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俄罗斯式的对抗美学
柏 桦 余夏云

[内容摘要]诞生在文革之后的今天派，从命名到写作，都受到了时代巨大的影响。他们通过语言的革命进行政治对抗，发出了一代人的声音。他们对激情和苦难的强调，是对体制话语——毛文体的一次有效反攻。因此，今天派的写作是一种政治美学写作，这与俄罗斯诗歌具有相似性。今天派以俄罗斯诗歌为资源，借翻译体对抗权利的声音，完成了一个时代的使命。但是随着体制生活的解体，苦难的消失，今天派更换了背景，那种对抗式的写作失去了意义，他们的写作已经汇入到世界诗歌的潮流中去。

[关键词]今天派，俄罗斯，对抗美学，激情

一、 对抗从命名开始

从一开始，“今天派”就被异议者称为“古怪诗”、“晦涩诗”[1]，而拥护它的人则把它看作“新诗潮”的重要部分。它上承“文革地下诗歌”，下启“新生代”诗潮[2]。它既代表了新的美学原则[3]，同时又未曾乖离“五四”的强大传统[4]。作为一种探索，它在数年间成为“古老”的象征，汇入传统，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5]，后来的人们试图超越它、PASS它，乃至打倒它[6]。但无论偏执，还是拥戴，“古怪”和“新潮”都没有被广泛接受，在更多的时候，它被称为“朦胧诗”。这个“后设概念”[7]代表了对峙双方的一种合谋关系。“朦胧”“作为双方惟一的共通点”，使得论争有了交锋，甚至也帮助这种“特殊的诗歌现象最终确立其实体性”[8]。围绕“朦胧”，意见相左的两方似乎都有意要把它视为一种美学原则或根本的诗学特征加以褒赞或贬抑，借此，他们可以从本质上把握到这类诗歌的性质，并据此做出价值优劣的评判。这样一来，“朦胧”的命名既可能为人诟病，却也正是它的价值所在[9]。“朦胧诗成了一种中性的、大家都乐于使用的标识。”所以，唐晓渡说：“时至今日，已经没有谁再去费神考察或重新审定这一命名”[10]。

但是这个皆大欢喜的结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是后来者一厢情愿的结果。北岛本人就说过：“我不喜欢朦胧诗派这个说法，它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11]。钟鸣和王家新也对此表述过相似的看法。钟鸣说：“‘朦胧诗’——我再次申明，这个术语‘非法的滑稽性’，那是批评家为了养活自己戴在诗人脑袋上的兔皮帽，但得先活刮兔子……”[12]王家新也认为：“存在的只有‘今天派’，而所谓朦胧诗只不过是它在历史上形成的某种‘氛围’。”[13]

当事人和旁观者对“朦胧”一说的疑义，从底子上讲，是由论争本身造成。这是一场“缺席审判”，当事人“根本没有发言权”，原告和辩护律师说什么都与他无关[14]。而且，更有趣的是，这场盛极一时的大辩论，从根本上讲是理论家们的一次合谋。论争双方并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是以其对手为起点，而是以其自身的阅读体验为开端。章明把“令人气闷”的阅读感受作为问题提出来[15]，本无可厚非，但孙绍振的出场则显然使得这种“艺术革新与阅读习惯、鉴赏心理之间”的讨论[16]迅速升格为一场“美学原则”大论争。这样，“晦涩”的阅读体验和“朦胧”的美学原则被等同起来，论争的内容开始偏离当事人和他们的诗歌，而论争的双方则凭借各自的理论预设，规定了一种文学写作的历史定位。因此，“朦胧”从本质上不是文本特征或诗学表征，它在更大的层面上，是对一种阅读体验做出过高美学评定的结果。它从本质上改写了一种诗歌品貌，使它演变成一种言说的策略，或话语权力，这样“论争的真正意义是拖延了诗歌边缘化的时间”[17]。据此，在考察“朦胧”这一命名时，我们不仅要与其对手意见相左地解读，而且要在两者之间的合谋关系上来考察。甚至还有必要把通常对“朦胧诗”的理解颠倒过来，即把“朦胧”看作是一种表意策略，而把“对抗”当作其本质的美学属性。

一旦我们承认“今天”的美学特征是对抗，而非“朦胧”，那么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个性风格。它对诗歌的贡献不仅局限在对“五四”传统的复活，实际上这类诗歌抒发了普遍的中国情感，特别是文革一代的心声。从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刘禾为什么将“今天派”对80年代后文学创作的持续影响称为“文学的游历”[18]。相信，这种精神繁殖的力量不是“朦胧写作”所能带来的。因为“今天”之后，诗歌创作已经进入到繁复多元的格局中去。当然，这也就是说，“今天派”作为一种历史性产物，它既有效地对抗了文革话语，又暗示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的产生，而且如此强劲的创造力和综合力就集中在少数几位诗人身上，我想这是需要一个强大的时代去支撑的。而幸运的是，他们出生的时间不是过早，也不是太迟，历史给了他们机会，而且是一个受难的机会。

树才说：“我称‘朦胧诗人’为‘愤怒的一代’。他们被当时闭塞的文化氛围所激怒，被不自由的思想处境所激怒，更被自己热血中的创造与遭压抑所激怒……北岛在一首诗中喊：‘我不相信！’他是喊给全社会听的！”[19]的确，今天派诗人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在诗歌创作方面无甚活力的时代，“诗歌充斥着乏味的直白和矫饰的抒情”[20]。这是一个物质全面匮乏而精神高度单一、集中的时代。今天派诗人和当时的青年一样身不由己地(那个时代没有选择)接受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持续燃烧的激情火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语录)及毛泽东时代所包含的所有诗意。这诗意从另一面培养了他们“独特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他们运用这一“情怀”充分表达了他们自己：幸福和光明的感觉、痛苦的泪水的闪光、专注和深邃的反抗、苦难的震惊及全新的颤栗……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这激情在震动北岛的同时也彻底地震动了我们。这是何等的声音，几乎不是声音，是叫“地震”。《回答》理所当然是激情的震中(正如舒婷所说北岛的诗是“八级地震”)。我们的激情终于在此刻落到了时代的实处，这时代不包括“今天”以后，尤其不包括90年代。它从“今天”开始，从“我不相信”开始，从一个英雄的声音开始。他在镀金的天空舞蹈，他为死者弯曲的倒影歌唱，这一切恰如一位中国青年思想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太多的主义，而是大道、青天、情怀。”

“今天”的发声是对一个时代的回应。他们的姿态、声音、价值，都因为那个时代而具有意义。这意味着他们的诗歌使命不在于超越，而在于那些正在经历的现实。他们不是要在新诗的发展史上书写功名，而只是为完成一个时代给予的重任。这就是说，他们的定位不是要成为历史的英雄，而是时代的人。“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的自白在今天看来或许已经无法成立。但是，那些敢于承受一个时代重轭的人却注定要成为一个时代的英雄。“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21]！对于受难的灵魂而言，今天才能确认它的重量，放在红色激情的政治乌托邦里，它们永远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受伤的一代来讲，只有在此刻的中国，他们的疼痛才有真正的力量，投放在世界历史的洪流里，他们不过是沧海一粟。因此，对今天的强调，就是对生命的强调，对苦难的强调，它是对抗和怀疑的意义之源，是诗歌质感和重量的出发地。围绕今天，也就是围绕对抗！

二、 “萨米兹达特”一样的“今天”

60年代初开始的“地下诗歌”，是“今天”的“前史”[22]。在这段时期内进行秘密写作的诗人，成为“今天”派诗人的“一个小小传统”[23]。同时，他们的作品成为后来《今天》（尤其是最初几期）的主要稿源[24]。这些曾经“被埋葬的中国诗人”，经过当事人和后来者的努力，已纷纷浮出历史的地表，并占据文学史写作的大部分篇幅。应当说，历史上这种有趣的反弹公案，并不鲜见。陶渊明起初颇遭冷遇，后来却大得青睐。孙康宜说：“究竟谁该对这种凭借文学鉴赏力作出的判决负责呢？什么原因使得后人偏偏让某位诗人复活，而不是其他人？这些问题不可能有真正的答案，但它们对陶渊明研究来说，却非常重要。”[25]同样的，这些问题对我们考察当代地下诗歌的复活也具有相似效应。孙康宜把陶渊明的复出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加以讨论，无可厚非，但田晓菲的陶潜选本研究，却似乎更具启发意义[26]。她使我们看到，文学传播的途径或载体，在复活一个诗人的过程中将扮演怎样重要的角色。相应的，我们会发现，地下诗歌的秘密流传方式，为它聚集文学史资本起了事实上的大作用。我们知道，地下诗歌产生是在一个精神备受钳制的恶劣时期，正常的思想传播路径被主流的官方话语左右，成为一种模式的机械化复制。通过反复的宣讲、演习形成的强大话语，成为一种压抑性力量。它的压抑使人活得安全、有惊无险，但这也就同时暗示了“事实”的另一面可能是精神上冒险的振奋。换言之，对于秘密的追求就是对公开言论的反驳和对抗，是对当前精神状态的完善和提升。这样，秘密地阅读、写作和传播成为认识自己，介入现实的重要通道。

尽管文学的秘密流传方式是基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但不可否认，地下诗人们有效地利用了这一途径。1978年黄翔从贵州来到北京这一事件本身就表明，不可能有真正的秘密传播，秘密本身就是对抗。他需要以“公开”方式寻找抗衡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相信是偏远的贵州不能给他的，他需要北京这个巨大的政治文化场来支撑这种“秘密”的地下写作。而后来《今天》的诞生也是为了延续这种以对抗为目的的秘密写作。

作为中国当代第一本地下文学刊物，《今天》于1978年10月成立编辑部，12月23日第一期创刊。当天，北岛、芒克等人就把它张贴在北京城内。无疑，这一事件正是“秘密即对抗”的又一力证。“《今天》一共出版了9期，到1980年停刊。对于20世纪80年代名声大噪的所谓‘朦胧诗’的诗人来讲，他们的源头便是《今天》。而创办《今天》杂志，北岛功不可没。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朦胧诗’的领袖人物。”[27]

1978年12月23日，让我再重复一次这个时间，从这一天开始，中国诗歌就以一种独具特色的运作形式出现在世界诗歌的版图上，并与它地理上的近邻前苏联遥相呼应。可以说，在秘密就是对抗这一点上，它们完全契合。当然，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们几近相同的历史遭遇和文化气氛。

“今天”的成功模式与前苏联的地下刊物的运作过程极为相似。马克?斯洛宁对此有详尽叙述：“二十年代，自由刊物遭到禁止，革命前的一些出版社都被封闭；从此以后，国家对文学艺术所施加的压力就逐年加强。结果，许多诗歌、文章和短篇小说都因有‘颠覆性’或暧昧的内容而没有获得在‘合法’刊物上发表的机会；于是它们开始以打字稿的形式在主要是知识分子中间流传。但直到斯大林逝世为止，这种‘刊物’只是偶然出现，范围很小，地区也很分散。不过，从那时起，它就具有广泛而有组织的活动的特征，成为自由发表意见的一种出路，并获得‘萨米兹达特’（俄语的意思是‘自发性刊物’）的名称，这一著名的名称不仅在苏联，而且在西方也使用了。‘萨米兹达特’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中心，并小范围地在一些省城逐渐扩展成为打字的、油印的，以及照相复制的一种真正的地下刊物。……‘萨米兹达特’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也成了使保安机构伤透脑筋的侦查对象。‘萨米兹达特’的活动在1955年至1965年间达到了全盛时期。后来，它不仅涉及到诗歌和小说，而且还涉及到政治、哲学和宗教。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那部长达五百六十多页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苏联遭到禁止，在西方却以原文和多种译文出版，这时，该书被偷偷地带进俄国，由‘萨米兹达特’翻印了其中大量章节。这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开端：许多最初由‘萨米兹达特’传播并秘密送往国外的作品，印成书后又被作为走私品、‘违禁品’运回俄国，再由国内翻印流传。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由‘萨米兹达特’有计划地加以翻印。作家们也经常通过迂回的途径把自己的作品送往国外出版。……约瑟夫?布罗茨基早在他流放前很久就在‘萨米兹达特’上发表诗歌，虽然这些作品在苏联从未正式出版过；他的诗集《长短诗》于1965年在纽约出版。”[28]

从上述引文所见，70、80年代的中国地下文学简直就是前苏联地下文学运作的翻版。中国当时的地下诗人在西方走红，几乎与布罗茨基如出一辄，都是首先在国内地下刊物上发表作品，当在国内的“象征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作品必然传播到国外，并由国外出版社出版。早在1983年左右，“今天”诗人的作品就已引起国外汉学界注意了。瑞典的马悦然、法国的尚德兰、美国的杜博妮都译过北岛等今天派诗人的诗集，香港中文大学的《译丛》杂志还于1985年出版过“今天”诗人的专号。这时的“今天”诗人已汇入全球文化资本的流通。而促成这一事实的关键就在于它秘密流行的“对抗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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