恪守职责的，再说，所谓的世故又有什么错？谁都不能指责别人不去做那个笨拙的下降者、流浪者，就像谁都不能扔出砸向娼妇的石头一样。所以，伽斯通哭了，为胜吕，也为折户。

也许，该回到战争这个话题上来了。如果说胜吕背负终生的屈辱和最终不堪重负的自杀就是他的忏悔，而伽斯通白痴般毫无顾虑的善良体现着那来自耶稣的、最深切的同情和宽恕，请允许我在如此神恩的泽被下，仍然要像折户那样，死死地揪住战犯不放。折户的正义感和他渴望得奖、渴望升迁的功利心其实互为表里，然而，那些受难的民族却只有不可磨灭的痛苦和仇恨，耶稣有力量宽恕，她们没有，她们绝不会接受作恶人的所谓“忏悔”，除非他们也被摧毁。她们不接受假惺惺的下跪，但是，当他们被摧毁，再也站不起来时，她们不会不伸出同情之手。我由衷地热爱远藤的小说，与此同时，却仍然深深地感到遗憾――为什么，为什么在那么多反思战争的故事里，从来没有受难者的声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