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陵之游
徐家祯

引起我去黄陵一游的是两、三年前北京《人民日报》上一则读者来信。那封信上批评黄陵地区保护文物不善，致使不少村民乱砍千年柏树而无人过问。信旁还附有一帧被砍古树纵横狼藉的照片。黄陵我当然久有所闻，但没有想到它如同信中所说：就在西安附近；也没有想到在黄陵还可见到千年古柏。我真后悔七九年冬那次西安之游未想到去黄陵看看。虽然报上批评有人伐树，但总不至于将树伐个精光。于是，我就有了“以后如再有机会去西安，一定要去黄陵看看”的打算。

前年元月底，我正好有一机会回国；也有一机会去西安探望我妹妹，当然，我一到西安首先想到的就是打听一下去黄陵的办法。可是，令我吃惊的是，我妹已住在西安二十五年，也可算“老西安”了，竟不但没有去过黄陵，而且连黄陵在哪儿都不知道。后来再查考一下地图，原来所谓的“西安附近”，也有二百公里之遥呢。难怪“老西安”都没听说过。在国外，二、三百公里之地，坐飞机或开车都是举手之劳的事；在国内，交通还没有那么方便，再加中国人都有传统的懒得走动的惰性，往往更近的所在都懒得去光顾。记得六0年，我曾随父母亲参加旅行社同游北京，住在一家旅馆中。该旅馆一名老招待是年已六十多岁的老北京了，竟然从未去过举世闻名的长城。我们的专车开去长城时，他也搭便车同行，才算在退休之前了却了“成好汉”之心愿。更好笑的是有一次在闲谈中我与一位同事及其丈夫谈起我现在居住的阿德莱德城内那所州立博物馆。同事丈夫在那座博物馆旁的州立图书馆工作了数年，天天经过博物馆，但他说他从来没有进去参观过!与他们相比，我妹妹没去过二百公里外的、不如长城那么有名的黄陵，似乎还情有可愿！

其实，从行政地理来说，黄陵根本不属于西安，而是属于延安地区的一个小县城。它几乎正巧在西安到延安去的公路的中点。原来，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陕北小镇也不会闻名中外的。它之所以成名，正是由于传说中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曾葬于该县县城之北的桥山上。据说，自汉代以后，历代皇帝、元首，包括蒋介石、毛泽东，都先后来此祭扫。当然，更不用说各种文人骚客来此怀古凭吊了。于是，这么一个荒山僻镇就此显赫起来。县名也由汉代时的翟道县和五代后晋之后的中部县改为黄陵县，从一九四四年至今，这个县名一直沿用着。

当然，关于黄帝这人物的真实性，恐怕比耶稣基督的真实性更加难以考证核实了，因为即使当时真有其人，也是生活在五千年之前。不过中华民族一直奉黄帝为始祖，从而特将黄帝及另一部落的首领炎帝的名字合在一起，自称为“炎黄子孙”，进而又常常将“炎黄子孙”这一名称作为全世界十多亿中华民族应该团结一致的号召及依据。因此，似乎有了一位黄帝，就有了目前分散在世界各地而并不团结的中华民族“本是同根生”的证据。其实，从来没有想捧出几千年前生活过的“白帝” 或“黑帝”作为民族祖先的其它民族，似乎也不一定比中华民族更分崩离析过。不过，不管如何，有一位五千多年前的祖宗可去瞻仰、祭扫，这还是值得我们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更何况，根据史载，黄帝不单单是一位驰聘纵横、开拓疆土的领袖，还是一位有很多创造发明、造福人类的好汉。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所载，黄帝是这样一个人物：

“（上古）帝王。姓公孙氏，生于轩辕之丘。故曰轩辕氏。国于有熊。故亦曰有熊氏。时蚩尤暴虐天下。兼并诸侯。帝与战于涿鹿之野。擒蚩尤诛之。诸侯尊为天子，以代神农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命苍颉为史。始制六书。风后衍握奇图。始制阵法。命隶首定数。而律度量衡以成。命伶伦定律吕。而始有五音。咨于歧伯而作内经。于是始有医药方法。人得以尽年。凡宫室器用衣服货币之制。皆始于黄帝。在位百年而崩。”

那本词典强调的是黄帝的发明创造；而另一本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则强调了黄帝的丰功伟绩：

“神话传说中人物。轩辕氏（一作有熊氏）部落首领，后为炎黄部落联盟的组织者。姬姓，以云为官。其部落原定居西北高原，与炎帝同出少典氏。后分路东进，在坂泉（今河北涿鹿东南）一战，打败炎帝，遂合并为一，后又并肩协力，在涿鹿（今河北涿鹿南）之野击败九黎族，擒杀蚩尤，被推为炎黄部落联盟首领。其时创造发明许多（如宫室、舟车、蚕丝、医药、棺椁以及文字、历法、算数、音律等），故后人称赞他“能成命百物”，赋于帝王形象。至春秋后期，随着五行、五方观念的发展，“黄帝”称号遂成为华夏（中原各族）共同团结前进的旗帜。”

由此可见，尊“黄帝”为中华民族的祖先，还是春秋之后的事，而且一开始也只限于中原一带。至于后来扩大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则一定是汉代之后的事了。汉朝据说是第一个为黄帝建墓的朝代。大概也是从汉代起，历代帝皇开始建立起去黄帝陵祭扫的制度。这或许跟司马迁正式将黄帝列为帝王，并加以神化有关。关于黄帝之死，《史记》上有这样的记载：

“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而《列仙传》上的记载更富有神话色彩：

“轩辕自择亡日舆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舄在棺焉。”

我还见到有的书上说，黄帝是被天帝派来的龙接上天去的。升天之日，群臣百姓在地下抓着他的衣褂，不舍得他离去，但最后抓着的只是一套袍褂，于是将那套衣冠葬在桥山。看来，古今中外的老百姓都一样，对于自己拥戴的人，不但希望他们精神长存，而且也想尽办法希望他们肉体升天。耶稣基督不是葬后三日也遗体失踪，从而复活永生了吗?不管如何，桥山坟中葬的是“剑舄”也好，衣冠也好，反正我去黄陵的目的不真是想找寻神话中的帝王陵墓，也不是想仿效历代帝王领袖、骚客文人，去黄陵祭祖怀古。真正吸引我的倒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陕北风光及那数万株千年古柏树。

从西安去黄陵，当然最简单的是包辆汽车。但是，我认为在中国旅行最有味的还是体验中国大众的旅行方式。与大众一起旅行不但能见到自然风貌，还能领略社会风土人情。于是我决定坐班车去。冬天是旅游的淡季，西安的旅游事业也没有发达得像上海那样，不但组织近郊项目，还有远郊及外省市的。所以要想参加旅行团之类的组织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去车站买票。国内经济改革之风当然也吹到了西安。西安的公路交通比我五年前去时要发达多了，城南城北都有长途车站，也有去黄陵的班车，每天一班，都在清晨出发，当天无法赶回，得在那儿留宿一晚。正在考虑在南站北站之间选择一处买票之际，我妹妹有一位同事相告，就在我住处附近有延安及榆林地区的长途汽车站，都是每天有车从西安出发向北开，经过黄陵的。长途车站离我住处只有一刻钟行程，以后上车时也不用一清老早赶到很远的城南城北去了。我去买票时一看，广告倒做得不小，一辆画得色彩鲜艳的大型客车旁还写着“东风大轿车，舒适快捷，安全准时”等招揽顾客的词句。延安地区及榆林地区的两个汽车站只相隔咫尺之遥，大有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架势。我一向是大公司的信户，于是选了延安那家，买了票，决定第二天即上路。

每年一月份是西安最寒冷的时候。虽然那年冬天是异乎寻常地晴暖，但一大清早六点钟出门即使披上了厚大衣也还觉得寒气逼人。

这次到西安去之前，我还不知道西安的空气污染是如此之严重。冬天，大多房屋都没有现代化取暖设备，一般家庭都只得烧煤取暖；路上车多人挤，空气干燥，树木草地稀少，灰尘飞扬；车辆和工厂的烟囱大多没有防污染设备；再加不知何故，街旁常见有人在烧干草、枯枝，使已经污染不堪的空气更加污染。在西安，整天都可以闻到刺鼻的煤烟味儿。即使大好的晴天，天空也灰暗昏黄，太阳疲弱无力的光线投在灰蒙蒙的屋顶上，树丛上，行人身上。一到下午三点，太阳干脆变成一个不刺眼的黄球，悬挂在西半天，丝毫没给人们带来一点儿暖意。大清早是一天中空气最为清新的时刻，但从我住处往汽车站赶去时，鼻子里已明显地可以闻到中国大多数城市都有的混杂的特有气息了。

为了不耽误六点半的班车，我与同行的十二、三岁的侄子和外甥女急步在黑黝黝的街道上疾走。西安在冬季，要七点之后才见得到日光。早上六点，天空还黑得如同午夜，但街上的行人倒已不少：有去赶早市买菜的，也有推车挑担到自由集市去做买卖的。更多的当然是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去上班的。路灯在晨雾中显得格外昏暗。除了电车、汽车前两盏巨灯暂时照亮车身前十几公尺马路之外，只见车站上一簇簇等车的以及路上行走、骑车的憧憧人影。

我见到在一处街边有四、五辆公共汽车停着，车顶上堆着一堆梯形的行李，车旁有人在嚷着、挤着，车厢里昏黄的灯光中有人在往里推着、钻着。我知道这一定是去延安方向的汽车了。我们拣了一辆看上去最像“舒适的东风大轿车”的汽车走去。可是一问，回说是榆林地区的车，我们不能上。再退而求其次，找一辆也还干净整洁的车去问，也说不是我们所该乘的车次。经过三四次失败的尝试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所谓“东风大轿车”，只是一辆五、六十年代制造的老式客运车，车里差不多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几乎是最后上车的旅客了。幸亏车是对号的，我们不用愁找不到座位。

与国内一般长途车一样，车厢内的面积是得到了最大的利用的了。幸而我们所带行李不多，但即使如此，也花了好大劲才穿过窄窄的过道，挤进狭得简直不能转身的车座里。我与两位孩子同坐一条椅子还被挤得无法动弹，真无法想象三个彪形北方汉子是怎么坐在一条椅子上的。脚下踩的是吱吱格格直响的瓜皮果彀之类。车内灯光幽幽，看不清是什么东西。既然车上没有行李架，当然只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将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往瓜皮果彀上放下去了。车内烟味刺鼻，还混杂着北方特有的葱蒜和羊肉的膻味以及人身上发出的汗酸味。国内车上没有“不准抽烟”的洋规矩，所以大多男乘客都一支接一支一路不停地抽烟，使原来已够混浊了的车内空气更加混浊。

我们三个原来那一点还没有完全消除的睡意，也被车厢内临出发时的兴奋、激动的情绪所赶走了。先上车的在呼喊着后上车的亲友；已经上车的在找座位、放行李；坐错了座位的在换位子，重找自己的座号；已经安排定当了的在相互递烟、交谈；司机、检票的在查票、点人数、报告本车车次及目的地，乘临出发前作最后一次检查，以免有人误乘了车。一切都乱定了。车顶的行车也捆扎牢固了。车子在一阵哨子声中发了一阵疟疾打摆子似的颤抖，终于上了路。我心中暗暗地只求它不要抛锚翻车，将我们平安带到目的地。

车先向东行，待穿出市区之后，便一直向北直奔。车开了近一小时，窗外还是一片夜色。西安位于渭河平原，北郊一片平坦坦的田野，除了窗前闪过的一株株行道树和稀稀落落几个村落外，其余全是一望无垠的平整原野，黑咕隆咚地看不清种着什么。但可以分辨的是不像大西北其它大多地方，只是一片荒原。这儿是经过农民精耕细作的。

七点半以后，太阳才迟迟露出地平钱，路旁的白杨斜着一条条长长的黑影，麦田里升起一片雾气，村落中炊烟袅袅，地上、屋顶上白白的似乎是霜。在车中坐的时间长了，脚因为不能动弹而有点发麻。车子行走时发出的嗡嗡声催人入睡。但我身旁那扇关不牢、不时掉落下来要我用力推上去的窗却赶走了我的瞌睡。车右前座一扇窗玻璃上有个大洞，冷风呼呼往里直灌，我冻得脚趾直发痛。真不可想象那位就坐在风洞旁用头巾、口罩、大衣领子将自己的脸和头颈裹得严严实实的中年妇女是怎么坚持到目的地的。车裹嗡嗡嗡嗡的说话声音低了不少，连我身旁起初因为出远门而兴奋得谈笑风生的侄子、外甥女也安静下来了，只有白烟缕缕从座位上升起，似乎中国人打瞌睡时也有本领吸烟！

八点多，车近铜川，平原上出现了山地。一条不宽的河流出现在车的左侧，河内卵石累累，河水两旁已结成冰，只有中间一溜水在急速流淌。河的对岸是一座不高的黄土山，几乎寸草不生，不知是因为冬天，还是原来就是座秃山。山脚下却有一座与山相比完全不相称的大工厂。从灰沉沉的杂乱无章的厂房之上高耸的烟囱里吐出大堆大堆的滚滚黄烟。烟的量是如此之大，色是如此之浓，不但半片天让它给污染了，连工厂周围十多里方圆的地也给它搅得一片乌烟瘴气。铜川市就在这座工厂附近，可见那儿的空气有多么糟糕了。

铜川是西安到黄陵之间的唯一大站，汽车在这里停了一个多小时，让司机、乘客吃饭，让汽车加油检修。我们肚子倒并不饿，本来想乘大多数乘客都下车的时候在车上松动一下、暖和一会儿。但因为车上有下车乘客留着的物件，而检票也要下车，于是为安全起见，我们三个与另外几位原来不想下车的旅客也给赶下了车。

铜川汽车站只是一个空空旷旷的大屋子而已，墙上贴着一些里程表、价目表、时刻表之类。中间有一个大火炉，燃着红红的煤炭。一群身穿破破烂烂的黑棉衣的乞丐模样的男女老少正在炉边占着最好的位置。原来大约排列在四壁的长椅，供旅客候车用的，都让他们搬到大炉周围去了。看他们蓬头垢面的模样，我怀疑他们昨晚即在此过夜，因为那时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蜷缩在一条长椅上酣睡呢!

其时大概不是繁忙时刻，除了那群乞丐，候车室中只有我们三个。因为室外实在太冷，虽然室内也无处可坐下休息，而且偌大一个厅堂，只有一个炉子取暖也无济于事——再讲，最佳座位也已让人占据，但我们还宁愿留在屋内，至少里边还有些暖气。等车的半小时中，我们倒遇到了一椿趣事。

因为无聊，我和外甥女立爽随意看着墙上的表格。忽然迎上来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子。那人穿一件浅灰中山装．深灰毛料裤，一双擦得铮亮的半新黑皮鞋，围着一条棕黄色围巾，头发也梳得颇为整齐，不像一般陕北老乡，倒像一个城市干部或知识分子。他问我：

“先生，能帮我一分钱的忙吗？”

我起初一楞，没弄懂什么叫“一分钱的忙”，于是反问：

“你缺一分钱吗?”

他说：“是的。”

我以为他是买车票缺了一分钱，当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分钱来给了他。他有礼貌地谢了我就走开了。但我很快发现他又朝正在候车室另一端闲逛的我的侄子一帆走去。不一会儿，一帆也从口袋里掏出什么来给他。等一帆过来，我问他：“刚才那人跟你说什么?”

一帆说：“他问我：‘小弟弟，能不能帮我一分钱的忙？’我找不到一分钱，就给了他两分。”

这时，我才知道那个衣冠楚楚者原来是个高级乞丐。反正没事，我们就注意起那人的行动来。只见他几乎向每个进车站的旅客都文质彬彬地要一分钱。短短二十多分钟内，至少有十来个人给他钱的。有的人还上上下下一个个口袋搜索过来，帮他找出一分钱来。不给钱的也有，而那人却不像一般乞丐那样死乞白赖跟在身后强要，问了一声有问无答，即识识相相地走开向第二个目标进攻。只有一次，一个人不但不给钱，还骂了他什么，而那乞者却也不甘示弱，高声回嘴，直讲到对方不理睬为止。

一分钱是小数，只要他客客气气向人要，一般人是不好意思拒绝的。再加上他衣冠端正、态度诚恳、面目并不可憎，一般人可能想不到他是在乞讨而乐意给他“帮一分钱的忙”呢!二十分钟讨十多个人，虽然每人只给一分、二分钱，但“工作”一天八小时也能讨到五块钱左右，一个月就是一百五十元钱了。他的收入可超过小县城一般居民收入的一倍以上！看来乞讨也得学点心理学。我一生遇到各种各样的求乞者也可说不计其数了，但这样有艺术、有计谋、有风度的乞丐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