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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政治.国族──从张爱玲到李安
戴锦华

但是这个电影当然有另外一个东西，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想起来了现代话语之中消失了的描述方法，这是部哀情文艺巨片，象三十年代的《魂断蓝桥》，其实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浪漫情节剧。那么悬疑片、黑色电影、浪漫情节剧的特征组合在这个电影当中，构成了这个电影的另外一个视觉冲击、饱满的视觉魅惑。所以我们说是一部简单的电影，给每一个人、不同的观看的人给出一个不同的切入，也以它这样一个拼贴，这样的一个重叠，呼应着整个世界、激变之中的世界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所遭遇到的现实的困惑。

那么，我们说一部简单的电影，一部成功的、成熟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规中矩的电影，何以赢得如此的辉煌？在欧洲三大A级电影节上摘得桂冠，然后在全球旋风一般地带来巨大的票房成功。后面我将讲到，李安做为一个神话，作为一个奇迹，当然首先是叫做好莱坞的华人，那么好莱坞的华人明星背后有巨大的，我们的美国崇拜，我们的美国想象，我们对美国作为权威的仲裁人和评判者的一个这样的身份估价。李安是被这个权威的仲裁人、评判者肯定了的导演。那么同时李安作为一个成功者和神话，就是迄今为止，绝少有人同时摘取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和柏林金熊、威尼斯金狮奖，三年之内两次获得金狮奖；然后赢得亚太电影节、金马奖及全美各大艺术电影节及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重要的电影节的奖项。我们说一部中规中矩的、内容相当单纯的电影，何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我先从华语地区进入，然后给出我的一些初步的阐释。

这个电影一方面说，它的成功多少有点匪夷所思。从另一个角度说，它的成功又有充分的理由。为什么？因为我说它几乎是一个造成它必然成功的俄罗斯套盒，一个俄罗斯娃娃。那么这个套盒是什么呢？你可以说最外一层是李安，套着的是张爱玲，套着三十年代上海，里面套着郑苹如刺杀丁默村案。你也可以说，郑苹如刺杀丁默村案包裹着张爱玲，张爱玲的人生，张爱玲的创作，张爱玲的故事传奇包裹着李安，你可以说他们互为表里，互为皮核。而这三个元素，已经足以在华语地区和广义的东亚地区构成一个巨大的成功的票房感召。当然李安作为极端内敛的、极端温柔敦厚的、极端自制的一位导演，这一次口出狂言，说我拍什么不重要，我不需要寻找卖点，我就是卖点（哗然）。这一次他的口出狂言也似乎颇有道理，可是下面我将要说，如果说我就是卖点，我拍什么不重要，我养什么成什么。那么我们刚好要问的是，如果选择是不重要的，那么选择就变得空前重要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明白我的意思，对吧？如果说我需要票房，我需要投资，我需要保障，我需要观众，我需要奖项，就决定了我选择什么。如果我选择什么都无所谓，他的选择才是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必须从内在予以解释。

我们现在稍稍作一下梳理这个李安神话或者叫李安奇迹。李安的成功，首先他在今天的世界上意味着一个跨界，或者叫越界者。因为他跨过了华人世界和好莱坞世界，这是最重要的。几乎几十年来，华人在好莱坞当中打拼而绝少成功。我有幸在晚年的时候遭遇到胡金铨导演，然后在洛杉矶看到他那个艰难的、困苦的生活，我在最后的时刻，看到他是如此地高兴，在历经了几十年之后，他终于得到了一小笔投资，要拍摄他已经准备了很久的一部电影《华工血泪》。为了这个电影他准备去做一个小小的心脏支架手术，而他最终没能够走下手术台。那么以胡金铨一代华语大师，整个中国新武侠片的缔造者、奠基人和最高成就者，在世界各大影坛已经取得一致公认的导演，仍就在好莱坞沦落。从这我们大致可以想见，李安从华人世界跨进好莱坞的故事是多么地迷人。这是电影。抛开电影而言，我们还是可以想象一下中国和西方，中国和美国，中国和世界，那么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大致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李安这一个跨界的意义之重大。

还不仅如此，李安不仅跨过了华语世界和英语世界，李安还跨过了东方和西方。这是不断被描述的，不断被讨论的关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双方的冲突及理解、融合。而李安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一个华人导演身份在好莱坞成功，而且在于他在华人世界或者东方世界的成功使得他把东方文化带入了西方世界。他在西方世界的成功是由西方的主流、经典所认可的。所以我们对此稍作一下追溯，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我要把李安获奖的名单念下来估计也要念个十分钟）。大家记忆犹新的《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美工，最佳音乐，最佳摄影和最佳外语片。而除此之外，它几乎在欧洲的主要国家，比如说欧洲电影节、凯撒电影节、自由独立精神电影节，都获得最佳外语片奖。那么胡金铨参与奠基和创造的这个中国功夫片，决不是可以简单的等同于西方的ACTION（动作片）的这样一个片种，终于进军好莱坞了，征服全世界。也是《卧虎藏龙》的示范作用带起了《英雄》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华语大片的黄金时代。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李安在好莱坞的成功，并且站稳在好莱坞当中，是以一部叫《理智与情感》的电影，改编自简.奥斯汀的小说，英语世界的桂宝，文学史上的经典。李安以执导这部电影而确立了他在好莱坞的地位，一个华人导演拍摄了欧洲文学经典，并且受到了好莱坞的肯定。

下面一个例子大家熟悉得不得了了——《断背山》（笑）。一个华人导演拍摄了好莱坞文化的核心，也是美国文化的核心，美国的神话，美国的历史，美国精神所在的一部西部片，而且他逆转了这个西部片，把同性恋文化放置到西部片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巨大的改写和巨大的冲击。因为西部片作为美国开拓的神话，美国精神的神话，也就是男人的神话，男性的神话和男性的世界。而对于男性的世界来说，最具威胁力的，最可怕的、最丑陋的东西，就是男同性恋文化。而李安不光成功地拍摄了这部影片，而且以这部影片摘取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不是最佳电影，但是最佳导演常常对于一个电影艺术家来说更为重要，因为那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肯定。而同时这部影片为他摘取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有过但是为数不多，一部电影同时获得奥斯卡和欧洲三大A级电影节的肯定。

所以我们说李安对于东西方的越界，对东西方的跨越，是空前的，是惊人的。同时大家不要忘记，尽管这个说起来可能不大光彩，李安还成功地拍摄了典型的好莱坞影片或者说好莱坞的垃圾片《绿衣人》（笑），他也成功地拍摄了好莱坞式的好莱坞电影《冰雪暴》。我想大家知道《冰雪暴》同时获得叫作A级电影当中的A级电影节——嘎纳的金棕榈奖的提名。所以我说他同时以《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而成为华语世界的电影新浪潮的代表性成就。而《喜宴》为他赢得——和谢飞的《香魂女》一起分享了那一年的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在这样的程度上，我们说李安的成功是惊人的，是极有说服力的，是我们望尘莫及的，是华语世界的导演们、艺术家们望尘莫及的。

还不仅如此。李安的成功还在于他达成了一个人人梦想而难以达成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跨越商业与艺术，跨越叫好与叫座，跨越雅俗而达到雅俗共赏。这样一个每一个艺术家都心向往之而难以达成的目的，比如说《色戒》这样的电影，作为金狮奖的获得者，同时也是票房前锋。实际上中国电影获金狮奖、金熊奖、金棕榈奖已经为数不少了，但是到今天为止，基本欧洲国际电影节奖项，还约等于票房毒药（大笑）。而李安跨越了这个人人向往而难以跨越的鸿沟，所以我说李安到了这里就成了一个神话，成了一个奇迹，成了一个仰望的高度，所以李安可以说“我就是卖点”。

但是如果仅仅以李安为卖点，这个电影至少在华语世界也许广义的东亚区还不会这么成功。那么作为一层核或一层皮，下面是张爱玲。不仅是张爱玲，《色戒》的故事始终让人联想着，或者总有人暗示和提醒着，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张爱玲作为一代才女，作为一个文学的奇迹，作为一个近年来在中国、华语世界当中最辉煌、最璀灿和一个文学经典（后面我会提出我的质疑），她的小说已然迷人之至，最热爱张爱玲的人已经用张爱玲比喻英语世界中的莎士比亚（哗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脉络，因为张爱玲的高度，所以张爱玲和李安的双重品牌效应，已经足够造成这个影片的票房感召。

我说还不仅如此，这后面还有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我看到中国的一个权威杂志专门作了这样一个阐释性的报道：《色戒》作为张爱玲的晚期小说之一，是张爱玲小说写作史上创作时间最长的一部。小说1950年完成初稿，一直到1977年在台湾的《皇冠》杂志上发表，直到83年，才收入《惘然记》。多次改编，数易其稿。一个解释说，张爱玲之所以写得这么久，是因为张爱玲在写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张爱玲借了郑苹如刺丁默村案在写自己，在写自己这段不堪的、不能回首的、难以忘怀的情感。张爱玲同时想对整个世界讨论、阐释也许她忏悔她爱上了一个汉奸的故事。可能更重要的是前者（这个已经涉及到我们后面要讲到的国族、春秋大义的问题了），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张爱玲要如何去面对这段情感，如何去总结这段情感？于是我们这个权威杂志作出的这个解释为什么可以成立？因为张爱玲这个小说写好以后，久久久久地不发表，久久久久地修改，直到胡兰成出版了《今生今世》以后才予以发表（张爱玲给它起的名字是《今世今生》，胡兰成记错了，就写成了《今生今世》）（笑）。这个权威杂志的解释是，胡兰成不仁在先，张爱玲也就不义在后了（笑），这段故事就这样出台了。到今天当张爱玲成为了一个传奇，成为一个奇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被描述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的时候，张爱玲胡兰成传奇也就开始一波一波地变成通俗文化或者小资修养的组成部分（笑）。

很有意思的是大家都会记得一部影片，叫《滚滚红尘》（哗然），它叠加上了另外一个传奇女子三毛，然后又叠加上了林青霞，来演绎了胡兰成和张爱玲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一个插曲，这个影片拍摄完成，在香港制作完成，成功地在两岸三地同期上映。不久以后，是当时的台湾当局率先禁止这部影片，因为美化汉奸。继台湾当局禁止《滚滚红尘》之后，大陆也禁止了《滚滚红尘》。换句话说，在不远的从前，春秋大义和汉奸问题还是一个不可触及的问题。但是接着，我悄然地发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今世今生》《山河岁月》已经在大陆出版，已经开始成为小资经典。而且我看到人们盛赞胡兰成的才情，胡兰成的文字的时候，在人们用艳慕的、传奇的、浪漫的口气谈论胡兰成张爱玲的时候，好象没有人谈到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汉奸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胡兰成的无耻和背叛。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实。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已经如此的尽人皆知，一波一波的传播开去的时候，我似乎没有必要在这儿重复，但是我还是想念两段胡兰成的文字，来作为对这样一个传奇，和对这样一个俄罗斯套层的理解。大家知道胡兰成和张爱玲见面之后，张爱玲赠送了自己的照片给胡兰成，在后面写了这样一句话：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作为女人，是一个长得很高的女人，所以胡兰成和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说，哦，你怎么长这么高啊（笑）。然后张爱玲的回应是“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两个人结了婚约，举行了婚礼，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婚礼，只有一页纸，胡兰成张爱玲缔结为夫妻，然后后面是那句著名的“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一个张爱玲式的祈祷，一个很低很低的要求。到胡兰成的背叛已成为既成事实，对胡兰成来说，不背叛才是奇怪（笑），背叛是常态。张爱玲给他的回答是，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我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去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枯萎了，自我萎谢了、凋谢了。够美丽的，够感伤的，对吧？

但是在这儿我要稍稍带开去一点，胡兰成和张爱玲的这个传奇何以深刻的缠绕在张爱玲的阐释当中？比其他艺术家、作家的生命中的爱情故事更深的缠绕？是因为张爱玲同时在当代中国，在整个华语世界联系着一个大时代，一段大历史，那么这段历史就是冷战的历史。这个时代就是两岸在美国第七舰队的隔绝和保护之下残酷对峙的这样一个时代。而张爱玲的著名故事在大陆经常是欲说还休、欲语又止，其中包含了张爱玲在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最终离开，定居香港，并且在香港撰写了两部毫无疑问的反共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于是张爱玲就在冷战的世界当中，成了自由世界的旗帜，一个逃离了共产党员统治，英勇地反抗共产党统治的这样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但是这种冷战的格局当中，被派定的这样一个位置，显然和张爱玲的个性极端不吻合，所以她去了美国。大家可能知道，她第二任丈夫是美国共产党员，是美国的左翼作家、思想家，这一段在自由世界就被隐而不论了。

张爱玲的这样一个脉络，首先赋予了她在冷战叙事当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所以当张爱玲被作为沦陷区的女作家，作为和汉奸不清不楚的女人，作为反共急先锋，在整个大陆文学、文学史上完全消失了的时候，她在台湾，在海外中国学当中，早已脱颖而出，被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必须向大家说明，1988年，准确地说是1987年，我发现了张爱玲。在没有任何一行文字的情况下，我读到了《倾城之恋》，我为之倾倒（笑）。我发现原来有这么伟大的作家和这么伟大的作品，于是我开始撰写张爱玲的研究文章，以为我对文学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笑）。到我和孟悦合作的那本书《浮出历史地表》出版的时候，张爱玲热如平地春雷，在全国炸响。我就只能说我无功可居，也无罪可负，我只是在历史的大潮当中，不期然的做了一回俗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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