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乎? 英雄乎?
──三评〈早年骂鲁迅,晚年吃鲁迅〉
徐家祯

做“汉奸”总是错的，这点恐怕没有人会有异议；但是否在敌伪政府中任过职的人就都是“汉奸”，那就大有可争之处了。就好象用枪杀人总不是好事，但是，是否用枪杀人的就都是杀人犯，那就大有可疑：因抢劫而杀人者是“杀人犯”，因枪走火而杀人是“误杀”，用枪自卫而杀人是“正当防卫”，刽子手杀人是“执行任务”，而在战争中杀死敌人的士兵则还要算“战斗英雄”呢! 所谓“汉奸”，我看也跟“杀人犯”一样，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张中行在抗战期间因生活所逼，在敌伪政府中担任了一些拿“干薪”的“闲散职名”，改朝换代之后当然也少不了被批被斗。他在最近出版的自传《流年碎影》中花了好几千字来为“汉奸”正名，说得很妙。可惜原文太长只能摘要引述。他说：

“有时甚至想，生为小民，任何时代，总会有大大(受侵略、战争、改朝换代、运动之类)小小(压榨、欺凌、抢劫、偷盗之类)的人祸送来各种苦难。抗，也许很难吧？那么，想想办法，在不吃别人肉、不喝别人血的情况下，求能活过来，就不应该吗？通常的答案是两歧的，农工商可以，士不可以。”

张中行然后又说：《高士传》一类书所写的高士及其节操是“理想”，由价值方面来看，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是好的；由能否成为现实方面看就不能斩钉截铁地说，而要说是难能的，纵使非决不可能。这是因为，活命与洁身自好常常难于两全，而“天命之谓性”总是偏向活命。抗天命必是很难。其结果呢？可叹!结果就是：找“高士”，到书卷里容易，到街头巷尾就不容易。听起来，张中行所说的好象是在为“当汉奸”辩护，但仔细想想，却正是生活的现实、人性的弱点：谁不想活命？有多少人真能在关键时刻杀身成仁、舍生存义呢？ 就算认为张中行的“汉奸论”是在为自己开脱，我们可以姑且不论，但是，是否在日伪政府任职的就都是“汉奸”，却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仔细想想，在日伪政府中任过职的人，其情况和表现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人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欺凌、屠杀中国同胞，当然，这些人是民族的败类，是死有余辜的“汉奸”，那是毫无疑问的；但也有人因为需要养家糊口或者有其他各种困难，为环境所逼而在伪政府中担任职务，而且任职之后，既没有主动向日寇邀功献媚，又没有欺压同胞的罪行，那么，这些人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立场不稳吧了；而如果有人为了民族的利益，受党国的委托，忍辱负重，打入日伪统治内部，表面担任伪职，实质保护同胞，那么，我们不是不但不应该把他称为“汉奸”，反而还应该把他誉为“民族英雄”吗?周作人先生在抗战期间因家庭等原因无法离开北京，为了维持生活，养家糊口，再加日寇用派刺客暗杀来威胁他出山任职，最后他终于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长和文学院长。那最多也只能说是立场不稳、软弱屈服罢了。如果再考虑到战后已任行政院秘书的蒋梦麟先生的证明，当时确曾委派周作人负责保管北大校产，那么，周的担任伪职是不是还可以看做是有“因公”的原因在内呢?至于后来周作人担任华北伪政府的教育督办的事，如果许宝骙先生的回忆是可靠的话，那么他的“进仕”完全是地下党的决定，是共产党抵制反动的缪斌取得这一职位的对策，那么，他究竟是一个甘心堕落、十恶不赦的“汉奸”，还是一位忍辱负重、舍己为人的“英雄”，就大有争议的余地了!再看周作人担任伪职之后，他除了职务上的需要参加会议、发表演讲、检阅学生、出国访问、晋见上司以外，不但没有帮日寇来奴化青年，毒害学生，反而保护北大校产，营救爱国学生，送李大钊的儿子去延安参加革命，向地下工作者通风报信：这些都是有人在战后向法庭作证的。直到现在还有人发表回忆文章谈到周作人任伪职期间的正义活动。难怪周作人去世前两年多(六四年七月)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还说： “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 当时友人也有劝我不要干的，但由于上述的理由遂决心接受。”我们只要观其“行”，就会相信他的这段“言”还是相当真实可靠的。周作人最后一本散文是他的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当说到在北大工作时，有一段意义深长的话，很多看过此书的人都忽略过去了:

“我真实是一个屠介涅夫小说里的所谓多余的人，在什么事情里都不成功，把一切损害与侮辱看作浮云似的，自得其乐的活着。而且还有余暇来写这篇谈往，将过去的恶梦从头想起，把它经过筛子，捡完整的纪录下来；至于有些筛下去的东西，那也只得算了。”

我看了这段话，只有心酸的感觉!

二000年四月六日
于南澳斯陡林红叶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