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年代──善后
陈向阳

（背景：1971年林彪爆炸，‘回潮’开始。经过‘抓五一六’，‘一打三反’，‘整党建党’，不听话的造反派被收拾的差不多了，又恢复到‘党的一元化领导’。老百姓的革命热情大减，都开始讲实惠。当然，人们还得板着革命面孔，大面儿上还得紧跟毛主席一个接一个的‘伟大战略部署’。我呢，已经在北京的底层，一个小小的街道工厂干了两年。）

也邪了，连着三四年，厂里每年死人，不多不少，一年俩，多是病死的，也有出车祸的。1972年，眼看到年底了，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今年怎么着啊？该谁了？结果一个没死就到1973年了。全厂刚松口气，出事儿了，挖防空洞塌方砸死了两个。大伙儿眼睛都瞪圆了：瞧瞧，又是 俩！这不还没过阴历年呢吗？还是一年没拉呀！

自从1969年珍宝岛一仗，全国使劲备战。毛主席一声令下‘深挖洞，广积粮’，城里到处都挖防空洞，越挖质量越高。市里有统一规划，按指标一层层下达任务，每个单位都得挖，实在没地方挖或自己挖不起的就得出人出钱帮着别人挖。我们厂不光派人出设备去挖街道机关的防空洞，自己工厂院子里也挖。这院子本来就不大，所以可着尺寸直着就挖下去了，准备挖到底砌好墙打好顶再埋土。等挖到七八米深直上直下的大坑，看着就玄。出事那天只塌了不算大的一块土，压住两个人，紧着扒出来也没气儿了。

死的两个全是女的，一个40多了，叫李秀兰，另一个叫季欣梅，才二十五，结婚不到一年，还没孩子呢。要说季欣梅死的可太冤了，本来车间里没打算派她去挖防空洞，她自己非去不可，出事那天又本来该她倒休，谁知她主动和别人换班了，那天本来又是让她在地面上运土，可她嫌冷非要到下边干，出事儿那会儿刚在屋里休息完，大伙正往坑里走呢，季欣梅平常干活儿并不积极，这回却又抢在头里，正好儿走到地方就塌方了，把两个走在最前头的压住了。大伙儿都说怎么算也不该她死，可也有人嘀咕：那就是该着了，怎么都躲不了。

别管怎么说吧，这是多少年里我们厂出的最大的工伤事故。刘书记眼睛都急红了，急忙抽调人马处理善后。工伤死了人，最不好办的就是‘对付家属’。那时处理工伤赔偿没什么法律依据，不同系统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土规定，而且含糊不清。死一个人，赔不赔赔多赔少差别很大，主要看家属闹的怎么样。经常听说某单位死了人，在医院停尸间一放半年几个月，那是因为家属和单位还没闹完呢。所以一出工伤死亡，单位的领导先为部下难过一下子，然后马上就得一门儿心思对付家属。

刘书记召集善后人员（我也算一个）研究对策。大伙儿先分析了‘敌情’。李秀兰出身贫农，活着时是车间里的组长，积极分子，使劲儿要求入党。她丈夫早些年被调出北京，到河北省的一个国营工厂，他出身也不错，党员，还是个政工干部。估计有党性和阶级觉悟管着不会有啥大麻烦。季欣梅那边儿可就复杂了，她丈夫也是我们厂的，姓汤，挺帅的小伙子，他爸爸在台湾，他本人蹲过公安局，因为倒卖鸽子。放他出来时差点儿给定个‘坏分子’，全厂大会上宣布：‘帽子’掌握在群众手里，什么时候不老实就给他戴上。大伙儿琢磨小汤‘底儿潮’，谅他不敢闹。可刘书记却说不能大意，要防备‘狗急跳墙’。刘书记又特别指出季欣梅的妈可能是最难对付的。季欣梅的爸爸也是个阶级敌人，解放初就给‘镇压’了，她妈再也没嫁。文革初期北京清理黑五类时把季欣梅的妈赶回了老家，她现在一个县办工厂里干临时工。刘书记说他认识季欣梅的妈，那可是个‘女光棍儿’，得防备她耍泼撒赖。研究结果是：派个人去接李秀兰的丈夫，季欣梅的妈就不用了，给她单位打个电话，到时派人到车站接一下，还得给她找个住处，她在北京没家了，又不认自己的女婿。当初她非要女儿找个出身好的，坚决反对季欣梅嫁个父亲在台湾的，可女儿偏不听，母女闹的几乎断绝了关系。

不出所料，季欣梅的丈夫一点儿没脾气。据说听到消息后脸儿白的发绿，傻了好一阵儿，猛哭了几声又打住了。后来呢，干活儿常犯楞，有时在工厂院子里瞎转悠。刘书记悄悄儿的布置：‘盯着他点儿！’刘书记自有道理，院子里车间里到处是原料和成品，全是易燃物，当书记的能不多想一步吗？

季欣梅的母亲呢，一到北京就要去看女儿，工厂派人带她去了医院太平间。据说她连眼泪都没掉，摸了摸女儿的脸，理了理女儿的头发，还小声的对着女儿说了些话，就完事儿了。等她在厂里时，我找了个碴儿去瞧瞧这个‘女光棍儿’什么样。没想到她一点儿没有刁蛮的样子，五十来岁，虽说又黄又瘦，脸上不少皱纹，可看的出年轻时准够漂亮，八成儿比她女儿还漂亮。季欣梅就很不错了，不胖不瘦，脸略长但很白，大眼睛细眉毛，说话慢声细气。我特别记的她看人时眼睛清澈见底，不躲不闪，显着心眼儿不多。季欣梅的妈风尘仆仆，穿了件打着补丁的蓝棉猴儿，除了一块深绿色的方头巾，身上的衣裳没有一点儿女服的特征。她唯一像‘女光棍儿’的地方是抽烟，手指头都熏黄了，手很糙，要不是尺寸小你会以为是男人的手。她坐那儿发楞，好像看着很远的地方，陪着她的人除了问她喝不喝水，也不知该跟她说什么。劝她‘别难过’？她好像根本就没难过。抽了会儿烟她倒先开口了，也不知是冲谁说呢：‘我这傻闺女打小儿就拧脾气，不听话，...咳，就我们娘儿俩，还跟我不一心。....怎么说的呢，她倒走我头里了，...’她说话的老北京味儿挺浓，可净说她女儿哪不好。我直纳闷儿，女儿死了你就不难过？还要数叨她？说起季欣梅小时候淘气，她居然还笑了两声，可突然嗓子一哑，‘呜’的一声就哭上了，两手紧捂着脸，好像使劲压着，身子可是不停的抽。再看屋里几位妇女也都眼泪汪汪的，我赶紧走人。季欣梅的妈没呆几天就走了，因为她是‘反革命家属’，受群众监督，这回奔丧那边工厂只给了几天假，她哪敢多呆。

季欣梅这边儿一点儿麻烦没有就完事儿了，实在是意外。弄的厂里倒有点儿不好意思了，问过他们有什么要求，季欣梅的妈和丈夫都没提出什么，说按规定办吧，人都没了，还要求什么呀。最后好像是给了几百块钱的抚恤金，季欣梅的妈和丈夫怎么分的就不知道了。

事儿办的这么痛快，刘书记大舒一口气。可李秀兰那边儿呢，好戏才开台。

李秀兰的丈夫也姓刘，标准一副基层干部模样。他到北京那天刘书记亲自到车站迎接，两人四只手紧握在一起，都满含热泪，一个比一个伤心，旁人肯定拿不准这两位到底是谁老婆死了。那位老刘同志一到工厂先和我们所有处理丧事的‘同志们’一一亲切握手，他眼含热泪对我们说：秀兰是挖防空洞牺牲的，是响应毛主席的备战指示，死的其所，值！干革命么，哪能不死人呢？听他话音儿，倒好像是安慰我们别难过。我心说：行，有这么高的觉悟，这事儿难办不了。

足有一星期全厂都挺悲伤，当然是冲着李秀兰。大伙儿，尤其是老太太们回忆起李秀兰的‘光辉事迹’，比如喊几句口号，鼓励大家抓革命促生产，越回忆越觉的她是个好同志，对她家人也就越关心。有人说李秀兰的小儿子真可怜，老哭着要妈，于是厂里派去值班的小张就带那孩子坐小汽车到长安街兜了一圈儿。厂里为办丧事专门包了两辆出租汽车，那年头儿小汽车可是稀罕物，总数连今天的零头儿都到不了。那孩子是头一回坐小汽车，直乐，把妈给忘了。接下来一个星期，坐小汽车逛长安街就成了他的固定节目，不带着去就哭。李秀兰不在了，家里没做饭的了，厂子当然不能让人家饿肚子，就在一家小饭馆订了饭，一天三顿，由值班的坐着小汽车取了饭送到家里。不过吃饭的人可是天天见长，老刘同志把娘家婆家七大姑八大姨全叫来了，一块儿商量这事儿怎么办。

一个多星期后，厂里会计犯嘀咕，说这开销可大了点儿，咱们厂小底儿薄盯不住。于是把包车退了，饭呢，人家还是没有自己开伙的意思。敢让人家饿肚子么？于是改由工厂食堂做饭，值班的蹬着板儿车往家里送。

老刘同志是慢性子，刘书记一提办丧事他就说不忙。他先是提醒刘书记：秀兰是死在备战的革命岗位上，是不是应该定个烈士呢，至少先满足她的生前要求追认个党员吧。我们全服了：咱们怎么就没人想到这儿呢，人家到底是党员干部。刘书记还真往上请示了，可上边儿不批，说这是工伤事故，还是按工伤事故处理。老刘同志一看秀兰的要求没法儿满足了，这才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要求：抚恤金得往上提提，几百块钱就把人打发啦？大儿子在郊区插队呢，应该回来接替妈妈的革命岗位，小儿子得让厂子管起来，管到18岁，房子必须换一下，触景生情孩子受不了，这房子换小了换差了换远了当然是不行。按说这几条儿不能算太过分，可我们那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小厂要办到也实在不容易。刘书记请老刘同志体谅一下，老刘同志态度挺好，可是一点儿不松口。刘书记也有主意，就先答应下来说尽量办，又跟老刘同志商量：‘这都俩星期了，咱们是不是先把秀兰同志的追悼会开了’？要开追悼会先得把人烧了，老刘同志当然看出了关键所在，直劲儿说不忙，他请了好几个月的假呢。后来大概是刘书记的诚意感动了老刘同志，大约三个星期之后追悼会开了。听说要是依了七大姑八大姨的主意，非得先把要求一条一条全落实了，要不就别想烧人。

人烧了，追悼会开了，刘书记大出一口气，以为完事儿了。那些要求么，答应归答应，办的了办不了另说着。办下来是您的福气，办不下来呢，时候儿一长就黄了。刘书记一身轻松的安排送老刘同志回河北。谁知老刘同志早有主意，说回去的事就不麻烦厂里了，反正他三两个月里走不了。他接着把要求又提了一遍而且还加码儿了，说让我们厂把他调回北京，要不谁照顾俩孩子呢，再不就请组织上帮忙给找个老伴儿吧。刘书记弄不明白了：人都烧了，你还敢长行市，凭什么呀你？于是痛痛快快的告诉他调进北京可没门儿（那会儿户口卡的可比现在严多了）。老刘同志倒也不恼，开始天天到刘书记家‘上班’，每天刘书记下班回家，老刘同志已经在那儿候着了，有话就聊，没话就干坐着，渴了自己倒水喝，饭得了不用让就一块儿吃，一点儿也不见外。每天这么着坐到后半夜两三点再‘下班’回自己家。老刘同志白天可以睡大觉，可刘书记还得红着眼睛到厂里上班。没几天刘书记就熬不住了，抱着铺盖到厂里办公室睡。家里只剩老婆孩子估计老刘该不好意思了吧，嘿，一点儿没有，人家还是按钟点天天去‘上班’。刘书记的老婆受不了了，跑到厂里又哭又闹，说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她也要搬到厂里住。嘿，还不光她，老刘同志也到厂里来看房子了，说打算把一家子都搬来，一切都交给党吧。 还说要把秀兰的骨灰盒送到厂里来，就放在车间里，让她永远看着生前战斗过的岗位。

到这会儿，刘书记算是彻底服了。别看他也跟着党摸爬滚打不少年了，可比起老刘同志来还显的嫩点儿。刘书记真急了，调集精兵强将还亲自出马一趟又一趟，街道、区里、市里，到处求 人，说李秀兰家属的要求得尽快解决，一天也不能拖。可刘书记这么一片赤诚也没感动了老刘同志，他隔三见五的还到刘书记家‘上班’，要不就到厂里来见见面儿，反正是提醒刘书记：可抓紧着点儿。

大约有三个多月吧，老刘同志的要求除了找老伴儿这条，其它的全办好了。这回他该谢谢刘书记了吧，没那事！刘书记办事没点儿主动性，拖拖拉拉的真让他不痛快，所以到了儿也没给刘书记个好脸儿。刘书记呢，这辈子是不能再听李秀兰仨字儿了，一听见就能把鼻子气歪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