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学生眼里的中国
——耶魯风景线拾零
苏 炜

“心热”

读耶鲁学生用中文言述的中国话题，时时读得我心热，又时时读得我心惊、心痛。

“……去过中国以后，跟更多从中国来的人交朋友，我就发现我的教育经验有很大的缺点。我到现在为止只是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我是有点太骄傲了，我把所有耶鲁教的东西都看成是真理。实际上我只是在一个美国的镜子里看对中国的反映，用这个方法看不出很重要的部分。我需要了解中国人自己觉得他们的国家怎么样，自己有什么看法。如果我把这两个部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和中国对中国的看法，放在一起比较，就可以自己决定哪个是比较正确的。这样，就不应该继续依靠有偏见的教育来学习中国。”

这是我指导的美国学生何矛（Matt Huttner）刚刚完成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开场白。我相信，这大概会是耶鲁三百余年历史中——很可能也是全美国以至整个西方国家的大学本科生中，第一篇用中文写作完成的毕业论文（Senior Thesis）。今年耶鲁东亚专业破天荒地批准了四年级本科生何矛提出的特别要求：不用英文、而用中文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为了了解中国人自己怎样看待中国，他决定做一个选题角度独特的研究：把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作互相比较，再和美国历史教科书对相关历史事件的言述作比较。他选择了三本教科书：中国“普高版”（普通高中）中国历史课本；引起争议的去年上海新版教科书的中国历史课本；以及耶鲁教授、著名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编写的中国历史课本——“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的追寻”)，择取这三个课本里对四个历史事件——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描述作比较分析，从而找出他所认识到的历史叙述中的“真知”和“偏见”。

那天，何矛的导师——历史系女教授怀丽尔?韩森（Valerie Hansen）把他领到我的办公室，询问我指导他用中文完成毕业论文的可能性。何矛（Matt），这位在校园内广有人缘、担任了很多个耶鲁义工团体负责人的帅气洋人小伙子，已经跟我修读了两年现、当代高级中文课程。我记得，两门课中，我给过他一个“A-”。在耶鲁这样竞争激烈的校园里，很多学生也许得了一个“A-”，就要打退堂鼓了。论实际中文程度，何矛也许不算我教过的学生里最拔尖的，但却是学得最为锲而不舍、也有最有思想见地的一位。我当然乐观其成也乐助其成。我问他：何矛，用中文写十五页的论文，所包含的信息量和付出的心血，可是比你用英文写二十五页的论文（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要求），工作量要大得多也难得多哪！你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呢？我特意用了一个中国成语。何矛笑笑说：苏老师，这个“自讨苦吃”对我太重要了。我说我要了解中国人看待中国的观点，我学了这么多年中文，用中文来表达我读中国书的看法，我认为是一种更合理、更有力量的论文方式。当然……他粲然一笑：我是你教出来的学生，你不觉得，这样很酷——你也很“酷”吗？

我心头一热，大笑。

——酷。这个包含“新奇”、“特别”、“有趣”和“怪异”的字眼，在美国年轻人的生活里几乎无所不在。哈，如今也落到“老模咔嚓眼”的“苏老师”身上罗!——“何矛要用中文写Senior Thesis！”“何矛实在太酷啦！”这个消息，马上风一样传遍了耶鲁学中文的学生圈子里。男女学生们纷纷向我探问究竟，“苏老师”摇头晃脑的，果真是“酷”得不行哩！

承蒙上海老友Z君的越洋鼎力相助，我为何矛找齐了他论文急需的全套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何矛捧着中、英文的大厚摞书本日夜苦读，频繁地在我的办公室进出，终于在截止日的最后一刻，完成了他洋洋洒洒的中文论文，上交导师。他付出的心血完全是双倍的——在十几页的中文论述前面，还加上了几乎同样长度的英文论述。我这里不便一一细列他对三本教科书所作的非常有趣的比较研究。比方，他举出文字实例，质疑了鼎鼎大名的史景迁教授对“鸦片战争”的描述后面，其实包含了一种“中国不如英国”的偏见；又指出了三本教科书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都有一个共同点：“大而化之”。史景迁教授的美国版是因为梳理不清楚文革的成因而显得语焉不详，中国教科书的两个版本却因为回避各种忌讳而对文革成因含糊其辞，使得这个“最敏感的话题”，反而在表面看来，是三本美、中教科书的描述中“最相似，最一致”的方面。我和韩森教授都给了这篇论文“A”的评分。近日获知，在韩森教授推荐下，何矛这篇耶鲁“史无前例”用中文写作的毕业论文，已经获得了耶鲁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最高荣誉——“威廉斯奖”的提名（结果将在毕业典礼上揭晓）。

我祝福他——我知道，这同时也是对自己、对我的中文母语的祝福。

“心惊”

“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天的之前与之后，很早就消失了。最近四年以来，我乱糟糟的脑子久而久之忘记了很多东西，可是无心保存了那一天我看到的一个云南少数民族的小村子的印象。”

我称赞我的学生麦特（他的英文名字同样叫Matt），他这篇题为《我想象中的中国农民》的中文作文开头的第一个句子，简直漂亮得可以跟南美作家马尔?科斯那篇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孤独》的开头相比美——确实，美国学生们在双语转换中常常无意得之的简洁而奇峭的中文表达句式，时时要让在中文里舞文弄墨半辈子的“苏老师”嫉妒不已呢！但是，更打动我的，是透过麦特的文字，我触摸到的一个年轻美国孩子那颗关怀广大的悲悯的心。

还在高中时代，十六岁的麦特就到中国留学——在一个名叫“海外学年”的中外合办的项目里学习中文。在北京，他常常听他的中国朋友说：（以下是他的作文原文）“你们外国人都一样，去过北京，去过上海，马上就觉得，哎呀，我很理解中国现代的情况！如果你们没有看到中国的农村，没跟那些完粮纳税的农民打过交道，你们就仍然是不识时务的老外！”

在他的要求下，中国老师把他们带到了一个云南的乡村。

“我记得那一天，我站在村外的田野上，糊里糊涂地看着二十几个既年轻又标致的傣族人，向我们表演一种传统舞蹈。那些傣族女人穿着特别漂亮的黄色的长裙，笑盈盈地把脚向前踢出来。她们的幸福表情让我很怀疑——她们果真享受着这种可以天天向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的人’表演古代文化的生活吗？她们很机械地跳着舞时，我竟然看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也同样穿着漂亮的傣族衣服，不过那衣服上已经变得有点污浊，他跳了一两步，就醉醺醺地摔了下来。/我们都笑了他。……”

麦特问道：

“……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一个假的跳舞表演。我们还是一点都不了解他们傣族人的普通生活条件，并不知道他们怎么耕地、交税，或者卖他们所收获的大米。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都没问。我想说，这是因为我们不想表现得太好奇，也不想冒犯他们。但是，我害怕的最终不是这个原因，而是——我们其实真的不在乎。”

文章的结尾，麦特用反讽的语气写道：

“我们不但去过北京和上海，而且去过云南最穷的一些农村，好像我们可以放心了。根据那些北京城里人的说法，我们现在对中国已经什么都了解了，是吧？”

——麦特的整篇文字，差不多都被我详引出来了（除了错别字的更易，大体上是原貌）。那天，读、改完麦特的作文，内心忐忑了许久。我一时说不清楚，浮在自己心头的是一种什么情绪，只是似乎有点隐隐作痛。作为在西方大学任教的中文教师，我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学生只是在一个“包装过的中国”里学习中文、了解中国。这样在矫饰中了解的“中国”，往往反而是对真实中国和本真中国文化的深度伤害——我在以往的文字里，已经述及这一点。但是，这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我想，对于我等华族士人，麦特描述的一切，或许早已经司空见惯了。 这些年来，神州大地可谓处处花团锦簇、流光溢彩，哪哪都有“穿着特别漂亮衣服”、“笑盈盈把脚向前踢出来”的诸般表演。偌大中国，实在都已经“人工景点化”，也“面子工程化”了。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活在一个“拙劣包装过的中国”里而不自知；我们自己的人生，也同样被种种样样地“包装”起来而不自知；甚至，我们自身也成了那些“人工景点”的一部分，不但不自知，甚至还有点自得——假作真时真亦假，因为“包装”本身，已经成为“真实”的一部分了！

细细琢磨，我发觉麦特文中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句子，其实是他的那个“害怕”——他对自己那个“真的不在乎”的“害怕”。

这个二十出头的美国大男孩子也许压根儿想不到，他向“苏老师”扔出的,是一块捣心戳肺的石头——

面对眼前“盛世繁华”中一片片嚣肆的虚矫，多少年来早被逃避主义、犬儒主义喂养得脑满肠肥的我们，真正“害怕”过什么吗？“在乎”过什么吗？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