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波特》，我的奥斯卡
李 雾

如果让笔者来颁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小金人就奖给《卡波特》了（Capote，“卡波特”是标准译名，但英语念如“柯迫替”，重音在Ｏ上）。国内的注意力现在似乎都在李安导演的《断背山》上（或为章子怡在《艺伎回忆录》里的角色夹缠不清），本人倒也不是避开这些风头大片，慧眼识真珠于草莽之中。美国影评人协会已将《卡波特》评为２００５年最佳影片；导演协会和制片协会也推举《卡波特》入围奥斯卡。可以肯定，这部电影将获正式提名。接着就看人数最多的演员们如何投票。

（本文写于１月２３日至２５日。１月３１日公布的奥斯卡提名中，《卡波特》有五项：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配角。）

冷血凶手，一案四命。著名作家，抽剥案情。为了从凶手口中了解作案细节，作家请了律师为他们辩护。凶手要讨好作家，争取他的帮助；同时又不愿讲出可能自定其罪的话。作家要获得凶手信任，因此要为他们一次次申请死刑执行的延期；同时，他的书——将带来巨大名声和可观收入的书——又只有在死刑执行之后、全案盖棺论定之后，才能公布其内容，才能出版。单从这一简单梗概，这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能够掘入人性深处的好题材。如果再加上作家还是同性恋，而凶手之一有着与作家相似的成长经历呢？

好题材也要好演员。对男主角霍夫曼（Philip Seymour Hoffman），一位《纽约时报》影评作者是这么说的：观看他在这部电影里的表现，“你想把找得到的每一种表演奖都扔给他，或许再加两枚奥林匹克奖章。”霍夫曼已经赢了今年的最佳男演员金球奖。

杜鲁门·卡波特（１９２４－１９８４）是美国著名作家。即使对卡波特没有印象的人，大概也知道电影《第凡尼的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根据卡波特同名小说改编）。第凡尼是美国著名珠宝店，总店在纽约。电影里的珠光宝气令人眩目；本人自然情操高尚，更喜欢女主角奥黛丽·赫本坐在窗台上，弹着吉他唱《月亮河》（Moon River），人美情美歌声美。

电影《卡波特》重现了他写作名著《冷血》（In Cold Blood） 的过程（该书有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译本，《蓄谋：一件复杂凶杀案及其真实原因》，胡忠茂和张德康译）。表面看这是一个美国故事，其实，在信息时代，中国的作家和记者很容易遭遇类似两难，至多难度低点。赵瑜在１９９８年出版的《马家军调查》就是例子。一方面作家要获得马家军教头马俊仁的信任，才能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作家也不愿向被采访者透露手稿里的真实内容。《马家军调查》出版后，马俊仁宣布对赵瑜永不原谅。本人不清楚两人的是非，但卡波特拖了六年之久，直到凶手上了绞架，才出版他的《冷血》，显然是聪明的选择。只是为这拖延，他将付出可怕的代价。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在美国中部堪萨斯州一个叫作霍尔库姆（Holcomb）的小村庄，克拉特（Clutter） 一家四口被杀害了。卡波特从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读到凶案简讯，立即打电话给他经常投稿的《纽约客》周刊，问能不能资助他去堪萨斯，他想调查凶案对当地生活和人心的冲击。我们通常在国内报纸上读到的，都是案情和破案经过；如果谈到某地治安恶化，影响了居民对政府的信心，接着报导的一定是在上级指导下，干警从重从严打击犯罪活动，迅速扭转局势，一切又恢复正常。从我们自己的经验看，卡波特的想法显得有点生疏。但是，罪案摧毁人际信任，可以严重影响一个开放社会的乐观心态。９·１１恐怖袭击发生后，中国学生去美国读书立即变得困难了。直到去年，新任国务卿赖斯女士签发了通令，指示美国驻外使领馆对申请留学者不必太多疑，北京的签证成功率才大幅上升。身为开放社会的公民，卡波特敏锐意识到，在霍尔库姆那种全民信教、各家关系非常紧密几乎从无罪案的农业地区，一场四命凶案可以颠覆他们赖以待人的惯常心理。

《纽约客》同意资助，卡波特带上他的童年好友艿儿·哈珀·李（Nelle Harper Lee）一起去堪萨斯。哈珀·李也是作家，在美国家喻户晓。她于１９６０年出版的描写南方种族歧视的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a Mockingbird， 故事主线也是一桩罪案），现在是美国中学英语课必读教材，卡波特还是书中一位人物的原型。但艿儿当时尚未出名，她纯粹是帮助朋友。卡波特嗓音尖细，动作也很女性化，在保守的内地乡村引人侧目。有艿儿相伴，可以掩饰他的同性恋，方便与人接触。

熟知卡波特性格的艿儿，也为观众提供了一个透视卡波特的特殊角度。在纽约上火车时，提行李的黑人侍者说他也是卡波特的仰慕者，卡波特的书写得真好。侍者一走，艿儿立即问卡波特：这话是你付钱让他讲的？她重复了侍者文绉绉的赞语。观众与两位演员一起大笑——我们一下就知道了卡波特是何等自恋、何等追逐名声与掌声。

撞了几回冷脸之后，卡波特很快打开了局面。靠着艿儿帮助，也靠他本身魅力：一旦习惯了他那怪异的女声，人们就发觉卡波特口才奇好，讲话又生动又幽默。而且他知道大量的堪萨斯人闻所未闻的纽约名人轶事，听得他们津津有味。可能还得加点运气，负责侦查的警官阿尔文·杜威（Alvin Dewey） 的太太，和卡波特是新奥尔良——就是那座去年遭受了卡特里娜飓风灾害的城市——同乡。卡波特和杜威警官成了好朋友。新年之夜，１２月３０日，卡波特和艿儿赴杜威家吃晚饭，他们听到了两名凶手在拉斯维加斯被捕的消息。

两名凶手一个叫迪克（Dick Hickok），一个叫佩里（Perry Smith）。第一次见法官时，法官问他们是否同意律师所说，放弃精神检查的权利，佩里说：让弃权 effectuated（生效）吧。卡波特不由对艿儿重复： effectuated？虽说从词根很易猜出含义，这词却是小型词典里都查不到的；人们一般也不这么说话。身为对语言非常敏感的作家，卡波特对佩里产生了很大兴趣。

佩里比卡波特只小七岁，两人有着几乎平行的童年。都是少年时即被酗酒的母亲抛弃，卡波特被扔在阿拉巴马州，他就是在哪里认识艿儿的。他们都是从小受同学歧视，卡波特是因为嗲声嗲气，佩里是因为有印第安血统（其母为印第安人，其父是爱尔兰裔）。两个孩子都是在孤独中转向内心的语言，卡波特放学后喜欢阅读词典，佩里讲话时经常插一些他并不怎么理解的很少见的书面词汇。区别是卡波特成功了，而佩里最终被社会抛弃。卡波特对艿儿说：他觉得自己和佩里似乎是同一家庭的兄弟，只是佩里从后门离家，自己走了前门。

迪克和佩里已经因为其他案子进了监狱，他们在假释期间，听人误传，以为克拉特家中藏有一个装着上万美金的保险箱，结果犯下重罪。卡波特原来的写作计划有了问题，与他设想的不同，并不是霍尔库姆当地居民杀了人而警方又破不了案，使小村庄陷入互相怀疑和恐惧之中。好在卡波特有了新的计划。他不再是为周刊写一篇文章，而是要写一本书，一本一定轰动的书。卡波特抓住了这一案子背后的意义：这里有两个美国。一个美国保守自足，生活安稳；另一个美国，出于种种原因，自福利和救助措施的网眼里跌入地下隐身状态。对第一个美国来说，第二个美国似乎不存在。但是，在１１月的那个致命夜晚，两个美国的命运突然相撞。

从前面和后门分别离家的兄弟，也在那个夜晚，命运突然交叉。当卡波特为绝食的佩里喂婴儿流质食品时，固然是要他活下去说出案情细节，但应该也带着一份真情。

迪克和佩里已经向警察招认是凶手，他们的靴底符合现场脚印，行凶的猎刀和枪枝也找到了。两人被判死刑，５月里就要上绞架。卡波特为他们聘请了上诉律师。由于证据确凿，律师能申诉的，不是有否犯罪，而是应否判死刑。美国的杀人罪有一级和二级之分。一级是蓄意谋杀，在行凶前就商量好了要致人死地。二级是并非预谋，但因各种原因而临时起意，比如偷东西时被人撞破，一时情急杀死证人。在美国，只有一级杀人罪才判死刑。迪克在电影里曾要求卡波特在书中写明他们不是预谋。在美国，迪克的用意是法律常识，电影不必说明。但美国之外的人要看懂《卡波特》，理解一级和二级的区分是关键。

比如，卡波特向佩里讨他以前的日记，卡波特说：他写书需要这些材料，如果没有他的书，佩里就这样走了，人们会以为佩里只是个魔鬼。如果人们读了卡波特的书，对佩里有一些别的印象，显然，这对他否认蓄意杀人的上诉是有利的。佩里把日记给了卡波特。

但卡波特一开始就把题目定为“冷血”。在教堂里偷偷打开棺材，亲眼见到被害人的惨状（电影没有直接拍出）后，他大概也很难用别的题目。所以，在上诉期间，他的书不能出版。一旦出版造成轰动，迪克和佩里就死定了。但是，如果两人上诉成功，不是蓄意“冷血”杀人，《冷血》就卖不出去了。卡波特所渴望的名声和掌声，竟然建筑在两个人的死亡之上，而且这是他正在帮助上诉、给予他们求生希望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按出身来说，还是卡波特的“阶级兄弟”。佩里没有其他人可联系，卡波特成了佩里通向外面自由世界的唯一渠道：卡波特给他钱，给他食品，给他书籍（佩里的第一要求是一本大词典），每星期给他写一封信（监狱规定也只能写一封信），卡波特成了佩里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作家与他描写的对象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这一关系，甚至引起了卡波特的同性同居人的不快。

即使如此，卡波特也不能对佩里说实话。当佩里问起他的书，尽管已接近完成，卡波特总是说还在整理材料，还没动笔，还没写完，等等。（据报道，当赵瑜在北京的朋友已经在传阅《马家军调查》手稿时，马俊仁仍然不知道书的内容，马俊仁将报纸的转载当作“突然袭击”。）佩里在报纸上读到新闻，卡波特在纽约公众阅读集会上朗读了部分段落，他吃惊地发现，书名居然叫“冷血”，这不是会给人们留下一个他是“魔鬼”的印象吗？佩里责问卡波特，卡波特的回答可谓辩才无碍。卡波特说：这不是他的题目，是集会组织者为了方便起见而临时写的，他还不知道佩里的全部故事，怎么会用这样的题目？几句话就转为他是站在佩里一边，等着写下佩里的话，对抗世人的偏见。

佩里有个姐姐，她不愿意探望佩里。她说她怕佩里，佩里可以在跟你微笑握手时突然杀死你。她让卡波特把她和佩里的童年照片都带走，她不想与佩里再有任何关系。卡波特将照片递给佩里，却对他说：我找到你姐姐了，她想念你。似乎外面的世界里仍然有人盼望佩里活着出去。

在卡波特的“循循善诱”之下，佩里终于说出了那个可怕夜晚的详细作案经过。他说，是迪克一再叫嚷“不留证人”。在枪杀男孩之前，他们还在孩子头下垫了个枕头，让他睡睡好。他觉得男主人是好人，说话温和，直到用刀割开男主人的喉咙，他还是这么想……

我们不知道佩里的话有几分真实，他也要利用卡波特，他要表现自己“天良未泯”、并非蓄谋的一面。但确实如卡波特的题目，这是“冷血”；也确实如佩里姐姐所言，他的情绪变化，缺乏常人的稳定和可预测性。另一方面，不管是谁，当一个“蓄谋”已久的重大目标伸手可及时，能否坚持操守而克制可能触发的异常行为，这都是一个困难的考验。

经过六年漫长等待，１９６５年１月，最高法院驳回了迪克和佩里的上诉，法律途径走到了尽头。五次延期之后，死刑执行终于确定在４月１４日。佩里以为卡波特这样的名人有办法再次延期，多活几天也是好的，他急切地打电话给卡波特。卡波特，一直关心他们的卡波特，躺在床上就是不接。苦熬多年的目标就在眼前，再延期，书再不能出版，卡波特觉得自己要崩溃了。最后是佩里把电报打到艿儿那里，艿儿让《纽约客》的编辑将电话挪至床边，听筒按到卡波特耳朵上，他才答应去见佩里最后一面。

卡波特原则上反对死刑。绞刑的现场震撼了他。卡波特哭着给艿儿打电话：我做了所能做的，真的。艿儿答道：或许吧，不过事实是你不愿（让他们再活下去）。

卡波特从刑场回纽约，在飞机上翻看佩里的遗物，里面有佩里为他画的像。佩里的笔下，卡波特的面相有点冷。

电影拍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在真实生活中，这个美国当代文学史的著名故事，仍在继续。《冷血》出版后，获得了极大成功。通常只登载短篇小说的《纽约客》——电影《断背山》就取材于这本杂志上的同名短篇——分四期连载了《冷血》。人们追着抢着看，这四期杂志创造了《纽约客》的零售量记录。书也是一版再版。

卡波特自称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 这大概言过其实。但四十年后回头看，《冷血》确实是如今在市场上能与小说一较高低的“纪实文学”的滥觞。所谓“非虚构小说”，大致地讲，就是基本情节和绝大部分细节都来自真实生活，但在结构安排和人物塑造上借鉴了小说的技巧。卡波特大大提高了新闻报导的可读性，他实际引入到新闻报导里的艺术手法，当然不限于结构安排和人物塑造。比如，《冷血》的开头，说到堪萨斯的广阔平原上，储藏谷物的塔仓，远看有如希腊神庙废墟的廊柱。亏他想出这一比喻。美国农村那种靠旋梯式传送带堆积玉米的塔仓，就是一个三、四层楼高的圆筒。这一比喻立即令人联想到希腊悲剧和《冷血》中的命运主题。这也是电影《卡波特》的开头：高高苍穹下的大平原，闪过几柱塔仓。电影里，卡波特在纽约阅读集会上，也念了这开头的一段。这种意象的运用，新闻里通常是见不到的。

《冷血》虽说“非虚构”，毕竟也算“小说”，罪案细节之外，某些虚构还是允许的。书的结尾，凶手伏法之后，杜威警官去墓地祭奠被害人——这是一个人际关系很紧密的地方，杜威警官和克拉特家的男主人是同一教堂的朋友，他遇到了来与被害女孩告别的同学。六年过去了，同学要离家读大学去了。这个场面是卡波特编的。作者的寓意，大概是悲剧之后，生命的成长在继续。书评家们对《冷血》一致叫好，甚至说该书有希腊悲剧的味道，但是这个结尾让很多人叹气说“俗了”。

《冷血》是卡波特创作生涯的顶峰，卡波特自己，却几乎从来不谈这本书。只有在旁人说到某作家新写了一本极好的纪实文学时，卡波特偶尔会说：这是我发明的游戏，他玩不过我的。

写作《冷血》期间，卡波特开始喝酒。酒瘾损害他的健康，《冷血》之后，他有过很多写作计划，但没有一本书是完成的。卡波特自己说，如果能预料到写作《冷血》对他的影响，他会开着车子逃离堪萨斯。他说，写《冷血》之前，他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写完《冷血》，他身上发生了某种可怕的变化。他始终忘不了那些事。

卡波特作为著名作家都觉得难以形诸文字的，那些事所纠缠的，应该就是野心和良心的选择。即使是冷血罪犯，为了自己的私利，我们是否有权利欺骗他们，利用他们？特别是，当他们为生死大限所煎熬的时候。

《卡波特》拍得有如长篇小说般深刻，这是导演的功力。意识到早已冰封的这段经历下仍有地火奔腾，编剧绝对是高手。在影片里扮演卡波特的霍夫曼，则以他那精湛的演技，让我们随着卡波特追查罪犯心中黑暗的同时，也问一问自己心里的某些底线。

１９８４年８月２５日，离开他的六十岁生日仅有一个月，卡波特因酗酒去世。临终前，他拒绝去医院，他宁愿平静死去。

杜鲁门·卡波特留下的最后的话，是说他想去中国，那里没有电话，没有邮政服务。卡波特喜欢找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安心写作。《冷血》的主要部分，是在西班牙的僻静海滩写成的。他大概觉得，在遥远的中国，他可以忘却那些拷问他的回忆。

杜鲁门，你错了。１９８４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开始，国门已经打开，电话和邮政也是有的。不过，你真的不妨来中国。这片土地并不缺少冷血杀手，你仍然会成功的。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取得成功，在这片土地上，你都不会遭受良心的自我折磨。

〔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