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被现实判决的流放之路
— 续谈《遍地枭雄》的出走命题
十三月

人与现实的关系是艺术创作的永恒母题，在完全统计实属不可能的前提下我妄下了一个论断：应该有80%的创作作品选择了人与现实的对立关系，而其中又有80%的作品选择的解决方式之一是从现实中出走。

完全是个人的喜好，我认为创作史上最著名的出走是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她的出走是从以男性为中心的生活中的出走，从虚伪的爱情中的出走。娜拉的出走催生了女性主义的诞生。而创作史上走得最远的出走是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他的出走是从人的生活常态里彻底变异，格里高尔最终以一只昆虫的形象结束了生命，说明这还是一次以失败告终的出走。

出走，源于对立。人从自然状态步入社会的开始就感受到现实的残酷，生存的不易。大到国家机器、道德传统，小到家庭权威、纪律规章，无不形成对人的种种束缚和压制。人追求自由的天性被现实禁锢成梦想，梦想诉诸于创作就诞生了以表现人打破牢笼冲出阻碍从现实中出走为主题的系列作品。

以现实为原点的出走，其方向和结局并不固定，可以任人发挥。有的出走，把重点放在原点上，把常态生活对人的折磨和困扰刻画得淋漓尽致，最后的结尾是被逼无奈一走了之，走了，就成功了，走到哪都无所谓了，这样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还有的出走，把重点放在方向上，把摆脱了束缚之后人的自由状态描写得天马行空，但最终给人的意象却是被剪断了线的风筝，其实是从一个困境出发坠入另一个新的困境。

出走付诸于行动，其实是守势，可以是抗议，也可以是逃避，还可以是演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有很多抗议式的出走，因为指向很明确，反动势力的存在使追求进步成为可能；而当代文学作品的出走则多数属于逃避，少数较深刻地写成了演戏，原因在于要反抗的目标越来越不清晰，已经不复再是一种可以给予明确命名的势力。因此无名的压力之下，或寄情于山水，或沉迷于空想，所谓“浮生偷得半日闲”，都是对目前状态不满意又无从改变的逃避。演戏式的出走可以归结为癫狂，象一定要把自己的尾巴咬断的吠犬一样，注定摆不脱舍不掉，却时时端出一副要摆脱要舍掉的姿态来，典型如崔健在歌中所吟唱：“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出走者的结局取决于性格或心态的不同。刚烈的人会把出走走成生命终结于自我取消的线段，触目惊心但留有尺度可以追及的遗憾；圆滑的人会把出走走成折返往复的曲线，从终点又回到起点，出走的过程变成一场虚空的梦幻；超脱的人奢望把出走走成一条射线，从现实出发走到无限远了还要走，其实是追求一种永远“在路上”的状态。

然而，所有出走者从出走的一开始就已注定无法摆脱悲哀的宿命，出走者之所以出走，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生活在别处”。但相对于“此处”而言的“别处”又是何处呢？正如帅克所言：“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是在自我欺骗”，其实出走也是自欺欺人，嘴里说的是不能做现实的俘虏，其实所走的已是被现实判决的流放之路。

而出走者的可敬，就在于飘浮于现实之中的他们有自觉的意识要掌握住自己。只不过在这意识还不够强大到可以无视现实生活的绞杀的时候，珍惜这火种的人只好寻求去他处。而历练过后，回马一枪的时候，就没有此处彼处的差别了，真正的强者所要做的则是搏杀于现实，在痛苦冲突挑战责任中不停歇地锻炼自我，提升自己！正如《昭明文选·反招隐》所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只要心中有我，何惧有什么东西在身外环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